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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第2页）

我提到他参与“中国之春”的事。

“过去的事情啦。”他笑着解释，“当时我刚从国内出去，火气很大。这两年经过痛苦的自我调整，才找到了现在的路。”

“同他们闹翻了？”

“也算不上闹翻。只是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愿意评论他们。”

他和妻子没在长沙过春节，就去了湘西和贵州。《噩梦之后》一书就是这次重返中国的总结，充满了对国内改革的赞许和希望。书中用了很多中国现代俗语，对“内地人”、“高干子弟”、“万寿无疆”等都作音译，中国通的气派和材料的权威性，想必会使英语读者刮目相看。这本书连同更为畅销的《革命之子》，使梁恒在美国名声大振，他主办的刊物也得到几个大基金会的优厚赞助。

电话联系上以后，梁恒第二天来我的住处，请我吃饭，顺便带我去看他的办公室。这是临街一栋民居的地下室，窄阶窄门，不显山不显水的。三四间房子里成天开着灯，感觉不到昼夜的交替。有人正在用电锅做饭，另一个在沙发上睡觉的人见来了客，就进里屋去重新开铺。他们就是刚来美国的几位中国访问学者，暂时寄居在这里，省着饭钱和宿费。

梁恒很忙碌，话题从一个跳到另一个。一会儿说老兄你混得不错；一会儿说纽约比外地就是不一样连人走路的步伐频率都高得多；一会儿说他住在好社区但纽约太拥挤多数人没有汽车也没有院子；一会儿说他主持的基金会想在北京建立机构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一会儿说香港的大众舆论太浅薄我们必须开辟美国与北京的直接资讯渠道；一会儿又说我的方针是“深研究广交游悲观进取”无论参众议员商人文士流氓我全交往……正说到这里，杨小凯来了，也是位湖南人。我们把梁恒的刊物讨论好一阵。

“你看，我实在太忙。”他似乎很乐意让我和杨小凯参观他的忙碌，又是打电话又是签字又是向手下人交代什么又是向几拨客人分别交换几句中文或英文的闲聊——包括指导刚来美国的同胞正确使用she和he。

“夏竹丽呢？当妈妈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目前根本不打算要小孩。”

“为什么？”

“business（事业）么。”

梁恒的business已经受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羡慕。一个幼儿园里曾经无人领回家去的孩子，一个被排斥在少先队之外的学生，一头闯进美国，当新闻人物、当作家和编辑、当文化活动家，等等，同各类人物都沾得上又全都分得手，终于有了地位、名声、钱——他请我在一家著名中国餐馆吃晚饭的时候，特地让我看看他的信用卡，据说是有种种特权的那种金卡。

他请我在金碧辉煌的餐馆里吃饭，重复社交场上千篇一律的看菜谱、碰杯以及餐后剔牙。但除了吃饭，我们还能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呢？就像我以往见到一些久别的同学或朋友，在肃穆的办公楼，在偏僻的小镇上，在充满着药水味的病床边。我常常感到一种不知所措和不知所言的窘迫。面对着阻隔于昨天与今天之间的漫长岁月，我好像是来寻找什么的，见面了，却又发现找不到。我该叙旧么？我该打听么？我该重演往日的亲热和玩笑么？……我知道能做出来的都不是我要做的，能说出来的都不是我要说的——不是。我希望能找到的，我没法表达。

我只能吃饭。我看了梁恒一眼，注意到他也看了我一眼。尽管谈笑风生左右应酬，他眼中似乎也偶尔掠过一丝茫然。

我们都不是伟大和优秀的人，都清楚知道各自的弱点，但我们既然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心里就埋藏下了一种让我们永远寻找的东西，也是永远也找不到的东西。即便在最平庸的人们心中，这种东西也在——它在不可名状的缄默中逐渐死去。

我们只有无奈。

纽约人用过了什么就扔，包括友人的重逢。我与他在纽约车水马龙的街头匆匆握别，期许将来的再聚，差不多就是期许将来的再一次吃喝，再一轮言不及义的交际化深刻或交际化潇洒。我很明白这一点。我回到了中国，见到了梁恒的妈妈——一位退休居家的老太婆。

看见这位头发斑白的母亲，我想起了梁恒在《噩梦之后》中，描写了一段生父与生母离婚多年后的重逢。那也是一次重逢。

试译如下：

父亲慢慢洗着澡，总算洗完了。我搀扶着他走向一辆出租车。这时我一眼瞥见妈妈走进了宾馆大门。一种解释不清的冲动，使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想让他们互相见见面。“爸爸，妈妈在那边！”我激动地说，指着那位身穿暗绿色上衣的微胖的妇人。爸爸盯着我没能理解，仿佛迷失在梦中。“我的妈妈，”我急急地重复，“你不想同她说两句话？”

没有时间容他思忖，他不由自主地顺从地点了点头。我飞快地跑向妈妈说了这件事。她看来极为惊愕和尴尬。她何曾料想过这样的会见？她脸突然红了，理了理一头短短的灰发和厚厚的上衣，说：“穿一件这样邋遢的旧衣，怎么好见人？”

经我催促，她慢慢走向停在那里的出租车，弯下腰，朝打开了的车窗探过头去。“老梁，”她踌躇说，“你好。”

父亲看看她，嘴张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攥紧久经磨损了的拐杖。在我看来，这一刻似有无限漫长。

虽然妈妈已知道他的肢瘫，但爸爸的残疾状态必定深深地震惊了她。“老梁，”她声音哽咽着，“你多多保重。”泪珠从她脸上流下来，她转过头去，无法往下说了。她快步走上斜坡进了宾馆，我也没有劝止她。我钻入出租车，坐在爸爸身旁，抓住他的手。

我们上了街，爸爸脸上是一片从所未见的茫然。“她的眼睛，”他最后说，“似乎不像以前那么亮了。”

“爸爸，”我失声叫起来，泪水阻在我的喉头，“整整二十五年哇！”

“对不起。”爸爸低声说了一句。

在驶往他家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沉默。

梁恒的生母眼下就在我面前，拿着较低的退休金，却总不愿向出洋的儿子要点什么。前不久她还嘀咕着希望儿子与儿媳生一个小孩送给她来带养。我常常看见她麻灰色的短发，看见她挎着菜篮子在菜市场停停走走，在我的早晨和黄昏中一天天苍老下去，于人世间留下那朵幽暗岁月里伸展出来的白菊——远方儿子白皙的手。这位母亲给儿子捎去的布鞋，我在美国商店也看到不少，从中国进口的，极为便宜，根本用不着从国内捎去。老人家大概不知道这一点。

但愿梁恒不会对妈妈说：纽约的布鞋也很好，也便宜。我想他不会说的。

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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