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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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与前此的刀光剑影不同，这种变换了方式的斗争是由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组成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来的十几年内，在“南、北之争”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聚光灯将再次投射到他们身上，看着他们演出一段云诡波谲的活剧。这里说“再一次”，是因为事实上，这一出活剧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帝国的舞台。人们对这三位风云人物已经非常熟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与过去不同的是，从今天开始，他们的这出大戏将逐渐达到高潮，并且彻底结束，如果没有他们，九世纪将会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只要对过去十几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话，一下就会想到这三人就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常科”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制举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

那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经过本来很简单，三人在策文中攻击主要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结果因此而得罪。但是，这次科场案中却牵涉到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后得罪被贬，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的宦官首脑人物吐谷承璀，可不少人却把过错推到了李吉甫头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没有否认，就这么默认下来，从而为自己的儿子李德裕酿就了一辈子的苦果。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终身大错，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当时的所谓“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为宰臣，对这个案子充耳不闻，本身就值得批评；而且，吉甫在后来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应该。但是，就此猜测是吉甫对三人嘲讽时政有所不满而主张将他们贬斥，那就是某些见识不高者的盲见了。

李宗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为了标榜自己，还特意对朝廷坚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这个推理出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吉甫是处分自己的主倡者，从此与李吉甫结下怨仇。吉甫在几年后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闵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与吉甫一样坚持主战的裴度、李绅等人身上，并且一味排挤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时期与牛僧孺共同打击德裕，在开成时借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谋排德裕等等行为，归根结蒂都是这种报复心理在作怪。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当然，吉甫是主战派，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但却绝对不至于因此就下毒手。再说，李、牛二人也并非是针对吉甫而来，因为当时吐谷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宪宗赏识的人，为此，他后来甚至不惜挑起朝廷与成德的争端。策文只有指责此人，发人所不敢发，方能博取声誉，事实上，两人的本意也确乎在此。他们应该想到，自己既非针对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么必要大动肝火？本来，这场误会是可以避免的，谁料想，他们后来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谣传，固执地以为是吉甫对己不利，基于这种认识，并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释，不作调解，也是造成这一重大误会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一定会后悔莫及。

然而，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而已，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

这次试场案的过程已见前述。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

李宗闵与牛僧孺是亲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围虽无明显的党人，但在德裕与李、牛发生冲突时，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见不同，或因个人私利，而与德裕共同指责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党徒。所以说朝中从那时起正式分成两大派系，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穆宗皇帝时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2）

李宗闵与牛僧孺的轻信和固执己见，固是造成这种党派斗争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这上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事情发生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荐引牛僧孺入相之后。

当时德裕亦有入相之望，无奈因与裴度、元稹及李绅关系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挤，被外放浙西观察使。而在此之后，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传说：这是李逢吉借此来阻挡德裕入居台阁。这件事终于给了德裕以很大的打击。

本来，在此事之前，他们并未在重大政见上发生激烈的矛盾，自长庆元年的试场案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和。但是，在长庆年间，李宗闵、牛僧孺二人却和李逢吉的见解非常接近，进而依托逢吉的势力，境况很是得意。对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过仍然没有表示出来。到了这时，他才第一次开始从心里对牛僧孺产生了个人感情上的憎恶感，为他后来的某些作为隐下了伏笔。作为一位器具过人、拥有将相之才的名门之后来说，也不免陷入个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为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在这里，德裕尽管有“旧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不对劲。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上给人留以话柄的。德裕之所以这样做，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维州事件”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与“维州事件”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逃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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