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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南山纪要 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第2页）

需要指出的是：特定的“贫困”概念，是在发展主义的语境中才出现的，并且在这样的语境下也才有意义。随着大规模的“开发”，各种形式的社会和生活结构被打破，许多地区的人都先后被卷入了片面追求利润的“增长”和盲目追求集中的“规模”的进程：土地被征用，家园被破坏，环境被污染，人口外出漂流，战争和动乱也比以前有增无减，很多人变得一无所有，从而真正沦入了赤贫。

人们在阐述环境生态问题时常用“人类”、“发展”、“现代化”这一类过于抽象的词语，而它们常常遮蔽着现实中的差异：是什么人在“发展”和“现代化”？什么人被排斥在“发展”和“现代化”之外？是哪一些“人类”在受害于环境生态恶化，而哪一些“人类”在环境生态恶化的过程中大获其利？……显然，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清理，必须以反思和清理各种普遍主义的话语为方法论前提，至少须防止以习语代替思维、以话语代替事实的反实践态度。

发展主义在中国

世界总人口的约五分之一在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成功解决发展与环境生态的矛盾，对全世界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针对民族积弱甚深情形的一种政治选择。但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等于赚钱是硬道理，更不等于破坏环境或毁灭生态是硬道理。现在，“中国特色”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口头禅，而真正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技术落后、基础设施不足。这就使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以欧美早期的发展模式为“现代化”的样板和“赶超”目标。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其早期大规模地掠夺资源破坏生态，同时伴随着对外殖民、贩奴、侵略的殖民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掠夺基础上的，本土的人口资源矛盾因为大量向外移民而得到缓解，域外的资源因为其政治军事霸权和经济文化霸权而得到控制和支配，核心国家（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十五）和边缘国家（占全球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之间的依附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确立。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这种不平等关系可以得到缓和；在经济发展出现萧条的时候，这种不平等关系则得到强化和加剧，并引发各种危机，包括战争。这种“以外疏内”“以外养内”“以外安内”的现代化过程，是他们利用了特殊的历史条件的特定发展道路，是后发展国家不可能重复和照搬的。

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经验，都值得中国学习和吸收，但中国不仅在国情方面大大不同于欧美，所面临的时代与上两个世纪也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各国不仅已经拥有先发的优势，而且已占有在金融、电子等高技术和无污染产业里的优势。而与众多在发展主义模式下正在被“郊区化”和“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被迫廉价出卖资源，在被迫从事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产业。发达国家可以不砍本土的森林而用域外的木材，不采本土的石油而用域外的石油，包括用取自发展中国家的丰厚利润来缓解本土的各种矛盾，来维持本土的相对良好的环境生态。但是，在既有的全球体系和世界格局下，中国已不能通过向外移民的方式来缓解本土的人口资源张力，相反，只有极少数精英正在被强国有选择地吸纳；中国也不可能向外转移环境生态代价，相反，中国正在接受“夕阳产业”的进入和转移，正在为此牺牲自己的森林、草原、河流、土地。最近出现的事实是，发达国家的垃圾还通过不法商家一次次运往中国。

因此，中国只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坚持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路，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发展之路。这既是对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的贡献，也是对欧美现代文明所蕴含的创造性精神的最好的学习。

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以恢复和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持续发展问题也逐步得到社会的重视，并被国家确定为发展战略；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权势和利益集团忽视乃至取消社会公正、忽视乃至取消保护环境生态的开发方案，甚至与某些跨国资本势力的掠夺性开发联手，从而导致了种种反社会的恶果。姑且不说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例证，即便在人迹罕至的高原和草原地带，由于某些大资本集团开发触须和国际市场收购网络的渗入，由于某些管理机构的腐败性纵容和配合，老鹰、狐狸、羚羊等急剧减少，加上过度放牧，特别是以破坏草原植被为代价的山羊过度放养，一方面使羊绒和皮毛的超额利润流向了少数新富集团，另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生物链，导致了鼠祸猖獗、植被毁坏等极为严重的环境生态灾难。然而，这一类正在危及广大民众基本生存条件的开发活动，居然常常被描述为“改革”的政绩和“搞活”的图景。

这些现象常常被有些人以“阶段论”给予辩护。“阶段论”认为现在的环境破坏只不过是阶段性的，中国也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先污染后治理”。诚然，任何人都能理解，人类的经验和知识的局限，通常会造成破坏与治理之间的时间差。但“先污染后治理”并不是一项通则，更不是发达国家的普遍事实，因为很多发达国家的破坏根本没有得到过治理，只不过是将破坏的后果转嫁给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将一批批高污染产业逐步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很多环境生态的破坏是无法在事后得到治理的，比如物种的灭绝就是一次性事件，比如土地的荒漠化，就须穷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之努力，才可能予以缓解。更重要的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增长应该为人的生存服务。当掠夺式开发已经危及人的呼吸、饮水、生命健康的时候，当洪水、干旱、毒气等已经使很多人含恨而亡的时候，当我们“豁出生存搞发展”的时候，“后治理”还有什么意义？当这种“后治理”是由某些在破坏中获利而根本不承担任何代价的人来宣扬的时候，它还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理论主张吗？

“代价论”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辩护。这种观点认为环境生态破坏是人类为增长必须支付的代价，不值得大惊小怪。这说法在一般意义上同样能够让人理解，没有人会天真到以为可以白得好处而从不付代价的程度，何况中国长时间来的积弱状态更决定了代价——包括环境生态代价——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值得注意的是：“代价论”的滥用，常常有利于维护一切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安排，因为历史上一切罪恶和悲剧几乎都可以在“代价论”的粉饰下获得其合法性：殖民主义也带来了科技的传播，侵略战争也促进了工业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官僚集权体制也曾促进了gnp的提高……这些都可以被有些人视为“成绩和代价”、“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都可以在“代价论”的逻辑下得到肯定。因此，对“代价论”必须具体分析。问题不在于发展有没有代价，而在于这种代价是否超过了社会或社会中某些阶层可以承受的程度？这种代价是由谁来承受？比方说，“代价论”的制造者们是否也在与受害者们共同付出代价？事实很明显，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全世界非核心国家的居民主体并没有或很少分享到发展主义带来的好处，核心国家的贫困阶层也没有或很少分享这种好处，但恰恰是占全球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他们，在风景区没有度假别墅，没有定期出国度假的机票，甚至正在失去曾经赖以为生的土地、森林、草原、河流，正在承受环境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后果。

另外，不能不提到“残余论”。这种说法认为当前一切社会问题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只要彻底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只要完全与欧美等发达社会的体制实现“接轨”，一切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持这种观点的人，看到了中国五十年代以来“人定胜天”“赶英超美”等盲目经济行为和经济体制对环境生态的忽视和破坏，但没有看到这些过程内含的“进步”、“增长”、“工业化”等基础性观念，其实是与西方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同出一源；他们看到了在集权的计划体制内的浪费和腐败现象及其对环境生态的重大破坏，但抹杀了这种“化公为私”正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场表现，大规模的“化公为私”更常常是以联系资本集团的裙带关系为直接支持和必要条件。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侧重阶级斗争与社会关系，在环境生态方面存在知识盲点，而且正是这一点突显出它与西方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恰恰是值得我们反思与清理的。但这种反思与清理，是以重建社会的公共性为道德前提和价值尺度的，与废弃社会公共性的“市场浪漫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借口“效率”以反对或压抑“公正”的发展主义思潮，毫无共同之处。

冷战结束以后，在发展主义最为风行的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地区，是世界公认的环境生态最为恶化的地区；在发展主义最受尊奉的九十年代，也是全球臭氧层破坏、酸雨增多、海水污染、土地荒漠化最为严重的时代。这说明环境生态问题并非仅仅是旧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之物，而是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全人类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

我们只有从世界体系的角度而不是以一国为分析单位，只有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而不是以一两个年代为观察视域，才能较为清醒地认识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才能较好地反思和纠正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中出现过的错误，包括破坏环境生态的错误。

文学、文化工业、意识形态

发展主义观念能够如此迅速获得普及，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工业在九十年代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文化的繁荣和扩张。文化工业借助报纸、杂志、图书、电视、电影、广告、流行歌曲等，一方面生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整套文化价值和是非标准，迅速地破坏、颠覆人们的传统道德，另一方面还将发展主义的一整套观念思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灌输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

八十年代以来，体现发展主义观念的种种文化产品大量上市，已经成为近些年来文化生产的最显著特征。其中“成功人士”不仅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神话。这与八十年代早期的“寻找自我”运动以及人性论思潮紧密相关，与八十年代晚期很多人对“中产阶级”的想象以及市场化进程紧密相关——当然，西方、港台的商业文化的大举输入也是一种重要动力。据一位评论家的分析，“成功人士”的典型形象一般是这样的：中年，多半为男性，微胖，受过良好教育，有美貌的妻子，有调皮的儿子，驾名车，出入高级宾馆及高消费场所，拥有欧陆风情的住宅，打高尔夫球，去大剧院……而这样的形象，常常被很多人视为人生理想的目标，视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指南。问题在于，在这一类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的真实原因总是被掩盖了，他们中不少人靠勾结、欺诈、叛卖、残酷以获取暴利的肮脏，他们中不少人忍受劳苦、孤寂、侮辱、盘剥而终于出人头地的辛酸，都化作了他们脸上空洞的微笑。在这一类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成功”的含义也大大地被扭曲了，人生价值的丰富性也被粗暴地单一化了，因为这些形象无一不在标榜高消费的富贵奢侈豪华，而从不具有任何道义、责任的指涉，与贫困关切、生态关切、人文价值关切毫无关系。他们是钱的化身，是消费的化身，是社会等级化的化身。他们总是成为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大众美学代理——因为一个等级森严和高消费的发展中国家，总是更容易出现对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的依赖，更容易强化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关系。毫无疑问，他们遮蔽现实和误导公众，将严重危及健康的市场经济以及文明发育。

与“成功人士”符号相关的还有一系列时尚潮流。时尚成了精神的上帝，成了国家权力之外最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时尚使一切“旧”的东西贬值，而“新”的，亦即“现代”的、“世界”的，统统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于是，摇滚乐和流行歌无论好坏都是好的，民乐和京剧无论好坏都是坏的；大哥大、保密箱无论有用与否都是要有的，四合院、自行车无论方便与否都是要丢的。这一系列潮流背后，是跨国商品的倾销和商家高额利润的赚取，其单一化和强制化，更扼杀了人们精神的丰富性和个异性，一步步取消了人们在文化上应有的判断力。因此，当真正腐“旧”不堪的文化糟粕，如“三陪女”、“拜财神”、麻将赌博乃至无知迷信被当作最“新”时尚的时候，被当作“现代”与“世界”文化流行色的时候，最为痛恨传统的众多新潮派人士，倒很少例外地津津乐道趋之若鹜。他们在文化上貌似激进主义的先锋态度，常常伴随着他们最为古典和老派的堕落。这是消费主义文化极为寻常的景观之一。

文学是文化生产中重要的一个领域。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不乏优秀的作品，但从整体上来说，面对社会深层矛盾的集中浮现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很多作家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思想和艺术准备，甚至在纷纭多变的世俗生活中迷失价值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创作倾向值得回顾和检讨。一种出现在某些描写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里：作者感受到了社会底层的生活压力，对老百姓的生活有较为生动的再现，却时常采取了为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秩序进行辩护的立场，比如总是将新富人士美化为新的救世主，为所欲为、欺行霸市、嫖娼宿妓、行贿受贿的行为也常常被谅解或者得到羡慕，而下层百姓则被要求对这些人逆来顺受。这种“强人救世”、“富人救世”的作品，向读者散布着绝望的情绪，指示着低头屈服的出路，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着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

另一种倾向出现在某些表现个人世界的作品当中：作者抛弃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大叙事，转向个人内心世界的探索和个体价值的确立，在艺术形式上则常有现代主义的奇异和狂放。但这些作品中的相当部分时常滑向了人性论，用人性论的本质主义来抹杀“人”的历史性（人的主体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过程）。似乎人性即人欲，而人欲是自然的、原真的，因而是神圣至尊的，完全掩盖了现实生活中所谓“人性”赖以形成的全部文化过程和全部社会关系，制造了一种绝缘独立和一成不变的人性神话，与发展主义的哲学逻辑一脉相通。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往往还有浓厚的消费主义色彩，虽然有时云山雾罩扑朔迷离，但对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向往却不时跃然纸上。有些作品还表现出极端自私主义色彩，不断渲染对他人、对社会的冷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时流露字里行间。金钱是生活的意义；美女和美酒是感觉的源泉；趁社会分化刚刚开始赶快捞上一把……成了这些作品对读者的隐性教导。这种写作当然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天然盟友，差不多是一种超前消费指南和社会钻营须知。即便这些作品虽然有时也会貌似“先锋”，但不可避免地相互雷同和自我重复，日益显出时尚快餐文化的通俗品格。

结语

一次新的思想创新正在世纪之交临近。

保护环境生态，当前已成为重建社会公共性迫切的现实课题和重要的思想入口，也成为最有社会动员力的行动旗帜之一。但这个问题并非新世纪问题的全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须有开放和多元的空间。考虑到环境生态标准也可以成为国际贸易中打压对手的筹码，考虑到某些人崇拜自然而恶待父母的奇怪世相，考虑到某些绿色恐怖主义的施暴行迹……南山座谈的参加者们深知问题的复杂性，希望这一次座谈能通向今后更多角度和更多层面的思考和批评，通向更为成熟和健康的社会实践。

要做到这一点，超越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思想定势至关重要。人类自然，市场政府，社会国家，现代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增长贫困，发展环境，等等，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具有貌似强大的解释效能，正在成为各种媒体上的流行话语，却正在妨碍人们对历史和现实做出真切而准确的诊断。

我们面对中国的问题，必须从这些日益沦为教条和迷信的思想定势中解放出来，从各种个人既得利益地位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中国因特殊国情，注定要在现代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承受环境生态的超常压力，中国的知识界也因此有可能从这一视角开始思想和文化的创新。这可能正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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