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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最后四年的行言思十年祭20062016（第4页）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人必须对自主知识的追求感到羞愧，对其背叛上帝而感到羞愧，否则他必将继续与上帝、他人与大地万物分离。他将否定上帝，将他人与自然成为自己欲求的对象，并予以驾驭。正是这一后果使他感到蒙羞！归根结底，他是对背叛神律而不是裸身感到羞愧。而正是这一思想贯穿着《创世记》后各章大量针对违背上帝旨意或没能捍卫自己信仰而产生羞愧感的论述。

朱赢：《“中国”人的德性——有感于“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

“德”对“中国”这一共同体具有特殊意义。由于“中国”之根本是立于德性的，这使得“政治”对共同体秩序亦有限度——若简单将“中国”视为政治共同体，那么在德性的认识上恐不能周全。据《说文》：“政，正也”；“正，是也。从一……古文正，从一足，足亦止也”。至于对“一”的理解，就回到了“道生一”的大德之上：“惟初大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因此必须重视“道德”先于且高于“政治”的前提。政治根本上不是确立权力主宰，而是为实现道德的追慕。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为政》）的叙述，就显示了“德”在“无为”中的力量。

政——正——从一而止。止的两种方式：以外力禁止，或以自觉而止。

刑法作用于恐惧，礼教作用于廉耻。德性无法因恐惧而立，正如一把举起的斧钺不是使人羞愧的根源。

孔子在论述政、刑与德、礼的优劣时，一个重要的衡量乃是“耻”——民是否有耻成为判断共同体德性的重要标准。这就涉及到“自觉而止”的层面。

伯夷、叔齐应是“死于羞愧”的典型。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列传》）

暴力的正义与反讽同在。

“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为何是死于羞愧，而不是从善而生？所以这一命题必须倚靠“可能”二字。就是潜在的“可能”，以死之沉重焕发德之高贵；但也是“可能”二字，使德性徘徊于明暗光影。

2013年9月5日记海甸岛

“思”

萌萌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记述《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笔记的？

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不能完全敞开回答的。原因有内外之别：内，这是埋在萌萌心底里的思绪，萌萌不在了，何处求全；外，萌萌伤逝于世事与人事的绝望，岂是他人可以随便拿来说三道四的——试想，萌萌在世，她会和盘托出吗？

所以，我只能把这个问题的“面向”呈现出来。先从一个衔接点进入。

2009年7月6日，萌萌三周年祭（3、4、5三日）的第四天，中午在沿江四路东“鸭尾溪一号”同学聚会，参加者有：

郭熙明，文贵全、龚晔，贾冬阳、芳宁、张鑫焱、胡永嘉，张爽、王熙雯，唐俊峰、孙娇、张守永、高琪、戚瑞、郝春鹏，牟琪、唐敏、龙卓婷，曾新林、梅迎秋、戴堂振、刘锐，魏春雷。王凌云，杨晓强，5日有事先走了。

我做了一个发言，谈了两个问题：

（一）我们正面临一次思想革命；

（二）如何理解“文革”的精神遗产。

先谈第一个问题。

1.你们身处的时代环境

西学东渐已经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中，西学成为中国学术的基本特征。在未来的一百年中，能否改变这种追随状态，那要看今后西学中的成员在反省时是否锐利、透彻与坦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只能在西学的后面再跟随一百年。

从今天学术界的状态看，再追随一百年不是不可能的。你们在这个点，至少在意识上对此明白最早了。这是好处，但也是坏处，它会使你们将来的学术生活处在愿望与能力的尖锐冲突中；同时也处在个人与环境的尖锐冲突中。

萌萌老师和我，就是你们的见证。

2.革命的三个层次

“社会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所谓“科学”）“国家革命”——政治体制的变革（所谓“民主”）

“民族革命”——作为根系的民族文化类型及其天道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文化种姓）

如果一个民族及民族文化，因社会革命和国家革命，最终将自己的民族根系也连根拔除了，完全合流于占现代性主流的西方文化，那只能表明这个民族没有独立为一个世界民族的能力与资格，它的毁灭像一个物种的毁灭一样，归根结底是不足为惜的。

如果事情不至于此，那就是说，这个民族还有能力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就必须在社会革命与国家革命的变革中最终回答：自身民族文化类型及其民族文化精神是怎样与西方文化相区别而独立地传承与发展的？甚至更进一步地说，当西方文化主导的今天，世界已经被带入技术风险之地，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有没有使自己挺身出来既承担风险，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要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即调正世界的方向、扶正人类的命运？

例如法国，在欧洲近现代史的沿革中，法国始终处在英国政治革命（17世纪）与德国思想革命（19世纪）两头夹击中。法国并没有追随英国革命及其妥协形式的“光荣革命”，而是爆发了激进的“法国大革命”（18世纪）；另一头，法国思想自笛卡尔后，一百多年来，几乎一直受着康德——黑格尔古典哲学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现代哲学的钳制，但仍然爆发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抵抗与突围。正因为如此，使法国在近现代世界革命思潮中仍然贡献了自己的政治形态与思想形态。甚至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没有法国的革命及其思想输入的活力，西方世界就会在纯粹经验与纯粹概念的“两堆青草”中僵化起来。我把它隐喻为“布里丹驴”。与今天西方科学主义的“埃舍尔蛇”不同。

3.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深刻理解西方思想的实质

如果仅仅依靠启蒙主义实行社会革命与国家革命，则必然以毁坏、丧失民族文化根基为代价，那么这种社会革命与国家革命只能是对西方的尾随与对民族的背叛。换句话说，这种革命仅仅获得的是西方殖民主义性质及其奴性。

只有将社会革命与国家革命根系到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革命，才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革命。

当然，只有在下面的前提下，民族革命才是多余的，那就是，西方思想代表真理、西方历史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事实上，这种启蒙主义理论至今仍然占着上风，有意无意、或多或少支配着所谓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的头脑（西方知识分子是自我中心，非西方知识分子则是自我殖民）。他们的口头禅就是“科学”与“民主”，前者代表着社会革命，后者代表着国家革命。有此两者，复何他求？难怪，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自觉接受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特殊与普遍”的二值逻辑中解除了“自我意识”，放弃了“民族命运”的思考，还美名之曰“启蒙、进步”。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首先就支撑着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社会形态理论是受生产力支配的。任何民族都要服从这一历史必然规律。因而违反这一规律的民族，像某些自然界的物种一样，迟早会被淘汰。

西方学者，即便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凭着现代性理论，也会判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反抗现代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启蒙主义现代性的产物，其根源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不能证明西方启蒙主义或西方意识形态只是西方的民族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普遍的世界的历史规律，“革命的三重结构一定要落实到民族革命的根基上”这一结论性命题就不能成立。

4.“革命的三重结构一定要落实到民族革命的根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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