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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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直到这时，红四军才算喘了口气，陈毅有机会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一封颇为重要的指示信。此信支持了毛泽东。信中指出：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②③《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显而易见，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地表示了对毛泽东投赞成票。因为毛泽东向来主张，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即“党指挥枪”。信中还指出：

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②信末提及：

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③这表明，中共中央授权，陈毅是中央指示的最权威的传达者和解释者。陈毅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嘱咐：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周恩来强有力的支持，使毛泽东摆脱了危机。

朱德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很爽快地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四年第十二期，第十页。在前敌委员会结束之后，朱德和陈毅当即修书一封致毛泽东，转达中共中央关于他复职的指示，并派出一支部队前往上杭县蛟洋，迎接毛泽东回红四军。

毛泽东终于回来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抵达长汀县，在那里与朱德、陈毅会合，重新出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重新成为红四军的最高首长——从他六月中旬失去这一职务，到此时复职，历时将近半年！

毛泽东结束了危机，红四军也结束了危机。朱毛紧密合作，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刚刚官复原职，马上修书一封致中共中央。信中跃动着他复出的喜悦。信不长，意在向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已经复职：

中央：

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即谢汉秋——引者注）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定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引者注：现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此信是抄件，引号内的地点空缺。。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余详前委报告。

毛泽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汀州信中提及的“布报”，即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红旗》，则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

写罢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又给老朋友李立三写了一封信，交给地下交通员一起带往上海。毛泽东致李立三的信也很短，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这里提及的“泽民”，即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独秀”，即陈独秀，当时在中共党内散布托洛茨基观点，成立了反对派小组织。

毛泽东发了这两封信之后，便着手整顿红四军。他发觉，在他离开红四军这半年时间里，红四军中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中共红四军“七大”撤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以后，又在十月上旬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八大”。那时否定了“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以为无产阶级应实行最彻底的“民主”。于是，什么事情都要开会讨论。调一个人，拨几枝枪，都得开会讨论，一讨论便是几个小时。前委不再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却成了各纵队的“联席会议”。起会来，非得各纵队的头头脑脑全部到齐，少一个人就得等，等齐了才开会。“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共福建省委：《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

中共红四军“八大”在上杭县召开时，成了一次争论不休的会议。光是为了选举前敌委员会委员，就争论了很久，最后来一个平均分摊，每个纵队都有人参加前委，选了十七人之多。内中有个谭玺，是中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的，当时正在一纵队，没有出席会议，可是有人提议他应该进入前委，说他如何如何的好，　会上宣传了两次，结果谭玺竟成为前委的常委！其实，当时他初来乍到，还没有几个人认得他……为了补充兵员的不足，很多俘虏兵加入了红四军，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教育，他们把国民党的作风带进红四军：有人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人打骂士兵，所谓“不打不成兵”；有人赌钱，谁赢了钱谁请客；纪律松懈，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

毛泽东复出之后，下力气整顿红四军。他在作了一个月的准备之后，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他反对“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分配前委委员的方法。鲜明地提出，只有符合三个条件的人才可当选前委委员，而不必考虑各纵队之间的入选比例。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是“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陈毅的主持下，中共红四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古田是上杭县最北的大集镇，地处群山之中，有一千多户人家。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古田会议”。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共红四军“九大”的气氛跟“八大”的截然不同。“八大”时“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干”，“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中共福建省委：《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这一回，会议开得井然有序，红四军的“三巨头”分别作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场上高悬四条标语，即“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会议只开了两天。在听了三个报告之后，通过了十二项事先起草好的决议，即《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员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政治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是“八大”所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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