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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最后四年的行言思十年祭20062016（第5页）

我的证明方式：

首先，技术科学的自我证成终将走上不属人的物化道路，它毁坏的不仅是非西方民族，而且是包括西方民族在内的人类生存。

其次，揭示西方技术科学化道路的技术理性根源，即希腊“知识善”（类型真、自然法、自然正当、强力意志等）的功能主义伪善本质；基督教并没有使希腊理性得到根本调教的原因在于，地域民族神（希腊诸神、基督教一神）被膨胀为世界一神（即形而上学性的亚里士多德神），神学也走上了意识形态道路，我把它叫作“宗教乃神逃离的世俗形式”。因此作为前提，对西方哲学、神学都必须做揭破假象、还原诸神的清理工作。然后才能重新提出世界主要文化类型相辅相成地中和调教的必要性。

第三，非西方民族中能担当此重组调教命运的精神资源是什么？

我对前两点仅仅做到了根源清理，对第三点也只提供了问题的形式指引。总之，还停留在问题揭示上，离问题解决尚遥远得很。

虽然如此，但毕竟是新眼界的获得，它将成为新一轮思想革命即“革‘革命思想’的命”（“启‘启蒙思想’的蒙”）的先声。

第四，这个方向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有可能提出来？它同先前反西方的“守旧观”如何不同？

我们的前辈中不乏通西学的大家，如辜鸿铭、陈寅恪、钱锺书、陈康、胡适、冯友兰、徐梵澄、李泽厚等人。就学问而言，他们在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可以说都做到了尽可能地了解西学。但为什么他们的“通西学”并没有通到令人期待的警醒地步呢？

……

只有到了中国经历过三次翻译高潮（五四时期、八十年代、21世纪初），我们才有可能在反复的对比中体会到西学的显与隐及其临界状态，特别是对危机意识不再做浪漫化的处理，而是直观到它来自为强力意志所强行奠基的思想根源，那么，这样的时机就到来了：走出西方意识形态的世界视野。

5.对同学们的要求和不要求

萌萌老师创建的这个点的命运，包括我的教学，只能由它们自身的时限维持其自身，完全用不着要你们承担什么义务和责任。我这样说，也同时表明，这里不存在学派问题。这是我不要求你们的。

此外，我刚才讲的那些，只在这个意义上对你们有用，作为你们今后做人为学的参考。仅做参考，不是尺度。它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不追逐时尚，不在时尚中随波逐流。你们可以把它看作人品和学品。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点，萌萌老师和我，是要求你们的。

再谈第二个问题……

（未记录完整）

我用萌萌逝世三周年的这个“谈话记录”作为进入萌萌之“思”的衔接点，基于这样一个理由：它离萌萌最近，其中就有一个关系到萌萌毕其一生的思想内核——“革命”。同时也可看出，核心范畴“革命”，与我今天的思路演变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与联系。同学们阅读，既可进到萌萌最后二三年，也可退到我《偶在论谱系》后的文本。

萌萌进入学术界，“革命”这个概念似乎在她身上湮没无闻了，而表现出来的大多是人们印象中的“贵族沙龙”中的“女主人”形象。但我很清楚，萌萌骨子里始终是一个“革命者”。也就是说，只有在“革命”的深沉背景上，才能澄清“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之致命严重性。何况，最后四年，我们交谈中，已经回归到“革命”上来。

上述“革命三层次”，本来就是交谈的一个开始，萌萌对“社会革命”与“国家革命”不仅从“文革”到现在历来清醒，还尤其表现在“历史阶段”与“地缘区域”的特殊性成就及其具体观察、具体分析的立足点。为此尖锐指出：“用特殊性阻挡启蒙与用普遍性阻挡对‘启蒙’的反省，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即用既有强势话语代替深入具体分析，都是缺乏独立意志的表现。”所以，萌萌认为，“启蒙”是革命，“启‘启蒙’之蒙”更是革命，后者比前者难上加难！

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一句革命箴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它其实是萌萌反复疑惑着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怎么了：不仅遗忘了过去，还把这种遗忘当作现代性革命的标志自我标榜？

（注意，这个表达曾在我讲解“双重遮蔽”时，萌萌就作为“例证”补充出来。）

“进化论”吗？

萌萌写《时间和意义——重负、轻负、感受的生成性》（读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谈及“进化论”时间观与“末世论”时间观都是“线性的”，而基督耶稣时间观则是“中心的”，即两端向中心回复而和解——“因信称义”。萌萌问过：“洛维特好像退出了‘进化论’也退出了‘末世论’，难道他真的相信基督教的‘中心时间论’？”

当时我没有回答。只说我在校对此书时也有过类似疑惑（1996年春）。萌萌走后，我偶然翻到当时的一则笔记：

进化论与末世论都是线性时间观，同向，也可同步，但绝不同目的。资本现实明明是用进化论取消末世论，像取消上帝一样。马克思则用共产主义结束阶级斗争史前史以代替末世论。这一点洛维特看出来了，所以他说“马克思主义是用国民经济学语言说着的弥赛亚主义”。但正是这一解决方案失败诱导洛维特做了一个“悬置式”陈述，既然现实的马克思错了，不愿回到资本主义进化论，就只剩下基督教的中心时间观了，希望在每一个中间时间段达成各种冲突和解的可能。也就是说，洛维特把自己的真实动机隐藏到“历史狡计”（黑格尔）或“机缘决定论”（洛维特）中了。但我仍然可以怀疑，谁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生产力（技术）决定论”到头来谁的账都不买，它只走自己的路去了。

在当时，这等于白说。原地踏步就是白说。我只是感觉到问题，还不能理解问题。障碍来自：西方资本家比“西马”更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他们更乐于身体力行——按资本本性行事。“资本本性”是什么？它越过了马克思“空想的科学”，正如“唯物生产力”越过了“劳力者”让渡到“生产工具”与“生产原料”的更高技术阶段，径直朝前走了……

所处“世纪之交”的“思想与问题”，就是如此。接着就遭遇了施特劳斯与马克思两个犹太人，一个对另一个保持沉默，“不可解决问题”中就有着“进化论即末世论”的沉默——至少我存疑至深。人在潮流下，说出来的仅止于《解释与论证》中的一个表象：“施特劳斯悖论”——既是隐伏，也是藏匿——给深思留下空间。

萌萌一方面对这些细微的差别极其感兴趣，甚至激起了她创办“启示与理性”的决心，但另一方面，又预感到自己的脚步愈来愈迟钝了，尽管接下来她写了很重要的四篇论文：《视觉时间：苦难、进步论与末世论》（2002年）、《记忆中“曾经”的承诺——读吕贝卡·蔻眉〈拯救复仇〉》（2004年）、《复活历史灰烬的活火——“曾经”中蕴含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2005年）、《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纯语言”意向为何？——〈译者的任务〉的校译与解读》（2005年10月）。其中几乎都关涉到“犹太人问题”。但她总觉得力图接近自己想接近的目的仍然遥远，才有了这样的感慨：

在生存际遇的困境中“死于羞愧”

在西方学术面前“死于羞愧”

在朋友强势学术面前“死于羞愧”

在自己的学术绝境中“死于羞愧”

如何寻找、坚守自己的学术出路

……

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的疑惑，准确地说，从“迷途问津”到“迷途指津”的缓慢感悟，才痛彻于“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

看过《渎神的节日》的人，会注意到，一个人疯了，才让我惊醒于疯的陷阱。同样道理，萌萌的“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之绝望，也让我反观我的处境，我在“涕泣之谷”中的跋涉印证着萌萌的艰难！或许，我不该向萌萌推荐霍布金斯演的《势不两立》。“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这句话就是霍布金斯的一句台词。它在我这里是一个“警醒”，可在萌萌那里却成了“绝唱”！

不仅如此，单单是“风雨如盘暗故园”，萌萌是撑得起的——她喜欢明朗抗争的情怀。但如果“暗故园”是暗到内部的分崩离析，像虫子钻心地噬咬，她就只有哀叹“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我知道，个人遭遇的痛苦再大，也只是“切肤之痛”。而有一种痛苦，几乎是你感觉不到的，例如它隐藏到“知识”中，只要是西方的“知识”都当“真理”拿来掩盖自己的傀儡，连跟班、买办与臣服也变成了光荣；对于自己的文化、民族、土地与血遗忘了，却自诩为进步。学习总是尾随在西方遗留的思想中，永远摸不到原创的边际，居然也成为学问的楷模。所有这些都因“知识”的增长而掩盖了知识的羞愧。它使我有一种永远爬不起来的感觉在灵魂深处悲鸣！

萌萌的生命就这样断裂在内部分崩离析的当口。

2016年5月27日海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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