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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败失下缅甸（第1页）

英军败失下缅甸

前文提到，缅甸对中国持久抗战至关重要。对英国人来说，远东的防御重点是新加坡和印度，缅甸和香港一样属于相对次要的地区，可守可弃。不过那儿终究是自己的地盘，放任不管说不过去，大英帝国这老脸也没处搁，对缅甸的防务英国至少也需要装装样子。况且缅甸作为印度的东方屏障以及马来亚的西北侧翼，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那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丢了也实在可惜。基于以上原因，英国在1940年10月重开滇缅公路之后，就开始与重庆国民政府就军事合作进行尝试。1941年1月，伦敦委派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兰斯洛特·丹尼斯少将出任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与中国酝酿建立中英军事同盟，核心是保卫对中国至关重要的缅甸地区。

丹尼斯少将抵达重庆当月，“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正式成立。考察团主要职责是对中、缅、印、马相关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与英国共同协商保卫缅甸的军事计划。考察团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为团长，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为副团长，其余还有杜聿明、侯腾等高级将领。考察团众人于2月出发，对缅甸、印度、马来亚等地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实地考察，提交了洋洋洒洒30万言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报告书分“敌情判断”和“共同防御意见”两大部分，核心内容为根据当地地形、交通及估计日军将采取的战略战术，拟定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

计划提出：日本对中国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总体政略、战略实施总体策划。一旦日寇与英国交火，势必会首先进攻英属马来亚和缅甸地区。这样日寇既可以夺取英国的远东殖民地，又可切断中国的国际援助线路，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报告书得到了丹尼斯少将的高度认可。可惜翌年2月，将军为尽快达成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飞赴腊戍与英缅当局协商返回重庆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

对中国提出的结论，伦敦并不认可。丘吉尔和他的大腕们认为，凭借大英帝国的赫赫威名，日军肯定不敢对缅甸轻易下手。英方认为，即使日军要截断滇缅公路，也肯定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入手，绝对不会取道缅甸。基于这一观点，他们拒绝中国军队及早入缅布防。后来任印缅战区司令官的韦维尔上将在1941年10月曾实地考察过缅甸，对那一地区的情况持极端乐观的态度。韦维尔认为，日本人不会侵略缅甸，因为马来亚和菲律宾对他们来说更加重要，如果他们胆敢入侵缅甸，“势必受到严厉的惩罚”。

英国人心中还有一个无法明说的理由，他们始终在防范中国势力进入缅甸。一旦中国人进入这一地区，请神容易送神难，对战争胜利之后英国人恢复在缅甸的殖民统治大大不利——这和他们对香港的防卫态度惊人相似。伦敦认为，一旦中国人进入这一地区，大量中国移民将接踵而至。在他们眼中，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国家”，从而千方百计对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加以限制。英国人提出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一带布防。

但是英国人心里非常清楚，日军一旦入侵，他们根本不具备防御缅甸的能力，所以也不敢直截了当一口回绝中国，只是一味强调时机未到，要求中国军队暂缓入缅。英国仍想凭借中英军事合作的声势来唬住日本。长时间的扯淡纠缠，致使中英军事同盟的建立和联合作战问题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剃头挑子一头热的重庆政府仍在积极做着入缅作战的准备。1941年3月，军事委员会从军令部、军政部和军训部抽调了部分高级专家组成了驻滇参谋团，这一机构入缅后改称驻缅参谋团，以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为团长，军训部第一次长阮肇昌为副团长，总参谋部高参萧毅肃为参谋长。参谋团级别之高前所未有，基本相当于军令部的前进指挥部，必要时可以直接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命令。当时国军内能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两个部门，就是真正的军令部和委员长侍从室。

参谋团除了积极与英缅方进行沟通，还以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为首批入缅部队开展各项筹备工作，如充实装备、加强训练、筹措物资等。同时对集结在滇川、滇黔、滇康边境的部队实施动员，对炮兵、工兵、通信、后勤等特种部队进行了必要动员。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实力强大的美国终于走上了战争前台。为了确立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在远东安全问题上采取了与英国截然相反的策略，中美关系也从之前单一的经济援助转为正式同盟。罗斯福最担心中国一旦崩溃，日本势必集中兵力于太平洋地区，美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虽然远东地区暂时无兵可派，美国还是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力度，仅1942年就给予重庆政府5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中国急需的军事设备和物资。

华盛顿认为：“如果远东战场的西翼缅甸失守，盟军整个局势包括东翼的澳大利亚在内，都将面临严重危险。”日军一旦占领缅甸，控制滇缅公路，大批援华物资就难以运往中国，中国抗战无法维持，对盟军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基于这种考虑，美国积极支持中国入缅作战。英国并不赞同，认为此举完全是“牺牲英国而增强美国影响力的努力”。

珍珠港事件之后，兴奋异常的蒋介石立即在重庆紧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除了对日、德、意宣战，同时向美国提议，以美国为核心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参加的军事同盟。他很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一方面告知中国政府将向轴心国宣战，另一方面将中国希望结成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几位大使。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立即将蒋介石的建议传回华盛顿，罗斯福迅速回电表示赞同，并提议由蒋介石召集，在重庆召开五国联合军事会议。后来出于种种原因，苏联和荷兰并未加入这一同盟。

12月10日，丹尼斯少将代表英国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第二天，重庆政府开始了第一次入缅作战总动员。先以第六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七团为骨干组建了先锋支队，这支队伍由第四十九师副师长刘观隆带队，因此也称作“刘观隆支队”，率先从滇南入缅接替英军在景栋地区的防务——这是中国第一支入缅作战部队。重庆政府同时下令第九十三师进驻车里，第四十九师一个团前出畹町，准备随时开赴景栋。上述部队入缅后统一归英缅军司令官指挥。

12月14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代表英国政府再次明确表示：“一旦形势吃紧，愿与中国政府共同加强缅甸的防务。”

12月16日，以林蔚为团长的中国参谋团进入缅甸。同日，美国陆军部通过驻华军事代表团向重庆表示，希望中国军队尽快入缅布防。蒋当即下令第五军、第六军向保山、芒市集结，做好随时入缅的准备。随后侯腾在腊戍见到了韦维尔的参谋长哈丁·赫顿中将，提出第五军、第六军与英军一起在缅东南勃固、毛淡棉地区共同与敌作战的建议，遭到拒绝。

12月26日，当先头部队到达保山时，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接到了“停止前进”的电令，因为“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暂勿入缅”。29日，新命令到达，“毋庸入缅，该两军停止前进，并分段在昆明及滇缅线上集结待命”。此前在重庆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中、英发生了明显分歧。

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了联合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为勃兰特少将和马格鲁德准将，英国代表是驻印军司令官韦维尔上将。蒋介石、何应钦和宋美龄（担任现场翻译）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主要议题有三：一是同盟国利用中国之人力问题，二是同盟国对华军事物资供应，三是如何保卫缅甸及滇缅公路。

缅甸不仅是中国接受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还直接关系到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因此蒋介石对出兵缅甸态度积极。英国人并不热心，甚至心存抵触，宁愿将缅甸丢给日本人。在丘吉尔和韦维尔眼中，缅甸丢给日本人，战后可以顺理成章地收回，中国的势力一旦进入缅甸，未来的麻烦可就大了。

会议刚刚开始，中英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韦维尔表示，英国在东南亚作战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殖民利益，对中国抗战之成败不感兴趣，除了缅甸，不愿涉及其他任何问题。蒋介石极其克制地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如中国失败，则英国之印度必危而不保。如英国需要，我国可派出8万人入缅作战。”

蒋介石的诚意换来的是韦维尔的鄙视，这位和丘吉尔一样瞧不起中国人的英国上将傲慢地说：“如果由贵国军队来保卫缅甸，那简直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同时明确表示，中国人只需要将原来分配给他们的美援物资交给英国人就行，其余的事就别多管了。

远东两大盟国的分歧引起白宫极度不安。罗斯福对英国人的短视和自私颇为不满，他和马歇尔均认为，“韦维尔是个心胸狭窄的老顽固”，中国人的持续抗战不仅对远东和太平洋战场至关重要，对欧洲战局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只要他们能成功拖住日本人，美、英就可以集中力量去对付德国人，也就是所谓的“先欧后亚”。罗斯福认为，人是最宝贵的战争资源，中国最不缺的恰恰是人。陆军部长史汀生指出，“在美英总体战略中，中缅印战区位于第三位。但就其战略和政治地位可言，这一地区是极其重要的。从战略上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不断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他也认为韦维尔“比较武断，不讲方法，对待盟友中国人还是以往英国人的那种态度”。

迫于美国的压力，经反复讨价还价，英方还是勉强与重庆国民政府缔结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军事协定》，宣告中英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并初步拟定中国派遣三个军入缅作战。

仅仅三天之后，12月26日，韦维尔就再次食言，提出中国军队暂缓入缅，理由竟然是补给不足，“难以供应那么多的军队”，具体入缅时间另行通知。这也正是杜聿明接到暂缓前进命令的原因。此后第五军甚至被解除了入缅任务，准备向东投入国内战场。

根据“阿卡迪亚”会议形成的决议，1942年1月2日，中国战区宣告成立，蒋介石出任该战区盟军总司令，指挥在中国、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盟军部队。同时盟军还成立了西南太平洋战区，由英国的韦维尔出任司令官。对中国性命攸关的缅甸被划入了韦维尔管辖的作战区域。

就是盟国宣布成立中国战区的第二天，1月3日，蒋介石电告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让他转告罗斯福，遴选一名美军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罗斯福对此慨然允诺，并将此任务交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

史、马最初选中的是第一军军长休·德鲁姆中将。此人在美国陆军中资格甚老，晋升少将比马歇尔早了整整8年，派他去无疑更能显示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德鲁姆对此项任命进行了认真考虑。有人骇人听闻地告诉他，那里“中国人不相信英国人，英国人也不相信中国人，而缅甸人对前两者都不相信”。在进一步被告知不可能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前往中国作战时，德鲁姆告诉马歇尔，那是个“含混不清的工作”，拒绝履行这趟出力不讨好的差事。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都没有向中国派遣地面部队的强烈欲望，他们的目标是帮助中国人自主进行防御，仅此而已。陆军部的观点是，每向中国派遣一个人，就意味着每月要向中国运送0.62吨的补给物资。没有充足弹药和补给，美国人是不会打仗的，而中国人早就习惯了用最少的物资去打最多的仗。

第二个进入马歇尔视野的是他的好朋友约瑟夫·史迪威少将。两人在一战时期共事过，后来还一起在中国的天津服役，在本宁堡时史迪威就是马歇尔手下的得力干将。1月14日，马歇尔就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一事征求当时任第三军军长的史迪威的意见：“乔，你有24小时想出一位更好的候选人，否则就是你了。”刚开始史迪威不太情愿，在马歇尔的压力下，他最终表示服从命令。在他的设想中，中国距离日本很近，如果最终战争导向日本本土，美国就必然会在中国集聚起强大的攻击力量。这样建设中国基地的历史重任就会责无旁贷地落到他史迪威肩上，未来前途无量。罗斯福迅速认可了参谋长的提议，因为马歇尔热诚地告诉他，史迪威“才华出众、足智多谋”。

约瑟夫·史迪威就此进入国人的视线。1883年出生的史迪威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三次在华履职的经历使他成为美国陆军著名的“中国通”——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他这个“通”与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等人相比还是有不小差距的，属于表面通，骨子里不通。他曾偕新婚妻子一道游览中国，这里古老神秘的文化和贫穷落后的面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20年至1923年，他被美国陆军部任命为语言教官到北平学习华语，1926年至1933年任驻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一个营的营长，1935年至1939年任美国使馆驻华武官，与中国可谓有不解之缘。史迪威能像说法语、西班牙语一样说流利的汉语，能唱京戏，对中国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史迪威有两个子女出生在中国，女儿名叫“李娜娜”，儿子名叫“杨京京”。

1940年7月1日，回到美国的史迪威被任命为第七步兵师师长，同年9月晋升少将。由于该师在1941年夏天的全军演习中表现突出，史迪威因此晋升第三军军长，被誉为美国陆军47名少将中最出色的一位。

史迪威的能力无疑是出色的。在二战中，罗斯福对手下军事将领的使用堪称知人善任。但老酒窃以为，他这次对史迪威的任命明显不妥。在参加缅甸战役之前，史迪威大部分时间担任文职工作，从未有过实战经历。1942年之前，他指挥过的最大部队是美国一个二线军。虽然训练上颇有独到之处——后来他在兰姆伽训练中国军队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他明显缺乏大兵团作战的指挥经验。此外，早在佐治亚州本宁堡陆军步兵学校任教时，他就被学生授予“醋性子乔”的绰号，意思说他不够内敛，言语刻薄，喜怒形之于色，往往屈从于个人的冲动情绪而欠缺缜密考虑。在他的经历中，有着多次与同事或上司关系紧张而被调离的案例。据说他长期止步于准将军衔，是因为习惯对自己的长官出言不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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