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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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奥尔巴尼的从政训练

富兰克林·罗斯福成长于美国"进步运动"方兴未艾的世纪之交。当时，边疆业已消逝的美利坚共同体正在走向"超出凡人眼力所及范围之外的命定之乡"。伴随着工业化和物质文明方面史无前例的进展，进入帝国主义垄断时代的美国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言，"恶已随善而俱来"。

这些"恶"的突出表现有：日益勃兴的各种托拉斯和垄断组织构成了全国工商贸易活动的心脏，其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滥用，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疯狂程度；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为不均引起社会差别丶贫富等级的日益拉大；种族平视和种族隔离现象依然如故，毫无改善的迹象；无节制的城市化趋势不仅带来了迅速蔓延的与其民区相伴而生的肮脏丶疾病丶骚乱丶犯罪丶恶习等社会问题，也给市政当局提出了举办新型社会工程的严峻任务；处处受制于党魁的肮脏政治使恣肆猖獗的腐败堕落充斥于各级政府，致使全国市丶县级和州级行政丶立法机关成为无能者的天堂和特权阶层惬意的争逐场所，而过时丶老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仍被用于应付政府所遇到的种种新问题；工业化时代日趋紧密的社会相互依存性织就了一张硕大无朋而又疏而不漏的实业竞争体制网络，而这个经营体制网络并未发育出它自有的一套社会道德准则，相形之下，从前农业社会里的道德准则已显得单纯幼稚和苍白无力了。

当时着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Ａ·罗斯认为，这些对社会犯下种种新罪行的人深陷在一种经营体制的网络里，他们大都是为人正派且高尚体面的绅士，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制造罪恶，这种情形加上司法机制的迟钝，导致一种实际责任无法确认和定位的"社会罪恶"。譬如制造和销售不洁的食品丶有害的药物丶染菌的牛奶和贻祸儿童的玩具，可能会造成疾病或死亡，而那些参与制造和销售过程的人——零售商丶批发商丶制造商丶GG人丶公司董事——却没有哪一位意识到自己是在谋财害命。又譬如对防火丶安全规定不加遵守，工厂丶铁路和矿井没有安全设施，对不适于运营的交通工具未能查处，都可能使许多人丧生，但那些当事者决不会认为自己命案累累。还有如对银行丶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监察不当，公司说明书弄虚作假，对股票丶黄金或农产品进行投机，可能会给成千上万人带来贫困和苦难，但有关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犯了侵占财产罪。此外，收买选票，买通选举官员，贿赂议员，进行院外活动以求制定特别法案，或者公然违法行事或执法犯法，都有可能危及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有关人员几乎无人认识到，他们的行为等于是对代议制政府的损害和背叛。

面对积恶深重的社会罪恶，肇始于１８９０年前后，旨在改革现状的"进步运动"兴起了。随着"伟大的平民"威廉·Ｊ·布莱恩以其感人至深的"金十字架"演说崛起于美国政治舞台，这场运动迅速地在美国政治界丶思想文化界和新闻界展开。

这场运动波及面广，内容庞杂，但其大致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它要求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掌握权力，对工业丶金融丶货币丶运输丶农业丶劳工，以及社会道德标准实行有效的调控和引导。它的精神还体现在对社会中下阶层丶妇女儿童丶印第安人丶黑人，以及外来移民等有了新的关切。它呼吁在政治中和商业中树立各种新的顺应时代要求的准则，主张设计出足以保证民主制度实效而洁净地运行的新政治方法和行政机构。它为争取就托拉斯丶劳工丶工厂丶洁净食品丶住房等问题立法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场"进步运动"蕴育着一种新的社会丶政治哲学，或者是一种笼统的进步思潮。这种哲学或思潮包含了对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的扬弃，倾向于论证应由公众依据自由民主制原则——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各种体制结构加以调控。这一明显带有道德进化意味的思潮显示了其深深植根于美国经验的持久生命力——布莱恩丶拉福莱特丶西奥多·罗斯福丶威尔逊等都是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服膺于它的社会试验家丶政治改革家或斗士，而无论他们是民主党人或是共和党人。后来的学者们发现，即令从最间接最微弱的意义上看，也难以否认，"进步运动"为３０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提供或奠定了部分哲学基础和某些立法基础。

少年时代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多次聆听堂兄西奥多那富于激情的政治改革演说，那时他只能产生一种笼统的好感和肤浅的认同。后来这些改革的呼声透过大学的围墙隐约地传入富兰克林的耳鼓，他才逐渐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了堂兄西奥多等人刻意营造的改革气氛。他从哈佛大学毕业时，正值"耙粪者"们淋漓尽致地揭露美国社会形形色色的"黑幕"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日。这些新闻记者和作家们将他们的火力集中对准城市政治腐败丶大公司与政客沆瀣一气等现象并猛烈打击。在林肯·史蒂芬斯的经典性着作《城市的耻辱》中，就收录有题为《费城：贪污腐化的和心满意足的》丶《匹兹堡：一座感到羞耻的城市》丶《圣路易斯的无耻》等名片，而当时罗斯福置身其中的纽约更是等而下之。它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蔽：这座近４００万人口的大都市，有１／３的人挤住在３万多处条件极其恶劣的经济公寓里，那里大多是"极不像样的老旧楼房丶后院丶黑暗潮湿的地下室丶漏雨的阁楼丶店铺披间以及拴牲口都几乎不适合丶却改为住人的厩房"。这些平民窟成为疾病和罪恶的孽生地。欧·享利发表于１９０６年的小说集《四百万》逼真地反映了纽约市的贫富悬殊程度——４００万人竟然与４００人所拥有的财富相等。坦慕尼协会①及其头子墨菲几乎控制了这座城市的政治，损公肥私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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