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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第2页）

但小组中的其他一些间谍不遵守地下工作规定的行为甚至让边特丽也感到不安。

约翰·朱利乌斯·约瑟夫战时曾在战略局当间谍，1942年被招募。“他好像根本就

不善于遵守地下工作的规矩”。他经常干那些让我们不安甚至疑惑不解的事情。比

如，有一次当人们告诉他文件应烧毁或扔到厕所，而他却把一叠正烧着的文件塞进

抽水马桶——结果坐垫被烧着了。前来察看房屋破损情况的房主对此感到费解，从

住宅出来时边走边低声嘟喀着：“简直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战时美国对苏联在华盛顿猖撅的间谍活动漠不关心，所以上述这些破坏保

密制度的举动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伊丽莎白·边特丽每两周去一趟首都，她带去的

情报越来越多。起初的情报不过是几页复述秘密材料内容的打印纸或是几份重要文

件的复印件。那时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将秘密材料带到他家中——西北35大街第

5515号住宅。在这里，他和他妻子每晚再把材料拍到微型胶卷上，并自己冲洗出来。

当时，有三四卷胶卷（每卷35张）就足够了。可到了1943年春，边特丽每两周都要

在手提包中装上40卷这样的胶卷送走。

每卷胶卷都附有胶卷内容副本，因为时常会发生个别胶片报废的现象。内务人

民委员部为了不因大批的购买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就亲自为西尔维马斯特提供微缩

胶卷。的确，如果他自己购买，不仅很麻烦，而且对战时的平民来说从经济角度也

是件不可能的事。由于商品紧缺，内务人民委员部有时提供的胶片不合适，感光性

能差，拍照文件十分困难。“如果他们不能保障必需用品，我们如何正常工作呢？”

——西尔维马斯特问边特丽，——“也许国家的‘租借法案’出了什么毛病？”西

尔维马斯特这一具有挖苦意味的推断，指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以其它借口得到

美国的帮助，以便于它在美国本土进行间谍活动。事实上，这一推断也并不是荒唐

无稽的。1944年。在与美国军事委员会驻莫斯科长官会见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

局局长帕维尔·菲京和他的助手安德烈·格拉乌尔就曾要求“美国人提供一切现有

的有关照像技术和使用轻便设备对秘密微缩胶卷进行显影的技术信息”。

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可伊丽莎白·边特丽每次带到华盛顿的来自西尔维马

斯特的情报，用她的话说“数量惊人”。1944年　3月，她又成了另一个小组的联络

员，该小组由八名政府职员组成，领导人是那时在军事工业局统计处工作的维克多

·彼尔罗。后来边特丽又列举了11名既非西尔维马斯特小组又非彼尔罗小组的政府

职员，他们从国家专案文件中搞到了大量情报。边特丽认为，西尔维马斯特“最能

产的信息源”是五角大楼。据她不公开的个人看法得知，这个小组提供了“所有的

有关飞机生产情况、向作战地区和国外派遣飞机的计划、技术性能、许多新机场秘

密建设情况的情报”。

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打人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满意。伊丽莎白·边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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