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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看着马的名字，我想到了江青，在延安嫁给毛的那个女人，而且我意识到我从没见过她的任何照片。我走向了入口处，一个女人在打毛线。

“毛主席是在这儿娶了江青的吗？”我问道。

“是的。”工作人员说。

“你这儿有她的照片吗？”

“没有四人帮的照片，”她简短回答，然而继续回去织毛衣。

在枣园公园的情形也是如此，那儿有着毛与其他红军领袖住过的洞穴。刘少奇的洞中有他与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也有与夫人的合影；但在毛的洞里，所有江青的痕迹都不见了。她是一个历史上的复杂人物，而所有关于她的历史都被清除了，留下的洞穴，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澡盘，一个书架，石头地板。在入口前方，游客们可以穿上灰色的战争制服，拍下照片。少女们格格娇笑着，爬上马，挥舞手枪。

我碰到了一个来自西安的，四十多岁的铁路技师，他说来这里是为了给他的女儿上一堂革命教育的课。她才八岁，留着麻花辫，穿双纪念香港回归的塑料拖鞋。“年轻的人不知道革命，”她父亲说。“我们这一代人知道，所以我带她来学习中国的历史。”

他问我美国人对革命怎么想，我回答说大多数人不了解它，这是最安全的回答。当外国人说道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们总是挺高兴。技师和我聊了一会儿，然后，作为结束交流的礼貌方式，他严肃道，“我们两个国家走了不同的道路。但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是的，”我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的问题。”在涪陵与延安这样的小地方，我的很多随机的谈话都以如是告终；人们觉得有需要来总结中美的关系，好像这么一次随意的谈话有着重大意义。通常，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一个美国人说话，这就使得我们的互动的时刻变得不寻常。我喜欢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是打发时间——每次随意的交流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聊兴不错，于是我坐在了公园的一条长凳上。没几分钟，一个老人瞥见了我，赶紧过来。他告诉我他曾是延安红军的一个老兵，当听说我是美国人时，他微笑了。

“感谢你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帮助，”他说。这不是我第一次为我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感谢了。重庆的的士车司机特别喜欢表达他们的谢意，而我给了老人同样的回答。

“没关系，”我说。

这时已围上了一群小小的群众，因看见外国人而感到好奇。我开始跟一个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聊上了，她解释说因为对中共早期的历史好奇而来此。我问她，倘若革命者失败了，将会发生什么。

“今天这里就不会有共产党，”她说。

“没有共产党会怎样呢？”

“中国会不一样。”

“怎么样？”

“这里会变得像台湾，”她说。“像美国。”

“那些地方是怎样？”

“经济更发达，但——”此时她从中文转向了笨拙的英语，因为她记起了曾学到过的一个句子——“但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

“那么新的经济政策呢——你赞同改革开放么？”

“当然了，我们所有人都赞同。”

“那么贫富差距会怎样？会不会变得更大？”

“有些人会致富，”她说，“像科学家与商人。但这是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而尽管其他人的情况会改善地慢点，但是会好起来的。”

我们又聊了几分钟。她问我多数美国人是不是不了解中国，我说是的。我没有说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在马克思革命者的神龛洞穴前听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想要理解它是何等的挑战。在我走出博物馆的路上，我经过了摆卖纪念品的商铺，卖的有毛泽东像的垂饰，共产党的历史书，假玉，挂着的衣服，项链，雕塑，手镯，邮票，鼓，大米。一套香港回归的纪念币要卖320块。我经过时，小贩们对着我大叫。

那个晚上，在午夜后，警察破门而入。这是一家在火车站旁的廉价旅店，警察进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

事前没有警告。我锁上了门，但警察从工作人员那儿取得了钥匙，他们进了门，拧亮了灯。当我坐起来时，已有五个警官围在我身边，我吓坏了。

“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我一再问道，但他们只是盯着我。“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他们听着，盯着，最终有一人开了口。

“我们想看看你的护照，”他说。

颤抖着，我取出我的钱腰带，把护照给他。他打开看了首页上的相片。然后他慢慢看到了第二页。那一页上除了彩色的设计花纹外，什么也没有。其他的警察也围上来看。警察又翻到第三页，也是只有彩纹而已，而他们还是一样盯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