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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二十五 汉纪十七 公元前67年一公元前62年共6年（第2页）

又下诏说：“凡是政府指定，又没有使用的皇家水田鱼池，一律开放给百姓。各郡国宫馆不再修治。流民回到家乡的，发给他们土地，借给他们种子，免除他们的算赋和徭役。”

7霍氏骄侈纵横。太夫人霍显大规模地兴修府邸，制作跟皇家一样的舆轿、辇车，车身彩绘，褥垫锦绣，黄金裹缠，又用皮革毛絮包在车轮外缘。侍女用五彩丝绸挽着辇车，拉着霍显在花园中游玩。霍显又与监奴（奴仆总管）冯子都淫乱。而霍禹、霍山也扩建住宅，在平乐馆纵马奔驰。霍云在该上朝的时候，数次请病假，私自出去，带领大批宾客在黄山苑中大张旗鼓地围猎，派他的一个仓头奴隶上朝去替他当班，群臣没有一个敢谴责他的。而霍显跟她的几个女儿，昼夜出入上官太后居住的长信宫，毫无顾忌。

皇上在民间的时候，就知道霍氏一家因长期地位尊贵，不能自我约束。等到躬亲朝政后，任命御史大夫魏相兼任给事中，进宫处理国务。霍显对霍禹、霍云、霍山说：“你们不能继承大将军的事业，如今魏相做给事中，如果有人离间你们，你们还能自救吗？”

后来霍、魏两家的奴仆因争夺道路发生冲突，霍家的奴仆一路追到御史府，要踹开御史大夫的大门，御史为此磕头谢罪，才作罢离去。有人把这件事告诉霍显，霍显等人才开始忧虑。

【华杉讲透】

这里有四个教训：

一是自欺欺人。霍云怎么能让一个家奴替他去见皇上呢？他不知道这是大罪吗？但是他自欺欺人，骗自己说不要紧，就这样干了。

二是德不配位，必有祸殃。霍云请病假，让奴隶代班，他干什么事去了呢？只不过是贪玩想打猎而已。这是多么荒唐的事，但他就不觉得荒唐。所以霍光把权势传给这样的后人，实在是害了他们。

三是身怀利器，杀心自起。霍家家奴哪儿来那么大的胆子呢？因为权势太大，骄纵惯了，一向都没事，所以就越来越放纵，一直作到死为止。

四是上行下效。但是，每个人的尺度都不一样，霍光也骄奢，但是他能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到他的夫人霍显那里就不一样了，发展到可以谋杀皇后，现在又要谋杀太子了。皇家宫殿都不修治了，她还在扩建花园房子。皇上节俭，大臣荒淫，这在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事，可见霍家已经没有一个懂政治的人。霍氏家奴的做派又从哪儿来的呢？还不是跟霍显学的。但是他们把尺度又放大了，竟然要去踹烂御史大夫的家门。所以当在上位者立身不正，你根本无法控制下属会干出什么来，最后玩火自焚，都不知道是谁点的火。霍显这时候发现不对，开始忧虑，但是已经回不去了。

不久，御史大夫魏相当上宰相，经常被皇上私下接见，商议国事。平恩侯许广汉与侍中金安等，也能径直出入宫廷。当时，霍山虽然主管尚书事务和宫廷机要，但皇上却下令群臣都可以直接呈上亲启密奏，无须通过尚书，对此，霍氏一家都非常恼恨。

皇上隐约听到霍家毒杀许皇后，但未获证实，于是将霍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宫卫尉、平陵侯范明友调任为光禄勋（总领宫廷禁卫），将霍光的次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调放外任为安定太守。数月之后，再将霍光的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调任蜀郡太守，孙女婿中郎将王汉调任武威太守。没过多久，又将霍光长女婿、长乐宫卫尉邓广汉调任少府。

八月十四日，任命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士兵都归他统属。仍旧让霍禹为大司马，但是只给他戴小冠（大司马应该戴大冠），而且不给他印绶，撤销了他管辖的部队，只让霍禹的官名与父亲相等，但不给他实际可指挥的部队。又收回范明友的度辽将军印绶，只让他担任光禄勋。霍光的中女婿赵平，本来是散骑将军、骑都尉、光禄大夫，本来统率一部分驻军，现在也收回他的骑都尉印绶。其他统率胡人、越人骑兵及羽林军、两宫卫将屯兵，全部换成皇上亲信的许氏、史氏子弟。

8当初，汉武帝的时候，征发频繁，百姓贫耗，穷民动则犯法，奸邪不轨之事，数不胜数，于是皇上派张汤、赵禹之流，严加立法，制定了知情不报、故意纵容之罪名，以及主管上级犯罪，属下官吏要一起判刑的法令。对于酷吏冤枉或重判犯人，不加追究；而对那些宽释犯人的官吏则加重惩处。这样下来，不但不能遏制犯罪，反而令奸猾弄法的情况愈演愈烈，法网日益严密，律令更加繁苛，法律文件堆得满桌满屋，主管官员根本看不过来。各郡、国在引用法令条文时出现混乱，就会出现同样的罪却处罚相异的情况。官吏们就抓住机会，以此弄法而受贿。想要救活的人，就引用轻的法令；想要置之于死地的，就引用使他非死不可的条文。冤狱遍地，人民哀伤。

廷尉史、巨鹿人路温舒上书说：“臣听说，当初齐国出现姜无知杀死齐襄公之祸，齐桓公因此兴起（齐襄公被公子无知所杀，庸廪又杀无知，齐国大乱，之后齐桓公从莒国入齐而得立）。晋国有骊姬之乱，却使晋文公称霸于诸侯（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杀世子申生，驱逐公子重耳、夷吾，若干年后，秦国支持重耳回国继位成为晋文公，称霸诸侯）。近世我朝赵王刘友被逼饿死，吕氏作乱，而成就了孝文皇帝‘太宗’的庙号。由此观之，祸乱之作，都是给圣人开道。变乱之后，必有大的改革，贤圣之君，正是以此昭明天命。昭帝没有嗣子，昌邑王淫乱，这又是皇天在为至圣明君开道了。臣听说，《春秋》最重视的，就是新君继位的正统性，因为尊重正统，对开端必须慎重。陛下初登至尊之位，与天意相符，应该改正前任的过失，以正受命之统。废除繁苛的法律，解救人民的痛苦，以应天意。

“臣听说，秦朝有十大过失（柏杨注：一、废封建；二、筑长城；三、铸金人；四、造阿房宫；五、焚书；六、坑儒；七、营建骊山嬴政坟墓；八、求不死之药；九、外放扶苏；十、任用狱吏），如今前九条已经废除，但还留下一条，就是狱吏。司法是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复活，砍掉的肢体不可再生，《尚书》说：‘其杀无辜，宁失不经。’（与其枉杀无罪的人，不如放过有罪的人。）如今的狱吏则恰恰相反，上下之间，好像比赛一样，以深刻严酷为导向，深刻严酷的，得到公平的美名；用法宽平的呢，就给自己留下祸患。所以办理案件的官吏，都恨不得将犯人置于死地，不是他们憎恨那些犯人，而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置人于死地。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计算死刑的人数，每年都以万数！这正是仁圣之伤痛啊！天下不得太平，都是因为这样的严刑峻法！

“人之常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在严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样的招供都行！所以犯人熬不过刑讯，就编假话来指控自己。狱吏们也利用这一点，就引导他们怎么说。定案之后，怕被驳回，就像炼铁一样，反复推敲，锻炼周密，全都办成铁案。这样的材料报上来，就算是尧帝时期最英明的大法官皋陶听了，也会觉得那罪犯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捏造确实的罪状太多，对应法律条文，罪名十分明显。所以俗语说：‘在地上画一个牢狱，叫人进去，人也不敢进去；用木头刻一个问刑的官，叫人去对理，人也不敢对。’这都是因恐惧狱吏的残酷而发出的悲痛之辞啊！希望陛下删减法令，宽厚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复兴于世。”

皇上很赞赏他的建议。

【华杉讲透】

对于司法，我们熟悉的一句话叫：“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这话说的是一个理想状态，实际上并不现实，因为前后两句话是矛盾的，只能选一头。如果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就不得不放过一些坏人，这叫“疑罪从无”；如果我们绝不放过一个坏人，那就只能冤枉一批好人，这叫“疑罪从有”，也就是“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汉武帝的政策，就是疑罪从有，有罪从重。因此路温舒就建议汉宣帝恢复《尚书》的政策：“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疑罪从无。

9十二月，汉宣帝下诏说：“近来，官吏们玩弄法律条文，越来越深不可测，都是朕的不德所致。判决不当，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无罪的人反而被诛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如今廷尉府官员和各郡司法部门官员，地位既低，俸禄又少。所以增设四位廷尉平（二审复判官），俸禄六百石，负责审理诉讼，务求公平，以称朕意！”

于是每年秋后，当对全国诉讼做最后定案时，皇上都亲自到未央宫宣室殿，斋戒素食，虔敬裁决，诉讼判决这才号为公平了。

涿郡太守郑昌上书说：“如今明主躬垂明德，就算不增设廷平官，判决也自然能公正。但是，如果要为后世开太平，还得从修订法律上下手。如果重新删减律令，律令一定，人民知道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奸猾的官吏也没有办法弄权了。如今不正其本，而是设置一个廷尉平的官职来理其末，以后政衰德怠，那廷尉平将揽权弄法，成为祸乱天下的罪首！”

【王夫之曰】

路温舒之言缓刑，不如郑昌之言定律也。律令繁杂多门，就会造成于彼于此皆可，可轻可重，贿赂就可左右判决，于是狱吏与有司争法，有司与廷尉争法，廷尉与天子争法，辩不能清，威不能制，再是明君，也胜不过狱吏的奸邪。只有像郑昌说的那样，简明法律，不可移动，则一人制之于上，而酷吏行贿之弊就根绝于四海了。

【华杉讲透】

法律的繁杂多门，就是官吏的自由裁量权的操作空间，就是权力和利益。如果法令简明，一切清楚明白，官吏们就没有权力了。所以路温舒的建议容易得到实施，郑昌的建议很难得到官僚系统的支持，因为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中有一条叫“刑不可知而威不可测”，就是不让人把法律彻底搞明白，这样统治者才有最大的自由裁量权。

10昭帝时期，匈奴派遣四千骑兵在车师屯田。到了汉军五大将击匈奴的时候，在车师屯田的匈奴兵团也惊慌逃去，车师国因此重新与汉朝通使。匈奴王怒，召车师国太子军宿，想要他来匈奴做人质。军宿是焉耆国外孙，不愿意到匈奴为质，自己跑回焉耆去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后来，乌贵继位为王，与匈奴联姻，让匈奴拦截汉朝派往乌孙国的使节。

这一年，侍郎、会稽人郑吉与校尉司马熹，率领被免除刑罚的罪犯，在渠犁屯田，积蓄粮草，并征调西域各城邦国的士兵一万余人，与两人率领的屯田士卒一千五百人会合，攻打车师国。结果车师国大败，车师王乌贵请求归降。匈奴听到消息后，发兵攻车师，郑吉、司马熹引兵向北迎击，匈奴人不敢前进。郑吉、司马熹就留下一个军侯与二十人保护车师王，自己带兵撤回渠犁。车师王乌贵认为二十个士兵不足以保护他，担心匈奴大军再来，自己恐怕要被杀，于是轻骑逃亡到乌孙去了。郑吉便立即将车师王的妻子、儿女接来，用驿马送往长安。匈奴改立乌贵的兄弟兜莫为车师王，召集车师国其余的百姓向东迁徙，也不敢居住在车师故地。郑吉派士卒三百人到车师屯田，以充实其地。

11皇上初继位，数次派遣使者去寻访他的外祖父家，因为时间久远（从刘据被杀到刘病已继位，已十八年），找到好多像是，后来都证明不是。这一年，终于找到外祖母王媪，以及王媪的儿子王无故、王武。皇上赐爵王无故、王武为关内侯，十天之内，赏赐以巨万计。

宣帝地节四年（乙卯，公元前66年）

1春，二月，汉宣帝封其外祖母王媪为博平君，其舅舅王无故为平昌侯、王武为乐昌侯。

2夏，五月，山阳、济阴两地下了一场冰雹，大如鸡蛋，撞入地面，深二尺五寸，砸死二十余人，当地的飞鸟全部丧生。

3汉宣帝下诏：“从现在开始，儿子窝藏父亲，妻子窝藏丈夫，孙子窝藏祖父母，都不治罪。”

【华杉讲透】

这是恢复了刑法“亲亲相隐”的原则。《论语》中有讨论：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跟孔子夸耀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大义灭亲指证了父亲。”孔子说：“我们那儿正直的标准和您这儿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中国古代对这个问题的价值观和法律规定很明确，儿子不仅有权替父亲隐瞒，而且儿子举报父亲，反而是有罪的，亲亲相隐是孔子提出的主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得到进一步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律相同，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这一法律精神一直执行到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宣传大义灭亲，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被废除。一直到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修订，第一百八十八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重新承认了亲亲相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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