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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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那个下午，希特勒在和秘书们共享下午茶的时候，无论最后结局如何，他仍然坚持自己会留在柏林。爱娃·勃劳恩已经表达了自己追随希特勒的意愿，但是希特勒坚持要爱娃躲到相对较为安全的布彻斯加德。爱娃的盲目奉献赢得了往昔对她不屑一顾的情夫的赞许，事实上，爱娃的确陪着希特勒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喝完下午茶以后，希特勒宣称他要思考一场战争，不过秘书们可以休息一个下午。于是，爱娃·勃劳恩带她们去了希特勒在老大臣花园的起居室，她们开着唱机，品尝着香槟。不久，马丁·鲍曼加入了她们的行列，鲍曼的酒量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而变大了。希特勒的医生——鬼鬼祟祟的西奥多·莫雷尔也加入了秘书们纵情声色的队伍。苏联人的炮声在城东面此起彼伏地响着，这群女人们伴着战前流行歌曲《红玫瑰带给你快乐》的伤感曲调开始跳起舞来。

纳粹不断地掩盖着事实真相，殊不知，但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清事实的真相，但是，我就是那群一再盲目相信的人之一。希特勒的生日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那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正好听到广播报道，所有战线上的盟军都被打败了，德国通过不懈努力将战线推到了敌人一方，德国军队的大反击终于开始了。在经历了让人灰心丧气的一天之后，这个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并不知道，占领霍夫的行动早在5天前就开始了，到4月20日时已经结束了，我在军事医院里的同伴到那时都做了战俘。科隆已经落入盟军手中，法兰克福也未能逃脱同样的命运。意大利境内的所有德军已经缴械投降了。苏联第5军正在迅速包围柏林。4月13日，维也纳落入了苏联人手中。4月17日，大约3。5万名德国士兵，其中包括30个将军，在南部投降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的那天早上，苏联军队在南面（距离柏林城只有不到30公里），已经拿下了距柏林东北面不到5公里的布雷斯劳，并迅速地向前挺进，大炮已经架在了哈弗尔河畔。苏联人的炮弹已经落在柏林东北面大片郊区的土地上，现在，苏联人夺过了我们那些能够发射半吨弹药的武器，已将枪口对准柏林。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6）

我在希特勒的生日那天丝毫没有意识到，德国的抵抗组织在前一晚已经开始行动，虽然该组织在二战期间遭到希特勒的残酷镇压，但是那天晚上，德国抵抗组织再次站了起来，他们代表了德国人民对强加在他们和首都头上的命运进行的抗议。抵抗组织的几十个人昨晚在柏林城的墙上写满了“绝不屈服”的字样。这是193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法西斯行动，人民公开反对希特勒和戈培尔，拒绝把德意志首都葬送在火海中。盟军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支援，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抵抗的勇气和力量。漫天飞舞的传单上，希特勒被称为“狂人”，希姆莱则是“走狗”。在几个月前，散布这些“叛逆的侮辱性”用语的人还可能被送上绞刑台，但是，现在柏林人觉悟了，他们开始抵抗。然而，纳粹政权内部还有许多执迷不悟的顽固分子，就在那天早上，10个营的民兵向西出发，支援几乎丧失了战斗力的第9军，企图开辟新的阵线。他们出发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猜测，柏林实际上已经崩解了，他们的努力徒劳无益。

在苏联人的装甲坦克和火箭炮的双重攻击下，第9军也正在瓦解。苏联卡车上发射的一枚火箭炮就足以夷平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在苏联人低空战斗机的扫射下，一队队撤退的士兵纷纷被击倒。在前进的途中，民兵组织的下级连队与困乏不堪的正规军队不期而遇，后者刚刚逃离前线。双方讲述的都是一个同样的事实，“伊万大叔来啦”。我们称苏联士兵为“伊万大叔”，称英国士兵为“汤米”。路上挤满了运载伤员的马拉车和半履带卡车，混乱一片，士兵们困顿的脸上布满恐慌的神色。士兵们很多天都没有分到配额供给了，只好开始抢夺民财。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士兵混做一片，根本区分不开。路边横躺着无数士兵的尸体。疲乏的士兵闯入民宅，倒头就睡，不愿意前进，市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不少人在柏林城内痛苦地寻找着避难所。一些军官用枪指着逃跑的士兵，希望藉此整顿军威；另外一些军官则奉劝士兵们解甲归田，远离战争。德国战败了，所有人都害怕地躲避着党卫军，他们正在城里搜寻叛徒并处以死刑。流动军事法庭随处可见。士兵被吊死在路边大树上的情况也时时可见。很快，在苏联军队英勇的呐喊声中，这些行刑队成员的末日也来临了。

那天夜里，希特勒号召发起了又一次“反击”，他认为将击退敌人。这一次的目标是阻挡苏联军队坦克和大炮部队势如破竹的攻势，一群来自德意志劳工部的男孩组成了这支决心扭转战争局势的队伍。东面的战斗徒劳无益地进行着，阵线离我们睡觉的地方只有几公里之遥。英国皇家空军还在对柏林进行最后的空中轰炸，炮弹落地的巨大冲击力让我从睡梦中惊醒。就在希特勒生日那天夜里，纽伦堡失守了，那座见证了希特勒累累恶行的城市现在落到了盟军的掌控之中。

第七章　希特勒的孩子们

希特勒的孩子们（1）

第二天早晨，阿克斯曼向我介绍了一个人，她就是格特鲁德·胡恩（Gertrud　Huhn），在以后的几天中她给了我很多帮助。格特鲁德是一位内科医生，在位于恺撒大道的希特勒青年团总部任职。她是医院病房的负责人，工作地点在一个地窖中。实际上，病房的条件非常简陋，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急救站。地窖位于防空洞的下层，里面可能有10～12个病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火灾中受伤的救火队员。房间里的病床数量很少，医疗设备和补给严重匮乏，红十字急救箱里仅有一些最基本的绷带和药品。

我们都叫她格特鲁德医生。虽然她比我们年长不少，但和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一样，她也受到了纳粹的欺骗和蒙蔽。她是一个善良温和的女人，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她的病人（后来一位受伤的苏联士兵也来到了这里，她同样给予他关心和爱护）。格特鲁德医生非常聪明，对身边的每个人都很体贴关照，同样，她也狂热地崇拜着希特勒，随时愿意为希特勒和纳粹献身。

在恺撒大道的病房中，还有几个年轻的女孩担任格特鲁德医生的帮手，她们同她一样，都是德国少女军团的成员。有几个女孩看起来只有14岁左右，她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格特鲁德医生也不例外，这让她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后几天里，有3个女孩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雷娜特（Renate）是格特鲁德医生的助手，与她形影不离。从医学院毕业后，她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真正的医生，虽然她还是个小孩子，却常常装得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看到新来的伤兵她就会情绪激动：“那些人都对你做了什么？”然后就会无奈地摇摇头。对于那些重伤患者，她会轻轻地把手放到他们的额头上，温柔地抚摸着他们的脸颊。她也会紧握住那些死者的手，暗自伤心流泪。

来自不来梅的谷德伦（Gudrun）具备出色的医护能力，是一个严肃谨慎的人。最后一位就是洛特（Lotte），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另外还有几个女孩，都是刚刚度过童年时期的孩子，却被该死的战争无情地卷到这地狱般的地窖中来。

尽管灾难即将降临到这个城市，阿克斯曼依然保持着对纪律的高度服从。在前一天晚上他问我是否会骑摩托车，我说会，我向来对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有信心。但他显然忘了问我是否有驾驶执照，等到周六晚上他发现我没有执照时，立刻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他不会去做“违法的事”，于是他告诉我准备为我另找一个司机。我想他一定是发疯了，因为当时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另找一人谈何容易。难道阿克斯曼认为在子弹炸药横飞的大街上还会有警察把我拦下检查执照不成？不过最后，我还是很为这个决定感到高兴，因为我和那个司机成了很好的伙伴。我想没有他的帮助，单凭我一人之力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直到今天我还时常想起他，想起那位消失在柏林废墟中的同伴。

这位同伴的名字叫哈尼斯，典型的柏林人，没有什么幽默感。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忠实成员，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却是一个出色的司机。在接下去的一周中，我们要避开层层关卡、路障和街垒，将信息传递到柏林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工作，但每每坐上哈尼斯的摩托车飞奔时，我总会产生一种陶醉的快感，一股强烈的刺激和兴奋。我告诉他我曾在战场上受了伤，由于现场没有麻醉药，年轻的医护兵就把我的皮带塞进我嘴里，让我“咬住这块皮！”然后直接取出了我身上的榴弹片。后来，“咬住这块皮！”就成了我们在遇到困境时相互鼓励的话。我们还常常这样说：“来吧，让我们一起挺过去。”

还记得第一次接受送信任务的那天早上，我们被告知要和卡尔·库茨克的部队取得联系。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那里有我以前的同伴，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重逢了。当时，他们负责驻守一条通往柏林东部的交通要道，那条路位于雅各布斯多夫与彼得斯多夫之间，战略位置相当重要，苏联军队正在对其进行猛烈攻击。我盼望着早日能和库茨克团聚。这支部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骄傲，凭借顽强英勇的战斗表现，他们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阿克斯曼告诉我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库茨克都不能撤退，“我们不会让元首失望的”，他说道。

当然，我并不知道同苏联军队相比，当时我们的实力是多么的虚弱。希特勒的狂妄至极让他不能容忍任何失败，对于失败的第一反应就是叱责指挥官的懦弱无能，甚至视他们为叛徒，却丝毫无视国内缺兵少将、弹尽粮绝的现状。不过，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库茨克的部队竟然还幻想着蓄势以待，后发制人以卷土重来。

哈尼斯和我迫不及待地坐上摩托车，从恺撒大道出发直奔彼得斯多夫。短短几天之内，整个柏林城显得比我刚来时更加残破不堪，那些之前没有被苏军炮火摧毁的建筑现在都已经坍塌了。我们驶出市区的时候感觉地面都在震动，每隔5秒钟就能听到一阵巨大的撞击声和榴弹发出的爆炸声。

我对哈尼斯说：“如果我们两个都被杀了，我们还会在地狱里重逢的。”

哈尼斯回答道：“我们已经在地狱里了。”

几分钟后我们遇上了第一个麻烦。公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汹涌的人潮带着巨大的悲惨、沮丧、痛苦缓缓地向前移动着。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恐惧，饥荒和严寒摧残着他们的身心，许多人看上去都无力继续支撑，甚至连那些马匹都已经精疲力竭。路两边堆满了毁坏的卡车和马车，到处都有婴儿的哭声，母亲们绝望地抚慰着自己的孩子。我们被围困在人流中，一步也动弹不得。

希特勒的孩子们（2）

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脱身时，在我身边的一个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似乎是刚从路边爬起来，伸出双手乞求似的看着我，脸上写满了疲惫和痛苦。他已经油尽灯枯，再也无力承受这份苦难了。

“我求求你，年轻人，让我得到解脱吧，我不行了。”

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个痛快的了断。

“我再也受不了了。”他继续到，“求求你，我求求你，帮我解脱痛苦的折磨吧。”

“哦，我的上帝！”我对哈尼斯说，“我不能这么做。”我们的口袋里都有枪，但我根本下不了手。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一位军士出现在老人面前，冷冷的表情中透着一丝麻木。他说道：“老人家，我不能杀你，但你可以用我的手枪自己解决。”

我神情麻木，和哈尼斯一起默默走开了，我们不愿目睹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情。枪声响起，哈尼斯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架。我转过头，看见那位士官取回自己的左轮手枪，老人的躯体已经瘫倒在路上。这时，从后面马车中冲出一个年轻的女人，尖叫着扑倒在老人的尸体上，似乎是要保护他。我看见她的衣服上沾满了血迹。

“相信我，这样对他更好。”那位军士一边把手枪放回枪套，一边轻声对我说。他脸上显出同样精疲力竭的表情，让人感觉他好像也产生了同样的念头。

我对着哈尼斯吼道：“我们走！”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哈尼斯发动了摩托车，带着我迅速离去。我们离开了人群，沿着高速路向前行驶，很快，周围再也看不见任何人或车辆，只剩下我们孤零零的一辆车。战争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转瞬之间就有天壤之别，但目前的情形却让人感觉诡异。我们停下车，抽了口烟，商量一下究竟是继续沿大路走，还是另外选一条乡村小道。

哈尼斯掏出随身携带的酒瓶递给我，里面装满了杜松子酒。我喝了一口，马上又递还给他，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他举起瓶子说道：“敬那个可怜的老人。”然后猛灌了几口下肚。我的脑子里不停浮现出那个女人痛苦的表情和那件带血的外衣，这真是一种折磨。

突然间，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一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的苏联战斗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在我们左右两边留下了两排清晰的弹孔。这也促使我们迅速转向更加隐蔽的小路。路上，我们还遇到一些设置坦克路障的老人，但他们并不知道库茨克的部队在哪里。情况万分危急，苏联军队就在身后，我们的部队随时都有被包围的危险。

4月21日，星期六。那个早晨对柏林来说意味着厄运和灾难。我们在出城时所经历的那阵炮击只是整个进攻的序曲，苏联军队随后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狂轰滥炸，持续不断的袭击不仅要摧毁这个城市，更是要瓦解柏林人残余的士气。猛烈的炮火一直持续了11天，漫天炮弹如雨点般倾泻在柏林——第三帝国的心脏上。苏联人还将俘获的古斯塔夫重炮调转炮口对准柏林，这些形如巨兽般的杀人工具重达145吨，每次发射半吨的炮弹，射程达到50公里，杀伤力巨大无比。

此时，每一个步出家门的柏林人都有被杀的危险，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但有些人还是抵御不住生存的诱惑，特别是在那个星期六的早晨，为了庆祝希特勒生日，当局发放额外的定额食物。数以百计的人涌上库尔菲尔斯滕大道，却不知“希特勒的慷慨”给他们带来的只有诅咒和灾祸。伴随着食物而来的是苏军狂风暴雨般的轰炸，昔日优雅宁静的林荫道被接二连三的轰炸所摧毁。同样的惨剧也发生在菩提树下大街、威廉姆斯大街和恺撒大道上，这些昔日美好的柏林街道在苏军炮兵和喀秋莎大炮的致命打击下变成了一堆堆碎石瓦砾。炮火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回响在城市上空，成为了每天生活的背景音乐，用柏林人的话说是“斯大林的唱诗班”。

这次袭击给了希特勒当头一棒，因为苏军的炮弹第一次落在柏林禁区中，这让他倍感疑惑：苏联人真的离得那么近了？答案是肯定的。德国空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本无力阻挡苏军前进的步伐。分布在全国的空军机场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几乎没有几处能够正常起落飞机。这让希特勒暴跳如雷，怒斥空军的最高统帅戈林，并扬言要将他革职查办。但当时戈林远在巴伐利亚，希特勒也无可奈何，戈林的回应只是催促希特勒尽早离开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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