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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第1页）

一

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韩忠彦为之，而非韩忠彦之能为之也。未几而向后殂，任伯雨、范纯礼、江公望、陈瓘以次废黜，曾布专，蔡京进，忠彦且不能安其位而罢矣。锐起疾为而不能期月守，理乱之枢存乎向后之存没，忠彦其能得之于徽宗乎？

循已覆之轨者倾，仗非其所仗者踬。以仁宗之慈厚居心，而无旁窥怀妒之小人，然且刘后殂，而张耆、夏竦不能复立于廷，王德用、章德象以与刘后异而急庸。若高后晨陨，群jian夕进，攻击元祐，不遗余力，前事之明鉴，固忠彦等所在目方新者。仍拥一母后以取必于盛年佻达之天子，仗者非所仗也。则邢恕、章惇、蔡卞虽已窜死，岂无继者？祸烈于绍圣，而贞士播弃终身，以恣噂沓之狂夫动摇社稷，后车之覆，甚于前车，亦酷矣哉！

忠彦虽为世臣，而德望非温公之匹，任伯雨诸人亦无元祐群贤之夙望。一激不振，士气全颓，举天下以冥行而趋于泥淖，极乎靖康，无一可用之材，举国而授之（它人）[非类]，无足怪者。将雪之候，先有微温，其温也，岂暄和之气哉？于是而诸君子之处此也，未易易矣。

太后不可恃也，忠彦斯不可恃也；李清臣、蒋之奇之杂进，愈不可恃也；曾布之与忠彦互相持于政府，弥不可恃也。然而温诏之颁，起用之亟，固自朝廷发矣。

范忠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伊川曰：“首被大恩，不供职，何以仰承德意。“苏子瞻海外初还，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恝于君臣之际者，知其不可恃，而犹欣跃以从，亦君子宅心之厚与！

虽然，酌之以道，规之以远，持之以贞，而善调元气以使无伤，固有道焉。天下有道，道在天下，则身从天下以从道。天下无道，道在其身，则以道爱身，而即为天下爱道。以道爱身者，喜怒不轻动于心，语默不轻加于物，而进退之不轻，尤其必慎者也。

执之仇仇，而知仇仇者之必不我力，不可得而执也。爱而加膝，念加膝者之无难投渊，不以身试渊也。夫且使昏庸之主，知我之不以欣欣而动，弗得以我为赖宠。

夫且使邪佞之党，见我之迟迟以进，弗得疑我之力争。夫且使天下之士，惜其名节，念荣宠之非荣，而不辱身以轻试。夫且使四海之民，知世之方屯，隐忍以茹荼苦，而不早计升平，以触苛虐而重其灾。

故范淳夫劝蜀公之不赴，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非独为二公爱其身也，为天下爱道，而道尚存乎天下也。

以爱君之切，而不忍逆君之命；以忧国之至，而迫欲为国宣力；以恤民之笃，而辄思为民请命；则小人之占风而趋、待隙而钻者，固将曰：彼犹我也。

一虚一实迭相衰王，而凶威可试，不遗余力，以捋采而尽刘之；昏庸之主，亦将曰：此呼而可来者，麾而可去，天下安得有君子哉？唯予言而莫违，否则窜之诛之，永锢而无遗种，亦不患国之无人也。

后生者，不得与于直道之伸，亦将曰：先生长者，亦尝亟于进矣。则弗待君之果明，臣之果直，未进而获进焉，无不可也，奚必与世龃龉哉？于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庸主有轻士之情，人士无固穷之节。

朝为无人之朝，野为无人之野。则大观以后，迄于靖康，醉梦倾颓，无有止讫，终无一人焉，能挽海宇之狂趋以救死亡，不亦痛与！

宋之不靖也，自景祐而一变矣。熙宁而再变，元祐而三变，绍圣而四变，至是而五变矣。国之靡定，不待智者而知也。乃数十年来，小人迭进，而公忠刚直之臣，项背相依。然求其立难进易退之节，足以起天子之敬畏，立士类之坊表者，无其人焉。

骐骥与驽骀争驾，明星与萤火争光，道已贬，身已媟，世安得而不波流，国安得而不瓦解哉？韩忠彦孤立以戴女主，而望起两世之倾危，诸君子何其易动而难静也！伊川贬，而尹和靖、张思叔诸学者皆罹伪学之禁。韩侂胄之恶，自此倡之。则非祸中于国家，而且害延于学术矣。建中靖guo之初政，有识者所为寒心也，奚粲然可观之有？

二

政之善者，一再传而弊生，其不善者，亦可知矣。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弊也，必至于厉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国受其益，人受其赐。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宽以便其弛，假其所严以售其苛，则弊生于其闲，而民且困矣。

政之不善者，厉民以利国，而其既也，国无所利，因以生害，而民之厉亦渐以轻。立法之始，刻意而行之，令必其行，禁必其止，怨怒积于下而不敢违，已而亦成故事矣。牧守令长之贤者，可与士民通议委曲，以苟如其期会而止，而不必尽如其法。

若其不肖者，则虽下不恤民碞，上亦不畏国法，但假之以济其私，而涂饰以应上，亦苟且塞责而无行之之志。则其为虐于天下者，亦渐解散而不尽如其初，则害亦自此而杀矣。故即有不善之政，亦不能操之数十年而民无隙之可避。

繇此言之，不善之政，未能以久贼天下；而唯以不善故，为君子所争，乃进小人以成其事，则小人乘之以播恶，而其祸乃延。故曰：“有治人，无治法。“则乱天下者，非乱法乱之，乱人乱之也。

蔡京介童贯以进，与邓洵武、温益诸奸剿绍述之邪说，推崇王安石，复行新法。乃考京之所行，亦何尝尽取安石诸法，督责吏民以必行哉？安石之昼谋夜思，搜求众论，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术者，京皆故纸视之，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矣。

则京之所为，固非安石之所为也。天下之苦京者，非其苦安石者也。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惇、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京，则安石之所以贻败亡于宋者此尔。

载考熙、丰之时，青苗、保甲、保马、市易之法，束湿亟行，民乃毁室鬻子，残支体，徒四方，而嗁号遍野。藉令迄乎宣、政，无所宽弛，则天下之氓，死者过半，揭竿起者，不减秦、隋之季。乃绍圣踵行，又二十余年，而不闻天下之怨毒倍于前日。方腊之反，驱之者朱靦花石之扰，非新法迫之也。此抑可以知政无善恶，俱不足以持久，倚法以求赢，徒为聚讼而已矣。

神宗之求治也迫，安石之欲售其邪僻之术也坚，交相骛而益之以戾气，力持其是，以与君子争，无从欲偷安之志以缓之，故行之决而督之严，吏无所容其曲折，民无所用其推移，则如烈火之初炎，而无幸存之宿草。及哲宗而以怠心行之，及徽宗而抑以侈心行之矣。

则吏民但可有盈余以应诛求，饰文具以免勘督者，自相遁于下而巧避之。且如保甲之法，固可以一纸报成功；青苗之息，固可酒派于户口土田。醉梦之君，狭邪之相，苟足其欲，而以号于人曰：“神宗之所为，吾皆为之矣。“而民之害，亦至此而稍纾矣。

繇此言之，政无善恶，统不足以持久。吏自有其相沿之习，民自有其图全之计。士大夫冒谴以争讼于庭而不足，里胥（牖）[编]户协比以遁于法而有余。

故周公制六官，叙六典，纤悉周详，规天下于指掌，勒为成书，而终不以之治周。非不可行也，行之而或遁之，或乘之，德不永而弊且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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