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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外交努力（第5页）

“那就是说，如果真要去的话，我只能有二十六天的谈判时间。不，我到华盛顿至少也已经是12日或13日，我只能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对吗？”东乡点头。来栖立即明白，摆在他面前的，除了苛刻的条件之外，最可怕的就是时间。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来栖明白，外交谈判扯起来就没完没了，何况是这种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谈判。

“我也知道非常勉强。”眼看来栖面有难色，同样是外交官出身的东乡说：“请您记住，这是赌上皇国命运的两周。天皇命令你立即赴美，天亮就办手续。我会通知岛田海军大臣，让他在关岛或香港准备飞机。我也会同时照会格鲁大使，让美国方面极力给予关照。”

离开的时候，来栖笑着调侃东乡道：“你不会跟我说，开战时留下两个人比留下野村一个人更让美国人放心吧？”对于来栖的玩笑话，东乡一脸严肃，一言未发。

来栖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他的美国籍夫人问他准备到哪里去，来栖回答“美国”。夫人给他冲了一杯咖啡。一旦被外边得知来栖要去与美国和谈，他随时有遭暗杀的危险。因此，夫人建议他从东京到横须贺的途中最好由他们在陆军当航空工程师的儿子陪同，别人会认为他是送儿子出差。来栖同意了。他告诉夫人，“我可能一去不复返了”。“珍珠港事件”之后，来栖在美国试图自杀未果，最后还是活着回来了，还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不过，那已经是1942年8月的事情了。

第二天，来栖拜会了东条首相，两人之前从未见过面。相对于东乡的煞有介事，东条首相显得相对要轻松一点。他没有穿军服，而是穿着一身比较正式的和服来接待来栖。东条告诉他，对于他的任命已经禀报了天皇：“美国人民反对战争，美国的橡胶和锡的来源正在减少，请全力达成协议。我以前一直认为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希望不超过30%，但现在觉得要达到50%了。”东条的下一句话让来栖感到了一丝凉意，也更感到此行的艰险，“日本无法同意无条件撤军”。东条向来栖承诺，一旦外交有了突破，军事行动就会立即停止。

来栖认为，避免战争是他为了天皇和日本人民义不容辞要做的事情。他问东条：“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您能顶住反对之声来支持外交吗？”东条答道：“是的，我当然能做到！”这让来栖看到了黑暗中一丝微弱的亮光。“时间不能拖过11月。”东条最后说。他的话让来栖的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起起伏伏。

既然是去美国，还有一个老朋友一定要去看看。离开首相官邸的来栖拜访了美国使馆。格鲁大使对老朋友的来访非常热情，况且他目前还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您有新的提案吗？”格鲁满怀期望地问来栖。来栖的回答是“没有”。格鲁看起来有点失望，但还是礼貌地祝来栖好运。

参谋本部已经得到来栖将赴美协助野村进行会谈的消息。但时间太紧，要想谋划干掉来栖已经来不及，大家只能一起恶意地诅咒，“希望来栖乘坐的飞机在中途坠毁”。

11月5日凌晨4时，来栖从东京乘头班车前往横滨，再乘坐海军的轰炸机前往台湾高雄郊外的冈山机场，从那里转赴香港，搭乘香港到旧金山的定期快速班机飞往美国。为了保证来栖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美国，格鲁大使特意给华盛顿的远东事务处处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打了电话，让他说服泛美航空公司把飞机推迟两天起飞。当时这个航班每周才有一班。乘坐这次航班的人可算倒了霉了，不但晚点，还要附带上不少诅咒。

陆军的诅咒还有点灵。这架载着来栖的快速班机途中还真出现了小问题，在当时一个无名小岛做短暂停留时出现了机械故障。这个当时寂寞得几乎无人知的小岛，后来因为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海空大战而名扬天下，那就是我们今后要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中途岛。

战争已日益临近，中途岛的防务比和平时期有了较大的改观。过一段时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海军上将，还将安排“列克星顿”号航空母舰往这里再运送一批战机。一般外交官都兼具间谍的功能，为了给来栖特使留下兵力众多、防卫森严的印象，岛上的负责人香农陆军中校和赛马德海军中校——这两位老兄在中途岛海战中还要出来跑龙套，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联手重创了南云的机动部队，使他们彻底丧失了成为主角的机会——精心安排岛上为数不多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队员排成一字长蛇阵，缓步行进在通向来栖下榻的泛美饭店的路上。

当香农和赛马德的汽车陪伴来栖驶过这支队伍时，香农假装不经意地对来栖解释说，这只是“他属下的很小一部分人在进行例行的训练演习”。

事实上，为了凑齐这支“不成样子”的队伍，香农中校动员了岛上所有活着的人，连厨房的炊事员都换上军装，一身奶油味地站在了行进的队列里。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时刻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日本的内阁更替。对于东条的意外上台，美国并未感到乐观，谁都清楚近卫的下台是主战的东条导致的。华盛顿时间10月18日，“魔术”系统破译了东京于头一天拍发给野村大使的电报，从中获悉近卫内阁垮台的原因是“内阁意见分歧，其焦点在于驻军中国还是从中国撤军的问题”，这也印证了华盛顿之前的判断。

赫尔国务卿从东京陆续发给野村的电文中，做出了清晰的判断，那就是新一届东条内阁在对待日美谈判的态度上更加焦急。倘若双方不能尽快达成协议，急于求成的东条内阁有可能很快发起战争。在赫尔眼中，日本新任首相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官”，“心地狭窄、直肠子、死心眼”，“相当愚蠢”。他认为之前从近卫那里得到的好处“不多”，而从东条这里得到的将“更少”。

罗斯福对东条接管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东条上台预示着美日谈判已临近最后摊牌。就在东条内阁宣布成立的第二天，罗斯福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和斯塔克等人之外，还有总统的私人顾问，被誉为“白宫二号人物”，有“影子总统”之称的霍普金斯——这是一个不敲门就可以随便走进总统房间的人。会议研究的结果是仍然按照“先欧后亚”的方针稳住日本，在太平洋暂取守势并时刻保持警惕。

会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指示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立即采取预防性警戒措施，但不要构成对日本的挑衅。他在10月18日写给金梅尔的信中说：“我们仍将力求在太平洋维持现状。能维持多久难以预料，不过总统和赫尔先生正在为此而积极努力。白宫经长时间的研究后认为，至少在日本的动向明朗化之前，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美国海军情报局在提交给斯塔克的《关于远东形势备忘录》中这样写道：由于东条内阁的上台，日本在对外强硬主义派的支持下，正在朝着同轴心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方向发展。据说东条将军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内相和陆相，这显然是因为日本陆军业已掌握了政府的领导权。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就清楚地意味着日本说不定会随时采取不利于美国利益的积极行动。

10月21日，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向总统保证，在菲律宾的美国b-17轰炸机“有可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提出，“这支即使尚不完善的威慑力量，如果不会马上被日本人惊动的话，就有可能阻止日军南下并确保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安全”。

美国的麻烦事也不少。10月底和11月初，蒋介石担心日军会进攻昆明以切断经过滇缅公路通往中国的补给线，他向伦敦和华盛顿发出了万分激动的呼吁，要求英美联合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蒋介石预言，如果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抗战就有全线崩溃的危险。越来越多的日本军队集结到法属印度支那，泰国也感到了紧张。苏联政府也担忧一直对北方念念不忘的东条可能会进攻海参崴。日本已经在满洲集结了70万的强大兵力，随时可能对苏联的远东地区展开攻势。斯大林也请求伦敦和华盛顿针对这一点向日本提出警告。

相对于罗斯福的犹抱琵琶，丘吉尔倒显得大方异常，不仅仅因为他已经参战，还在于这有利于保护大英帝国在远东巨大的殖民利益。丘吉尔渴望英美两国能以最严厉的措辞警告日本，并深信英美合力足以吓唬住东京的好战分子。“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11月2日他致电罗斯福说，“他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英国已单独向日本提出警告，“如果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范围之外进军的话，英国将断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丘吉尔很清楚如果美国不出面，日本根本不会在乎他，所以力劝罗斯福也要积极做出呼应。

罗斯福没有答应丘吉尔的请求。马歇尔和斯塔克都反对美国对日本发出类似的最后通牒，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打败德国。如果对日战争不可避免，美国应继续在太平洋采取战略防御方针，直到打败德国为止，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11月7日他告诉丘吉尔，“那种警告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蒋介石和丘吉尔对此都深感失望。尽管如此，丘吉尔于11月10日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仍在向美国示好，他说如果日美之间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将在一小时内接着宣战”，后来英国对日本宣战还真比美国早了两个小时。

对于美国来说，还有一个敌人就是时间。史汀生说，不到1941年12月，新的增援部队到不了菲律宾。斯塔克说。不到1942年2月，海军训练计划完不成。他们两个都请求罗斯福总统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同时要求总统给予蒋介石除参战之外所能给予的最大援助。

11月3日，格鲁大使在拍给赫尔的1736号电报中指出：“我认为，如果日本在日美谈判中遭到失败的话，那么全体日本国民也许会以武士道精神与美国大干一场，一决雌雄。”跟往常一样，格鲁的电报在国务院几乎没人理睬。赫尔的顾问霍恩贝克，其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生来就对日本没有好感，他认为格鲁是个守旧而又可敬的人，很容易轻信别人，对日本的同情心使他发自东京的每封电报都带有明显的亲日色彩。

11月7日，白宫召开了内阁例会。会议的气氛十分沉闷，远东形势的不断恶化让大家感觉到日益加大的压力。一开始，罗斯福就开门见山地问赫尔：“你对远东的局势有何判断？”

赫尔作了大约15分钟的发言，他先谈了整个国际形势，接着详尽地汇报了同日本和谈的进展情况，最后用下面几句话结束了发言：“形势非常严峻，不知我方何时何地会遭到日本的军事进攻，我们必须常备不懈。”

赫尔的警告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罗斯福开始一一征询内阁官员的意见，全体内阁官员基本同意赫尔对形势的看法。为了使美国人民对上述事态的发展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内阁官员一致同意要对国民强调事态的严重性。

根据内阁会议形成的意见，11月11日，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发表演说：“我们不仅在大西洋面临着必须采取自卫手段的局面，而且在世界的另一地区，太平洋的遥远地方，也面临着可能是同样严峻的局面：我们必须在那里和在大西洋一样迅速做好防御准备。”

同一天，副国务卿韦尔斯在演说中发出警告：“不论在东太平洋还是在欧洲，征服的浪潮正波涛汹涌，将要袭击我们美国的海岸。美国正面临着远比1917年更为严重的危机，或许在什么时候我们将被迫进行作战。”

这一天，罗斯福总统命令海军副官比亚多尔上校，要他今后在报送“魔术情报”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上报情报的要点，他要认真察看情报的全文。

来栖三郎特使的路途还很漫长，在他到来之前，野村还必须孤军奋战。11月7日内阁会议结束后，赫尔会见了野村大使，野村向赫尔提交了国内发来的《甲案》。提交只是名义上的，赫尔早已通过“魔术”知悉《甲案》和《乙案》的全部内容。他看着日本送达的公文，只是为了核对“魔术”系统的准确性而已。

赫尔假装认真地看了几遍文件，告诉野村，他需要一些时间来研究和考虑。11月10日，野村见到了罗斯福，罗斯福对之前野村提交的《甲案》闭口不谈，却用权宜之计来形容两国想要取得的成果。罗斯福说，贵大使、赫尔和我本人“在讨论两国关系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上才花了仅仅六个月，保持耐心总是必要的，各国务必想到百年以后，尤其是在世界当前所处的时代更应如此”，换句话就是“别急，好事多磨”。关键是国内撵着屁股催，野村可磨不起呀！

11月14日，野村电告东乡外相，日本政府应当“耐心地等待一两个月以认清世界形势”，政府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轻举妄动，姑且等待，以观望欧洲战争形势的演变。11月16日，东乡在复电中说，野村的建议是完全不可取的，结束日美谈判的原定限期不得改变。他命令野村要催促美国从速解决，不要“让美国转移我们的议题，把谈判无休止地拖延下去”。东乡当然理解野村的心情，但是身在华盛顿的野村绝对理解不了东乡所处的尴尬处境，他身后站的是军部。

11月15日，野村再次找到赫尔催促尽快答复，并询问目前两国之间的会谈是否可以看作正式的。赫尔回答，“不能算是”，因为“只有和英国、中国和荷兰商量后才能将之后的过程叫作正式谈判”。赫尔反问道，如果别的国家从报纸上读到美国不和他们商量，就与日本就牵涉的这些国家的问题进行谈判，那怎么能向老朋友交代呢？似乎感觉话说得有点重了，赫尔马上鼓励野村，只要日本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三国同盟上展现出和平意图，“我们就能像亲兄弟一样坐下来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驻军问题”。政治家的智慧不能不佩服呀！

就在同一天，东京外务省向日本驻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瑞士、土耳其、曼谷的大使馆拍出电报，通知在发生紧急事态的情况下销毁密码机的顺序和详细方法。这份电报，美国一直到11月25日才破译，美国方面从中领悟了日本直言不讳的暗示：“万一的事态——战争不久即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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