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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天涯（第2页）

为了对这一点作出弥补，我们尝试着聘请编外客座编辑，其中有两名特聘编审：李陀和南帆。关于这两位，蒋子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有过描述：

李陀一直是文坛上公认的忙人，可是这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大约是他八十年代末出国之后第一次回来，正闲着，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闲（贤）达。李陀这个人的最大特点也是优点，是对公益事务永远充满热情，并非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听说我和韩少功又在张罗一本杂志，他的反应差不多到了兴高采烈的程度。出国之前李陀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对办刊物有过一些想法却没有机会实现。那天下午我们在北京的三味书屋茶座里一直谈到天黑，还意犹未尽，又一块吃了晚饭才算完。跟李陀谈编辑业务，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芙蓉》杂志当编辑，每次进京组稿都会先到李陀那儿去报个到。毫不夸张地说，李陀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组稿向导。他几乎知道每个活跃着的北京作家近来正在写什么，眼下在不在家。更要紧的是，他一直以优秀批评家的独到眼光关注着正如雨后春笋般一茬茬冒出来的文学新人，为他们的成果摇旗呐喊，促成文坛对他们的接纳，这个名单可以排出长长的一串，凡是那时候的文学圈里人都会有印象。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他差不多是一个文学“星探”。

我突然想到，假如让李陀担任《天涯》特约编审，将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因为办这样一个刊物，太功利太实际的人，太以自己的遭际论事的人，太没热情太消沉的人，都是不合适的。于是分手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李陀，他也欣然应邀。这是我接手主编以后第一次单独而且是即兴决定的一件大事，但我觉得对此韩少功也肯定不会有异议。回到海口后，我把这事向韩少功汇报，他果然非常赞成。

杂志的另一个特邀编审是身居福州的评论家南帆。他是一个在当今文坛上很少能见到的朴实、诚恳，学问做得踏踏实实却不乏自己的见解，同时又从来不事张扬很具平常心的人。一九九五年底，韩少功到上海去开会，与南帆同住一室，几个晚上的谈话，让他对这个以前并不太熟识的同仁产生了极大的好感，随后便也产生了邀请他担任特约编审的想法。韩少功对我说，他感觉南帆不光读书读得很扎实、头脑清醒、悟性不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与为文的心状非常健康，与文坛上那些到处拉帮结派，以评论作人际交易谋取虚荣实利的人相比，是《天涯》的一位难得的同道。

两位外援可以在业务上参与，但并不能取代编辑部这一母体的改造。在这一点上我提醒自己不能有书生气。我很明白，现行人事体制的积弊，主要是“铁饭碗”和“大锅饭”总是诱发人的惰性以及社会上常见的内部摩擦，即便是一群铁哥们或者大好人纠合在一起也总是难免其衰。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只要一个人没有严重的违法犯纪，是不可能被扫地出门的；而只要有一个人好吃懒做而不受到处罚，其他努力工作者的情绪就要大受挫伤，整个团体的向上风气就会掉头而下，到一定的时候，连好些初衷不算太坏的领导和群众都会有大势难违于是不如自己捞一把走人的恶念。一九九五年底我接手时的海南省作协就处在这种危机的边缘，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多，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更有权说三道四，于是大家都比着看谁更有本领不做事。

当然，我失望于这种体制的时候，对市场化或者自由化的另一种状况并没有浪漫幻想。我曾经目睹甚至亲历过一些所谓体制外的民营企业，那里既没有“大锅饭”也没有“铁饭碗”，竞争的压力确实使人们不敢懈怠。但那里的现实问题是太缺少刚性的体制约束，因此要么是“暴君”式的管理之下员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剥削和压迫令人心寒；要么是“暴民”式的内讧之下频繁政变、连连休克，多数短命的企业最终都可能心肌梗死式地暴死。这就是说，如果说体制内多见腐败慢性病的话，那么体制外就多见腐败急性病，各有各的成本和代价。我曾经主持过的《海南纪实》杂志社是一个梁山聚义式的团伙，在海南建省之初的体制空白中，就遭遇过这种急性病。一旦发生危机，在体制外那个自由天地里，没有暴力的权力简直一钱不值，遏制腐败的权力往往软弱，依托腐败的权力往往强大。我听说好些民营企业竟然纷纷抢戴“国有”的红帽子，甚至顽强地申请成立企业“党委”，其中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是否也在无奈之下想回过头来借助一些体制遗产来维系企业的内部秩序呢？这种“城内的人想出去而城外的人想进来”的现象，使热热闹闹的体制改革中透出了怎样的尴尬？

不管是慢性病，还是急性病，《天涯》都须防疫在先，须兵马未动体改先行。这种改制是保守疗法中的激进，就是把企业民主这个往日革命化（书记专权）和当今市场化（老板专权）都遗弃了的东西，真正引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工资这一块不好动，就先从别的方面下手。整个机关以及《天涯》杂志社开始实行一种季度民主考评制，相当于每个季度来一次民选并且加上“生产队记工”。其内容是每个人的表现按“德、能、勤、绩”四个项目接受全体员工的无记名投票打分，然后每个人的得分结果与奖金发放和职务升降挂钩。当然，这个制度主体还有一些配套措施，比如为了削弱个人关系和情绪的因素，每次统计平均分时都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为了体现对岗位责任的合理报酬，每个人的得分还辅以岗位系数，即重要岗位人员的得分自增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十五。还比如，为了照顾中国人十分要紧的脸面等等，得分情况并不公示，但每个人都有查分的权利，以确保考评的公正和透明。等等。

我在事前的模拟测试中已经算出，根据这种新法，一个优秀的普通员工完全可以比一个慵懒的领导多拿到两倍多的奖金，可以有可靠的升迁机会。这种奖优惩劣的力度可能已经差不多了。

在《天涯》后来所有的制度实验里，这个考评制可能要算最重要的一部根本大法。可以想见，现在人人都有一票，所有员工都握有打分权，任何不良行为都暴露在群众的监督之下，都会直接带来自己利益的减损和体面的丧失。果然，少数坐惯了轿子的党员干部只经过了一两次打分，就灰头土脸混不下去了，最后自动提出要求调走或要求提早退休，再不就转过来要求抬轿子，为了得高分而争着抱群众这条大粗腿。这真是民主起义带来的意外收获：机构的减磅瘦身居然轻易实现，省了好些手脚，杂志社的周邻环境也大大改善。连我自己也好几次品尝了这种民主的沉重打击，只是因为我有时候窝在家里写东西，我在这些季度的出“勤”得分就敏感地刷刷往下掉。在这个时候，我一边不无委屈，一边又高兴大家真他娘的动了真格，连老韩的面子也不给了。

我想起了当年丘吉尔的求仁得仁。当议会根据他设计的规则用选票把他轰下台时，他闻讯从浴缸里跳了起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民主呵！

好吧，我现在也只能挺着肚子尽力模仿着老丘的风度。

我们在选票上开始一步步学习运用民主和法制。我们逐渐发现，民主程序设计是必须悉心讲究的。比如投票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由评委们票决青年文学大奖就采用过这种办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二〇〇〇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觉得民选的候选人没有什么不好。他们觉得在文艺界各个协会中作协的换届最顺，没有什么人敢去说情要官。

这里也得说一说，民主这一帖药也非万能。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入，比如这些收入可以用来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可以想见，我们要花几万元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要花几万元来从事一项社会公益活动，或者要花几万元投入编辑工作的电脑网络建设，只要说用投票来决策，虽然有些人不会计较自己的奖金损失，但肯定也有些人会神秘兮兮的，肥水不落外人田么，不劳者不获食么，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感染成革命群众的主流意见。你能让大家都像上帝一样都想到全人类和千秋万代？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会有点丑陋了，而“独裁”和“集权”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就只好像个专横的恶霸，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上的一票否决。进一步说，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而需要理智的民主给自己装一个安全制动闸。

这一类民主“治内不治外”、“治近不治远”的折腾，走一步看一步，终于使《天涯》走出了危险期，元气多少得到了滋养。《天涯》后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文化冲突中得以自强，我想都得益于这些安内然后攘外。《天涯》当然无意成为教会，磕磕碰碰的情况也不会少，但无论中外客人，凡是访问过《天涯》的都对编辑部的效率和气氛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编辑在家里深夜读稿或校对，让他老婆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现在还有这样为公家干活的？我也觉得一些同事好过了头：怎么少君半夜十二点还来电话说稿件？有一个客户甚至觉得《天涯》的员工都颇有个体户黑汗水流的劲头，曾迷惑不解地问过：你们到底是私营企业还是公家单位？也许在他看来，一个来自公家单位的人不要点回扣不拖拖拉拉实在是情理不容。

从这位个体户羡慕的目光里，我看出并不是私有制才意味着效率，私有化的宣扬者们在这一点上往往说过了头。其实我非常赞成把国家管不好的很多事情交给私有者们去办，对公有制度下的懒惰和贪婪深有感触，但同时也对那种“私有化一抓就灵”的简单化不以为然。我相信，那些“公有化”或“私有化”的崇拜者，从来都是身着吊带西裤在书斋里推算效率定律的，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的丰富多样。

“新左派”及其他

“新左派”是《天涯》这些年被人贴上的最大一个标签。蒋子丹曾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北京风入松书店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嘉映先生带我去，好心要让我认识更多学者，到了那儿一看，其实在座的大都与我有过联系，或者书信，或者电话，也有的以前就认识，其中有些人在《天涯》发过稿，有些人被《天涯》退过稿。当时《天涯》在北京读书界已颇有些影响，这一点大家都不否认。不过，在交谈中我才得知，《天涯》已被指定为“新左派”的阵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以那时刊物登过的文章看，作者名单实在是分不出厚此薄彼的，直到二〇〇〇年六月，“新左”和“自由”两派爆发空前激烈的论战时，女作家方方问我，“自由派”到底是哪些人。我数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方方还奇怪地说，有没有搞错，这不都是《天涯》的作者吗？虽然事实如此，《天涯》在某些圈子里还是被判定为“新左大本营”。

其实，“新左派”这个标签至少有两代的历史。早一代，是出现于九十年代初北京文坛某些圈子里若隐若现的流言中，当时是指张承志、张炜以及我，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作家和批评家。这些作家和批评家因为从各自角度对文化拜金大潮予以批评，被有些人视为“阻挡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人民公敌。当时的市场经济已经给部分都市（与大部分乡村关系不大）的部分阶层（与城市下岗群体等关系甚少）带来了繁荣，联结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的中国东南沿海发展带已经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于是在某些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了，流行的作家形象似乎应该是这样了：男作家在麻将桌和三陪小姐那里开发幽默，女作家在名牌精品屋和阳刚老外面前操练感觉，市场时代的诗情应该在欧陆风情的酒吧里一个劲地孤独，市场时代的先锋应该动不动就要跑到西藏去原始一番或者要挎个性伴侣撒野以示自己决不向官僚政治屈服。据说有些人正在“解构一切宏大叙事”，但他们在清算革命时代的罪错之余却在精心纺织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全球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似乎山姆大叔都是雷锋，五星宾馆都是延安，只要有了大把港币和美元就成了高人一等的“红五类”。在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的文学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大军压境竟然无能作出有力反应，拜金专家们却被一些老作家赏识和追捧，被文学新人们央求作序，被刊物请去当策划主持，被报纸请去作专题采访。张承志是最先对这一切表现警觉和抵抗的作家。他从日本回国，“祖国的江山扑面而来”，这样的句子让我心动。他走访穷人，捍卫弱族，痛斥新一代权贵和“西崽”，其偏激处和不太偏激处都让很多人不快。见我还在四处乐呵呵地滥用宽容，他好几次批评我的思想“灰色”，似乎恨不得在我屁股上踢一脚从而让我冲到更前面一些。

这时候被指为“新左派”的人，其实还只是在道德层面表现出仓促的拒绝，多数人甚至与自己的论敌还是自家人，还共享着许多逻辑和想象，比如大家都对市场和资本的扩张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情绪，都多多少少深藏着一个美国式的现代化梦想。这个梦想是八十年代的果实。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读书人，都比较容易把“现代”等同“西方”再等同“市场”再等同“资本主义”再等同“美国幸福生活”，等等，剩下的事情似乎也很简单，那就是把“传统”等同“中国”再等同“国家”再等同“社会主义”再等同“‘文革’灾难”，等等，所谓思想解放，所谓开放改革，无非就是把后一个等式链删除干净，如此而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是这样一种启蒙主义公式的操执者，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像很多同道一样，我们从当时各种触目惊心的“极左”恶行那里获得了自己叛逆的信心。

回想起来，是实际生活经验让我的头脑里多出了一些问号。我在一九八八年来到海南，亲历这个海岛市场发育和资本扩张的潮起潮落，从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以及其他人那里积累印象和体会，寻找着思考的切入点。在我的身边，三陪女冒出来了，旅游化的假民俗冒出来了，这是“传统”还是“现代”？警察兼任了发廊的业主，老板与局长攀成了把兄弟，这是“国家”还是“市场”？准脱衣舞在官营剧团的《红色娘子军》乐曲里进行，“文革”歌碟在个体商人那里违法盗录，还有为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发烧的大学生们齐刷刷地递交入党申请书，这是“革命文化”还是“消费文化”？……八十年代留下的上述一大堆二元对立，曾经是我们诊断生活的一个个随身量具，眼下都在我面前的复杂性面前完全失灵，至少是不够用了。在印度、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之旅，更使我的一些启蒙公式出现了断裂。“私有制”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市场经济”了，因为休克疗法以后的俄国正在以实物充工资，正在各自开荒种土豆，恰恰是退向自然经济。而“多党制”也似乎不再自动等于“廉洁政府”了，因为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官员索贿之普遍连我这个中国人也得瞠目结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拿到编辑部来时，我觉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议主编破例一次，不惜版面发表这篇长文。据说汪晖本人一直犹豫是否应该更晚一些在国内发表这篇文章，李陀也建议他暂时不要发表，他们对《天涯》的果断可能都有些感到意外。

就像很多人后来所知道的，正是这一篇长文成为后来思想文化界长达数年一场大讨论的引爆点，引来了所谓“新左”对阵“新右”或“新自由主义”的风风雨雨经久不息。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严重受挫，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还由于从美国西雅图开始的抗议和骚乱，这场讨论又与全球性的反思大潮汇合，向下一个千年延伸而去。

这个时候的“新左派”可算是第二代，与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文学“新左派”其实已经很不相同。比如曾被指为“新左派”的很多人对汪晖的很多看法并不赞同，在很多问题上先左而后右，或者此左而彼右。作家李锐就是其中一个。李锐与我相识多年，被蒋子丹称为“热血中年”，似乎是一种高温反应材料，不激动就不能出洞见，不激动就不能妙语连珠，在公众场合总是热血得让夫人蒋韵大惊失色并连连扯他的衣袖。他写小说在境内外都有盛名，而且所谓“马桥风波”的一场思想报复事件中，在我被打成“文坛窃贼”满身污水的时候，他愤而操笔，仗义执言，完全不顾及自己将要承受的压力和代价。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频繁地交换电子邮件，争论着由汪晖提出的一些话题。我赞成李锐对革命体制下种种悲剧的清算，但怀疑这种清算是否必须导向对西方市场化体制的全面拥抱。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会使我们产生哪些盲视？正如他在一篇关于知青的文章中说的，知青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我接过他的思路往下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革命也是复杂的，将其妖魔化是否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我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不能完全说服他。

我们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旅途中，同行的张炜和苏童也参加进来。当时《天涯》在欧洲已因“新左派”的名声远播而在很多圈子里被人们议论纷纷，以致很多旅外华人与我相见，都不谈我的小说而只问《天涯》，真使我为自己的小说家身份感到悲哀。我不得不一次次向好奇者解释，以我褊狭的理解，中国人在九十年代最忧心的倾向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不是这两者的对抗，老左派把守权力，新右派崇拜资本，而我们必须像李锐说的那样“左右开弓”，对权力和资本都保持一种批评性距离，以促成人民的市场和人民的民主，促成《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这是我为温铁军一篇好文章改拟的标题，以取代他的原题《现代化问题笔记》。如果硬说神圣的“资本”碰不得，一碰就是“新左派”，那我们就“新左派”一次吧，被人家派定一顶有点别扭的帽子，多大件事呢？

在另一方面，我也如实相告：我一直认为“新左派”里面鱼龙混杂，有的人不仅有问题，问题还大着哩。尤其是有些人再一次开出“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等救世药方的时候，我为他们想象力的缺乏和生活经验的贫乏感到遗憾。当有些高调人士在强国逻辑之下把中国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等人权灾难当作“必要代价”时，我觉得这些红色英雄其实越来越像他们的对手：当年资本主义的十字军同样是在“必要代价”的逻辑下屠杀着印第安人和各国左翼反抗群体。左派接过右派的逻辑来批判右派，这种儿子不认老子的事情怎么想也荒唐。

正是基于这一担忧，《天涯》也发表过很多与“新左派”相异或相斥的稿件：萧功秦、汪丁丁、李泽厚、秦晖、钱永祥、冯克利，等等，都各有建设性的辩难。其中任剑涛的长文《解读新左派》至今是有关网站上的保留节目，是全面批评汪晖的重头文字之一。朱学勤、刘军宁的文字也被我们多次摘要转载。有一篇检讨和讽刺美国左派群体的妙文《地下室里的西西弗斯同志》，还是我从外刊上找来专门请人译出发表的。可惜这样的文章还太少，更多的来稿往往是在把对手漫画化和弱智化以后来一个武松打猫，虚报战功，构不成真正的交锋。我一直睁大眼睛，注意各种回应汪晖、王晓明、陈燕谷、戴锦华、温铁军、许宝强等“新左派”的文字，想多找几只真正的大老虎来跟他们练一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和一把稀泥处处当好人，更没有挑动文人斗文人从而招徕看客坐地收银的机谋，我们只是想让各种思潮都在所谓“破坏性检验”之下加快自己的成熟，形成真正高质量的争鸣。这是我在编辑部经常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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