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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9章 李白那些事儿（第1页）

第二百七十六章李白那些事儿

“这里事了了，我想去江陵一趟”

不出意料的一片反对如潮

“大人”这是随行书记杜佑的原话“断然不可”

“主上一身，牵系我等无数身家性命，诸多成败安危，企能轻易置于险地”这话将利害说的很是直白的，是崔光远的风格。

“大军之中，各有司责，哪有主帅亲置矢地，赴观敌境呼”这是岑参的飞急来书。

但，我这么决定，是有许多原因促成的。

其中重要的一条。

就是西北朝廷，关于详理使的定罪之争，也波及到了长安的龙武军，崔器和吕泯乃是西北出身的新贵，急欲籍以查办立功，对叛臣是一副深恶痛绝义愤填膺的态度，主张株连重处之以警效尤，而宰相李枧则求稳重，分别按照情节和性质，有区别的对待，细分等定罪，判官李牺郓居中调和，更倾向于李枧，因此矛盾很大。

几次在皇帝面前公开争论互不相让，最后还是李枧以“河北百姓官吏多为贼挟，如法炮制，他们当如何自处，更何况还有相当的人口百姓在叛贼的控制下，如果不风青红皂白一并处之，这不是逼那些人死心为贼效力”，这条理由打动皇帝，定下头批处置的罪臣三百人的名单。

首定为大辟的就有十八人，包括了曾在安禄山朝廷任侍中、左右仆射的前宰相陈希列、张均、张自兄弟等人，唐朝之死刑，以斩首最重，如果是大辟，还要先在犯人脸上刺字，接着割掉鼻子，然后斩下左右脚趾，再用竹杖活活打死，最后砍下头，把骨肉剁碎，在街市上陈列，又称“具五刑”。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彭越和韩信，都是被处以大辟之刑的。也就叛国、谋逆等十恶不赦之重罪，有这种待遇。

他们的下场，对曾经被迫事贼的大多数人来说，更加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时候却有一种传闻，象崔广远等人一样，只要能拿到龙武军在关中活动时期，通信往来的证明，就可以脱身免罪，因此，龙武军出具的证明材料，被称为救命书，而炙手可热起来，我在长安的宅邸，也再次变的门庭若市起来，甚至有人打着张云容娘家人的旗号，从张妃那里，七拐八弯的找上门来。

这是一桩怎么做都要得罪人的差事。

而草原上由高达夫带队练兵的金吾军，也出了大事。

我只让他小心回纥人，没想到高达夫这位老将，居然很实心眼的和回纥人狠狠干了一战，冲突的理由已经不重要了，不论是回纥人收容了战败的部落，暗中唆使之袭击唐军，还是回纥人见财起意，试图抢夺唐军的战利品和装备，这已经是一笔糊涂帐。

作为以追击为名，跟逃跑的同罗人背后，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至少有三个新兵团队在所谓的误伤中，几乎全灭，还有两个团溃散，但是收不住胃口和野心的回纥某部，终于在高达夫的金吾本军中踢到了铁板，自以为得计驱使着溃兵冲进金吾军队列，并将其成功分割的回纥人，遇到了他们最头痛的混战。

那些被分割的士兵并没有如他们意料中的溃散，而是反过来用车辆和马匹将冲进中心的冒失鬼们困住，于是回纥人不得不尝到和唐军贴身步战的苦果，他们的马匹在火焰中惊窜和崩溃，他们骁勇的骑手在混战中，拼命挥舞着短兵器，却被长枪和弩机构成的小方阵一层层的摞倒。

至少有一千名回纥人成为俘虏，还有六千个首级被割下来，和他们的旗帜标志战马一起，作为交涉的证据，送到了受降城，这下轮到那位河西节度副大使马遂头痛了，他也不敢处置，一面急忙上报朝廷，一面派人押着这些东西，直接把球踢回长安来。

作为破坏与一个重要盟友的团结事件，虽然对方只是回纥的一个别部，连回纥九个大姓的边都沾不上，但现在正是回纥与大唐关系最亲密的黄金时期，不但大开边市互易，还由回纥大王子率领一只三万人的回纥军，在河北作战，因此由边境冲突升级而来的外交事件，再次因为双方敏感的身份，而变的微妙起来。

出了这档事儿，西北那些大大小小拥有有狐狸一般的心肝，兼具了豺狼或者秃鹫之类的美德和品质，的朝廷大员大老们，只怕又有借题发挥的机会，重新在长安的舞台上活跃起来。

我暂时离开以避免表态，或许有利于事态的发展。现在长安城里当然是，再次丢给任劳任怨的老黄牛韦老二当家，他家老头子是西北行朝里资格最老的宰相，兄长是南边小朝廷的御史中丞，比我更适合担待这些东西。

然后才是，纯粹我个人一点点的私心，我只是想去看看李白，顺便给自己放个假，自出成都以来龙武军就和救火队一样，到处疲于奔命的充当堵窟窿，补漏洞的任务。而这个时代大部分的名人，象杜甫已经收于门下，王维在官学开宗，王畅龄在成都受学，只要在世的我多已经见过，就剩这位诗仙了，顺便看看还能为这位已经很倒霉，将来还要更倒霉的老先生，做些什么。毕竟他已经五十六岁了，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来到这个时代之前对这位诗仙，我和多数国人一样有一种复杂而向往的情怀。

生于碎叶，五随入蜀，15岁学剑术，好神仙之道，20岁已经游侠天下，30岁已经名动京华，40岁闻达上听，诏对天子，笑傲公候权门，传奇一般的人物和经历。

异域情调、漂泊情怀其实充满李白所有诗文。李白是没有故乡的，或者说无处不是故乡，醉酒的地方就是故乡。他由碎叶入蜀，由蜀入荆楚入山东，由山东又辐射到大唐各地，沸腾的血液使他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安住，他永远行走在漂泊的长路上，饮他的酒，洒他的泪，唱他的歌。诗人拒绝根的存在。这是彻底的漂泊情怀：把生命看做一场纯粹的漂泊，并这样实践着，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没有第二人的。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所有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却不是他的偶像。他有时也说孔丘几句好话，那是他向往功名富贵了。在他眼里，游侠比皓首穷经的儒生光彩多了。“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意轻千金裘，顾向平原笑。吾亦淡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古风其十》）只有鲁仲连这样的侠客才是可与之同调的朋友。

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他二十几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维扬（今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这都是些游侠行径。即使闯进了朝廷，他那强横的乃至有些无赖的游侠脾气也是不改的。力士脱靴，贵妃捧墨，御手调羹，他要求权贵尊重他，皇帝也应把他当朋友才好。他不习惯仰视。他之信任自己远胜过别人对他的信任。这一切足以令权贵齿冷，令谦谦君子瞠目结舌。

但到这个时空，随着相关的人和事物，接触的点点滴滴越多，就越褪去那层神圣的光彩。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切。

据说当年李白、杜甫、高适三人，同为近交好友，一起出游，同时做客于北海太守兼大书法家李邕府上，一日饮宴，身长者兼主人的李邕突发其想说“诸君皆当今名士，何不学古人，各言尔志呼”

这其实就是南北朝传下来品评名士的遗风，对士林中的地位，有重大的影响。这三人，也同时代表了诗坛三大流派风格，一个是轻傲狂放的游侠派，一个忧国忧民的写实派，一个边塞特色的军旅派。

这时杜甫才33岁，李白44岁，高适43岁，还是年华富韶的中年，正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

其中以李白最有豪情壮志，当先满饮一杯大声说，“凭小子胸中之才，如遇明主，为宰相之位，易如俯拾草芥，使寰宇大定，海内清一，谈笑间之事尔”，显然对自己的才华和未来的前途，充满了自信和自得。

最年轻的杜甫，生性比较敦厚，接着也说“至君尧舜、醇化风俗、济时爱民，不惜此身”，他主张的是王佐奉君，想魏征之流一样，做一面君王的明镜，也算相当的塌塌实实。

到了高适则最低调，只是放下酒杯，笑笑说“古人云，陈力而就列，高某不才，自持才德，得一扬益节度使尔”却是充满了相当的现实和功利的味道，因此被人笑称为——高扬益。

所谓时事弄人，岁月苍茫，以要求最低的高适，反而政治成就最高，两度拜相，数出为节度使，历任扬州大都督、淮南节度使、剑南节度使，远远朝过了当初的抱负；

而杜甫虽然一辈子多数时间穷困潦倒，怀才不遇，最后要投靠高适养老，但起码还以出奔西北的义臣身份受到赏识，当过左拾遗、工部员外郎等官职，虽然不太得意，但起码有过报国的机会，世人称之为杜工部；

只有李白同学才情心气最高，却最是时运不济，自被皇帝放逐出长安就运气用光，一直在倒霉，晚年自以为投了明主，结果却是个遗臭万年的叛贼，自己也被当做叛臣一党流放夜郎。

这三个人的志向和境遇，可以代表安史之乱中大多数名士文人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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