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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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2页）

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文宗正受制于人，话不好明说，只能用“河北之贼”来与朝官中的“朋党”现象相比。其实，若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为恰当，因为对宦官的反击虽然艰难困苦、屡遭失败，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机，而政治派系一旦产生，那就绝非是靠武力或者强权所能解决的，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是一位叫李商隐的人在后来写的，此人在文宗说那话三年以后及进士第，从此也被卷进了这场是非相争的滚滚洪流中。

不管怎么说，天子这话确是一语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况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三个人如何竟造成了这一场本朝也许不止本朝一代而已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派系之争？

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二

关键在于李宗闵。

宗闵字损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时期曾做过宰相的李夷简就是他的伯父。但从他的祖父时起，这一家已无祖荫可恃，所以宗闵也免不了走科举的道路，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闵本与牛僧孺又在制举“贤良方正科”中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辞过于激烈，结果不得升调达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监察御史。

宗闵在仕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吴元济时，征用他为彰义军府的观察判官。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得他此后步入了朝廷的中枢阶层。淮西平复后，宗闵人为驾部郎中，又以本官兼“知制诰”。穆宗即位，升为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试举案中，宗闵也是被处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苏巢在其好友、主试官钱徽主持下进士及第。这次考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还是主试官的亲戚。为此，翰林学士李绅、元稹及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结果导致了两位主考官和牵涉请托的某些朝中大员被处分。同时，在对已中进士者的重新“复试”中，苏巢等人因实才不符而落选，宗闵因为这个缘故，自也难逃嫌疑，被贬为剑州刺史。

平心而论，宗闵在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主考官钱徽与他交情笃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闵当然有请托的嫌疑，但这场纠纷的发动者段文昌、李绅却也很难说是清白。

段文昌爱好书画，任相时有一位杨凭曾以家藏珍贵书画献于文昌，托他引荐即将应进士试的儿子杨深之。恰恰在考试前夕文昌罢相出为西川节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写信，请钱徽照顾。可榜出而不见杨氏子，反而尽是主考官亲旧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

李绅也是这种情况，他属意于一位举子周汉宾，亦曾专门托请钱徽留意，不料结果竟是名落孙山。他与段文昌一气之下，便向皇上弹劾主试官钱徽。可见，在这场科试案中，他两人确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算不上于事为公的。

事发后，据说有人劝钱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于众，钱徽却不同意。

“苟无愧心，怎可以私人书信相证！”钱徽对来人道。

这话说得漂亮，也表明钱徽甚为明智，否则，当时洗刷了自己，今后却难逃种种更大的是非漩涡。

与此事无关而站在段、李一边，强烈指责钱徽、李宗闵等人的是翰林学士元稹。他本与宗闵一样，都是急于求进之流，在争夺宦官支持方面，不免与宗闵产生牴牾，二人由是相恶。此时元稹便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宗闵，为此还专门拟了一道诏制，把这件事上纲上线，狠狠地批驳了一番。在这一态势面前，宗闵倒霉就是必然了。

李德裕倒是没怎么落井下石，但他与李绅、元稹在当时号称翰林学士院的“三俊”，相互问情同手足，凭这一点，德裕也就无法脱身事外。

这次科场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处分也很重。朝中与钱徽、杨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闵有关系的人，都有些愤愤不平，李宗闵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李宗闵这个人极端的冲动固执。

这样说他，绝非是信口开河。仕途上的两次挫折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伤害，使他变得十分记仇。贬剑州后将近二年，因牛僧孺在李逢吉的荐引下拜相，宗闵才得以起复为中书舍人，并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月权知兵部侍郎。最后在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走驸马沈■和枢密使杨承和的路子，做到宰相。执政之后，立即便将德裕及与之相关的人员请出中枢机构之外。特别是对德裕，宗闵更是有一种政治上无法共存的排斥心理，非要将他剥夺权力而后快。其实，宗闵似乎并无什么一贯的政治见解，此一行为完全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不仅如此，宗闵还有一种强烈的派性心理。

本来，同志相互支持，关怀提携，固是艰难人生之一大幸事，亦乃人之常情。但是，宗闵把它看得过重了，这样，“义”代替了“忠”与“直”，私心压住了公利，同志成了同党，好事即不免成了坏事。

大和四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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