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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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呢？我伫立在女儿的卧室外，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之中，我唯有祈祷，恳求上帝的保护。

自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并表扬了他们后，几天中，上海马路上成了红卫兵的世界。报上又宣布了，红卫兵的任务是扫四旧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旧习惯。对〃旧〃字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全部由红卫兵来决定。首先，他们将上海的马路改了名。沿黄浦江外滩一带最大的马路改为革命大道。另一条主要马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也改了名。苏联领事馆所在的马路，改名为反修路。而英国领事馆前的马路，则改为反帝路。我又发现，我家所在的马路，改为欧阳海路。这是为了纪念一个士兵欧阳海，他为了拉走一匹因受惊窜上铁轨的马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红卫兵还在讨论，是否要把红绿交通灯也改革一下，因为，他们想，红色应标志着革命前进．而不是停下。此时，交通灯也已停止开放。

他们砸掉了鲜花店和，工艺品商店，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富人才有钱买这些无聊的东西。他们对其他的商店都一一进行检查，凡他们看不入眼的，或他们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便进行毁坏或没收。他们的要求极严格。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坐沙发，因此，所有的沙发，一下都有如洪水猛兽，不可接近。另外如席梦思床垫、丝绒绸缎、化妆品，西方流行式样构衣服，都扔在马路上，等着拉出去烧毁。

按中国惯例，商店在命名时，常取吉祥之兆，如〃富丽〃绸布店，〃美昧思〃饮食店，〃天禄〃鞋帽店专门经营老年人的帽子，〃康福〃皮鞋店及〃全家福〃家具店等，即使在一九五六年政府把商店合营时，都未改变店名。现在，红卫兵命令它们必须把店名改为革命化的名字。许多商店经理不知怎样来选择新的店名，但最热门的名字，就是〃东方红〃，它是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歌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几乎代替了中国国歌。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面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马路两边同名的商店，使人们弄不清它们究竟经营什么商品，与此同时又让人有一种极紧张的感觉，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每天，我的佣人们总给我带来有关红卫兵的可怕行动，我对此很好奇，我想自己冒脸出去看看。

我有两张商业区银行的定期存单，适逢到期。我决定兑现一张以备家常开支，因为经验告诉我，凡一场政治运动之后，必然会带来食品供应缺少及紧张。有时为了活命，只得去黑市场购买所需的食品，但那里的价格却是惊人的。记得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我的厨师花了五十元钱买了一块猪肉，而平时的正常价格，不道二、三元。

老赵和陈妈，都要我在出门时注意一下穿着，因我们一位邻居太太在出门看朋友时，碰上了红卫兵，他们没收了她的皮鞋，剪破了她的长裤，弄得她狼狈不堪。因此我在去银行时，穿上一件旧衬衫，并向陈妈借了条大腰身的长裤，一双胶鞋。因为八月的日头，仍然是热辣辣的，陈妈又给找来一顶阔边草帽，那是我女儿在农村巡回演出时用的。

马路上人声喧闹，处处都能见到红卫兵，也有看热闹的。在文化革命初期，〃敌人〃只是指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大多数老百姓，都有一种安全感。他们对待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许多人在马路上闲荡着，看看热闹。

东一簇西一堆的红卫兵，给看热闹的人们宣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有几个红卫兵的宣传，令我很不理解。他们对群众说：文化大革命将把他们解放出来。广大人民不是在一九四九年就解放出来了？是否那次的解放还不彻底，因此还要进行第二次解放？在我看来，似乎共产党在做自我批评，但那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因此，我认为我一定听错了，也可能那是小青年的口误。事实上，不久，〃重新解放无产阶级〃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官方舆论公开指出：共产党党内的敌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司令部，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只是这些论点直至年底方才明朗起来。

有些红卫兵干扰公共汽车的行驶，他们散发传单，向行人作宣传演讲，并对一些衣着打扮令他们看不惯的人采取〃革命行动〃。多数自行车把手上，都挂着红色的语录卡，没有挂的，就会被红卫兵拦截，并给予警告。在人行道上，红卫兵要群众高呼口号。红卫兵们高举着毛泽东肖像，敲锣打鼓。在街道拐角处，广播喇叽在宣传的间歇时，播放着革命歌曲。因我穿着旧衬衫和宽大的裤子，一身无产阶级装束，所以使我能置身子这场闹剧之中而安然无恙。我从容地向银行走去。

忽地，只见前面一簇红卫兵揪住一个时髦的女人。一个红卫兵抓住她，另一个脱了她的鞋子，第三个剪破了她的裤管。这些红卫兵对她大声斥责着：〃你为何穿尖头皮鞋？为何要穿小裤脚管？〃〃我是工人，我不是资产阶级，放开我，让我走！〃那姑娘挣扎着解释着。

在冲突中，红卫兵把她的外裤扒下来了，那些围观的人们，刹时更来劲了，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在边上哄笑取闹。其中一红卫兵抽了那姑娘一个耳光，不准她再反抗。她就坐在脏兮兮的马路上，把脸埋在手臂上，边抽泣边低声反复申辩：〃我不是资产阶级！〃另一个红卫兵打开了她的拎包，查看了她的工作证。然后把工作证和裤子都扔给她，她迅速地套上裤子，也不等取回她的鞋子，就光脚穿着袜子匆匆离开了。这时只听见那边一个红卫兵揪住一个男子，并大声斥责着：〃你为何在头发上搽油？〃我也没心思再往下看这出闹剧，就跨入银行。在中国，所有的银行都是由国家经营的人民银行的分行机构。那里不设铁栅或小窗口，职员们坐在普通木制的账台前接待储户。我走到一位女职员前把存单递给她。

在我出门时，我考虑过我该提多少款。那两张到期的存单，票额分别为六千元（约一千英镑）和二万元（约三千三百英镑）。与薪水的标准一样，中国的生活水平很低，在一九六六年，六千元算一笔大数目了，二万元则已代表小康了。银行，事实上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那里的职员的任务，是鼓励人民参加储蓄，如是，资金就可以流入国库。在政治运动中，那些职员有权对储户拒付大额存款，即使这些存单已到期可以支取了。有时，他们要求储户工作单位开证明说明提款的理由。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提款，因此，我准备将六千元存单兑现，把那张二万元的转期一年。不过，我这次并未遇到任何麻烦。那位出纳员什么也没说，就支付给了我全部现金，分毫不差。而在我点钞票时，她已经开始打毛线了。虽然满墙都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及大字报，但银行里的空气，和马路上红卫兵那种紧张气氛，迥然不同。

我再次走到闹哄哄的大街上，我觉得自己胆子太小，没把那张二万元的存单提出来，同时也暗自庆幸，总算安然无恙。我往家走去，但在拐弯处，我儿乎被一群红卫兵撞倒，他们用绳子拉住一位男性老者，一边大吼大叫，并用棒头连连敲打那位可怜的老人，那人痛得发出一声尖叫。

〃无耻的资本家！工人的吸血鬼！你要找死呀！〃那些红卫兵高声叫嚷着。

一下遇到这样残酷的场面，我内心猛烈地抽搐着，我十分同情那位可怜的老人，这也令我想起胡先生，自他来访后已过去两个礼拜了，也不知他近况怎样。我想我得给他挂个电话。我加快脚步往家走去。路上比一小时前更乱了，红卫兵们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人，到处是人们反抗的尖叫声及受害者声泪俱下的恳求声。当我看到红卫兵在抓烫头发的女人，并把她们的头发剪掉时，我真感谢陈妈给我戴上这顶大草帽，以遮盖掉我的烫发。马路上有许多警察，但他们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离开了闹市区，我略松了口气。住宅区就显得安静多了。但当我拐入我家门口那条马路时，只见一大堆人聚集在我屋前。他们在看我对面一象邻居门口张贴出的一张大字报。那家主人，是上海铝合金公司的总工程师。该公司原是九年前被人民政府接管的一家瑞士商行。那里的工人，写了张大字报贴在他家门口，揭发他是瑞士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字报边上，是另一张小一圈的，由童稚笔迹写出来的大字报，这是他的两个孩子写的，他们参加了对他们父亲的批判斗争，并立誓与他划清界线。这张由两个十一岁和十岁孩子写的大字报，引起了大家的注目。

当老赵来开门时，我问他有关那张小孩子写的大字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赵告诉我，说那家邻居的佣人告诉他，那张大字报是他爸爸要求孩子们写的，如是，可避免红卫兵在他们身上加以迫害。

红卫兵的行动在逐日升级，第二天，他们就进入我对门那邻居家的宅第了。刚开始他的妻子拒绝开启大门，并把浇花园用的水龙管对着他们，以阻止他们侵入。结果，那些红卫兵们推倒了大门，把水管夺过来将她全身浇湿，然后把她推倒在地痛打了一顿，因为她反对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她的孩子要想保护他们的母亲，也被殴打了。他们被称为瑞士帝国主义走狗的〃狗崽子〃，并逼迫他们帮着红卫兵一起烧毁他父亲全部的藏书。

整日里，没日没夜地，到处都能听到敲锣打鼓的嘈杂声，私人住宅被查抄和抢劫的消息时有传来。我想与胡先生电话联系，终没有如愿，与其他朋友也是如此。红卫兵们残酷的行动在级级升高，我听说，被害者如反抗的话，便会得到加倍侮辱，恐吓乃至惨遭杀害。报上的社论、中央文革成员的谈话，对红卫兵这些野蛮行为表示祝贺甚或鼓励。他们被捧为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真正接班人，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克服困难，砸烂旧世界．建立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核心的新世界。

我束手无策，深感劫数难逃，觉着无法避免这场令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灾难了。女儿也很是担心，几次对我说：以她那微薄的薪水，是无法开支我们的生活的。我认为这是时候了，该向她一一交代有关我们在香港银行及其他地方银行的存款情况，我告诉她，这些钱已足够我们日常开支了。但最最令我放心不下的，是文化革命后她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一旦成立，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将永久在中国沦为像印度的贱民那样的无权阶级，那么她以后的生活，将是不堪设想的。对我来说，这比失去我全部财产更令我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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