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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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在这里打过仗，站死了，在内战期间。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而你若将这些古迹全都保护起来，人们简直无处种田了。

政府对水下博物馆的建议还未做最后决定，不会看来很难同意。这议题有时在重庆晚报上会有提及，而这份政府运营的报纸总是很小心，提到官员们也考虑另一方案，在大坝建好前，将铭文全部拓印下来。对官员来说，这无疑乃是更实际的方案。当地没有那么多资源去建一个水下的宫殿，而白鹤梁对涪陵的普通市民来说并没多大意义。似乎，最大的可能乃是拓印下铭文，然后送去遥远某处的博物馆，而大水将永远淹没石梁。专家们预计，在大坝完工的十年时间内，水库的淤泥和沙子将把石梁上1200年价值的铭文永远抹平。

（注：我在网上看近两年的报导，水下博物馆在施工，甚至也许已经完成了，如果报导无误的话。）

保护石梁并不在当地人的优先考虑之中，这并不出奇，我更讶异于涪陵人似乎对大坝的其他议题也很消极，包括迁居移民的事儿。除了下城区那儿会建一堤坝外，仍有数量庞大的人们会因新水库而迁移：河东区的居民，白山坪脚下的农民，还有住在插旗山低处的人们。他们被称为移民，而有些人会被搬到我们校园后的新公寓去住。这里原先是农田，而原先在这儿的农民，被征了田，给予的补偿乃是打了折扣的公寓房间，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份政府的工作，或一次性现金赔偿。跟我聊的那些人拿到了六万元，而他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是这个，现金——在涪陵这可是很多的钱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带来的年收入水平。他们还被提供了一份七十元一个月的补助，就他们所关心的来说，这个赔偿安排算很美的了。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离开乡下去寻找城里的工作，要想叫一个农民不做农民，实在不需要花很多钱。每次我走过那在建的小区时，我见到小店里满满当当的前农民，玩麻将，抽奇声香烟，耐心等待那一天，当大水把他们的新邻居从河岸往高处赶。

有时会有报道说，移民们没有收到他们的补偿金，这经常都是源于腐败的官员们侵吞了资金，这种问题看起来在下游城市如万县尤其严重。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中，最普遍的反应也是相当安静的抱怨，而非公开的抗议。实情乃是，大坝所造成的动荡，对外人来说看似巨大，然而对当地人却不算什么，想想当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激进而且灾难性的大跃进，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还多了一项经历，它们曾是毛泽东三线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对这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对这项工程的准备起始于1950年，当时毛泽东派邓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将上海的军事工业转移到四川以及贵州的可行性。来自美国的核弹威胁触发了这一计划，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受美国打击的关切不断上升。朝鲜战争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终，四分之三的中国核武器工厂被整合到了三线，同时迁来的还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业。在哈里森赛里斯比的“新帝王们”中描述到，“这好像将整个加州的高科技产业拎起来，整个转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与此相比，将大江变为大湖看似小玩意儿了。涪陵的经济很多都源于三线的工程，这使得当地人习惯了巨大的改变。当地的海凌工厂，现在制造民用的内燃机，前身乃是上海迁移来的国防工厂。几英里的上游处，是川东造船厂，在旧日里，乃是为核潜艇造零件的。所有当地的长安牌出租车，都由重庆一家工厂所造，其先前的业务乃是制造军用枪支。

自从邓小平掌握权力后，三线的许多工厂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1980年代，这项目逐渐解体了。随着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看似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无论如何，把工厂转移到涪陵这种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护作用）。三线工程对国民经济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里，中国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这项目上。从未有一个大国以这么大的规模重组过其经济———即便斯大林的头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相比——根据一些人估计，三线工程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文革。

尽管其规模庞大，三线工程发展起来了，瓦解掉了，过程都很是机密，很少涪陵以及其他三线江城的居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知道从北京那儿发来了命令；他们知道这些牵涉到军事，很敏感是以需要秘密进行。这不是你能去问的，而如此四十年过后，不去过问大坝也就很自然了。这些事情不过来了又走———就像川东船厂，来到这儿建核潜艇，接着被转型成了船厂，而最后，将在新长江的水面下永久消失。

保护石梁并不在当地人的优先考虑之中，这并不出奇，我更讶异于涪陵人似乎对大坝的其他议题也很消极，包括迁居移民的事儿。除了下城区那儿会建一堤坝外，仍有数量庞大的人们会因新水库而迁移：河东区的居民，白山坪脚下的农民，还有住在插旗山低处的人们。他们被称为移民，而有些人会被搬到我们校园后的新公寓去住。这里原先是农田，在这儿的农民，被征了田，给予的补偿乃是打了折扣的公寓房间，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份政府的工作，或一次性现金赔偿。跟我聊的那些人拿到了六万元，而他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是这个，现金——在涪陵这可是很多的钱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的一年的收入。他们还获得了一份七十元一个月的补助，就他们所关心的来说，这个赔偿安排算很美的了。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离开乡下去寻找城里的工作，要想叫一个农民不做农民，实在不需要花很多钱。每次我走过那在建的小区时，我见到小店里满满当当的前农民，玩麻将，抽奇声香烟，耐心等待那一天，当大水把他们的新邻居从河岸往高处赶。

有时会有报道说，移民们没有收到他们的补偿金，这经常都是源于腐败的官员们侵吞了资金，这种问题看起来在下游城市如万县尤其严重。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中，最普遍的反应也是相当安静的抱怨，而非公开的抗议。实情乃是，大坝所造成的动荡，对外人来说看似巨大，然而对当地人却不算什么，想想当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激进而且灾难性的大跃进，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还多了一项经历，它们曾是毛泽东三线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对这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对这项工程的准备起始于1950年，当时毛泽东派邓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将上海的军事工业转移到四川以及贵州的可行性。来自美国的核弹威胁触发了这一计划，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受美国打击的关切不断上升。朝鲜战争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终，四分之三的中国核武器工厂被整合到了三线，同时迁来的还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业。在哈里森赛里斯比的“新帝王们”中描述到，“这好像将整个加州的高科技产业拎起来，整个转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与此相比，将大江变为大湖看似小玩意儿了。涪陵的经济很多都源于三线的工程，这使得当地人习惯了巨大的改变。当地的海凌工厂，现在制造民用的内燃机，前身乃是上海迁移来的国防工厂。几英里的上游处，是川东造船厂，在旧日里，乃是为核潜艇造零件的。所有当地的长安牌出租车，都由重庆一家工厂所造，其先前的业务乃是制造军用枪支。

自从邓小平掌握权力后，三线的许多工厂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1980年代，这项目逐渐解体了。随着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看似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无论如何，把工厂转移到涪陵这种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护作用）。三线工程对国民经济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里，中国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这项目上。从未有一个大国以这么大的规模重组过其经济———即便斯大林的头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相比——根据一些人估计，三线工程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文革。

尽管其规模庞大，三线工程发展起来了，瓦解掉了，过程都很是机密，很少涪陵以及其他三线江城的居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知道从北京那儿发来了命令；他们知道这些牵涉到军事，很敏感是以需要秘密进行。这不是你能去问的，而如此四十年过后，不去过问大坝也就很自然了。这些事情不过来了又走———就像川东船厂，来到这儿建核潜艇，接着被转型成了船厂，而最后，将在新长江的水面下永久消失。

然而即便有这些历史在脑中，我还是觉得人们对大坝漠不关心的态度值得关注。现在的人们较之从前教育程度要高多了，在某个程度上，我也希望中国历史上的灾难可以提供教训，避免它们盲目的重现。然而，看起来，大坝与低地移民的命运不在普通市民的关心之内。一次孔老师和我上课间聊到大坝，我问他将来的变化是否让他忧虑。

“不，”他说，而且我看得出他觉得这问题好奇怪。

“那么，有什么人会担忧吗？”

他想了一会。“如果你是个移民，”他说，“那可能你会担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没什么不同。”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越能发现这是个有特点的回答。很奇怪，外国的媒体例行发表着对三峡工程的尖锐报道，在北京和上海有着愤怒的批评。但在涪陵这儿，大坝将直接影响到市民，却看不到不满的迹象。在我居住当地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未听到有一个居民对三峡工程抱怨过，而在几乎其他任何敏感问题上，我都能听到牢骚。

在涪陵这里没有很强的社区感，如孔老师的话中态度所阐明的。近代的历史教会人们从公众事务中疏离出来，而缺乏对公众事务的了解，使得这种分离更严重。涪陵居民没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务的信息，加上政府对公开抗议的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要求获得这种信息。

以我之理解，这种疏离感如此彻底，甚至都不能仅仅归于解放后的社会模式。这过去的五十年教会了人们不要卷入公众事务，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在中国乃是建立于传统的中国集体主义之上的，多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的社会塑了形。这一特征很难定义，尤其就其影响而言。我的学生常写到中国人是多么的集体意识，这启发了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来互相帮助，而个体主义（注：我暂且不用个人主义一词）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不能同意这种解释，两个国家的区别无法如此整洁（以及道德化）地用基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同态度来解释。我倒觉得，这种刻板的说法倒适合于中国人的小圈子，那些亲近的家庭和朋友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我在涪陵所认识的那些家庭比起一般的美国家庭要亲近些，因为个体成员较少自我中心意识。他们对于彼此相当的慷慨，这种不自私经常还延伸到好朋友那里，他们也被拉入了紧密的社交生活圈中。对于老年人来说，集体主义思想是尤其好的，他们在这里的待遇远胜过美国。在涪陵我从未见过老人被抛弃在养老院中；他们几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照顾孙子辈，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的农田，生意，打理家政。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更有规律，更有目的，相比我在美国所见。

但这种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圈子，限于家庭和亲近的朋友，以及单位。这种紧密的社交圈也同时演绎为了边界：它们对内包容，对外封闭，而一般的涪陵市民对于他所熟知的圈外的人几乎没有一点认同感。日常生活里，我见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最常见的就是买票时排队的乱象，那不是队，而是堆，互相挤撞的暴民，每个人都奋力向前而不顾及别人。这是个关于集体主义思维的好例子，但不是我的学生们所说的那一路。集体地，暴民们都只有一个念头——票必须买到——但没有什么把他们凝聚起来，所以每个人尽其所能，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越快越好。

（关于这点，前些天HANS在卖奥运门票时也体验到。吃饭时，他很是抱怨了一番混乱场面。当时我说，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过去常年处于物质匮乏中，是以有一种生怕被甩下的不安全感。现在读了何伟的话，大概可以作为另一个补充。而何伟也许可以把我的理解当作他的补充。）

关于这个品牌的集体主义，另一个叫人震动的例子，表现在人们在涪陵公交车上对扒手的反应上。一次亚当坐公交车从河东回来，一个神情鬼祟的乘客下了车，而后，坐在亚当身边的人捅捅他的胳膊。

“你要小心点，”他说。“那儿有个扒手。”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亚当问道，但除了耸肩便无回应了。我看到类似的事情很多次，人们向我做手势要留意钱包，但他们从不直面小偷。当我向同学们问到此时，他们说每个人都知道公家车上有小偷，但谁也不会做什么。根据学生们说，人们害怕去反抗，但看起来原因不止于此。只要扒手没有影响到你个人，或者你家庭里的什么人，这就不关你的事儿。你也许会暗暗提醒外国人，因为他是来自国外的客人，但你不会冒任何风险。有时，最安全的做法，乃是在扒手下车后再提醒他。

同样的本能，形成了围绕在事故受害者旁的乌合之众，消极观看，但不做任何事予以帮助。在涪陵，经常会有群众围聚，但我很少看到他们在某种道德意识的驱动下，形成一个团体。我在个体主义的美国看到的团体倒多得多，人们形成一个社区，服务于个体，其结果就是，人们看到一个受害者，想到：我能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而且我应该帮助。当然，在美国也有引颈观望的，然而和涪陵就没法比了。在这儿，好像一般市民对陷入麻烦的人的反应是：那个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认识的人，看他受罪挺有意思的。当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边跑边热切大叫道，“死了吗？死了吗？”

发展到后来，在涪陵，群众与乌合之众的界限就非常模糊脆弱了。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一个事故，或者，更可能的，一次公众场合的吵架——就会一群人出现了，聚集起动量来，逐渐膨胀，只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偶尔，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聚集起的人数量级之大，就足以使得什么事儿发生了：吵架会升级，被观众驱动着，或者群众里的某些人会参与进去，戏愈演愈烈。

我为涪陵的群众即感到不快又深受吸引，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聚集在我身边。如果我在街上碰见一次吵架或者类似事件，而周围又聚了帮人，我肯定会停下观察。但通常，我观看群众的脸，而非表演者本身，在他们的表情中，很难看出别的，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热切的看：有些什么事儿发生了。

群众如此反应的地方，在中国绝不仅限于涪陵一处。无数的作家，中国以及外国的，都曾经关注过这种倾向。鲁迅，或许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曾以强烈的情绪和挫折感描绘了共产党统治前的中国社会，在同胞需要帮助时，人们置之不顾。我在我自己学生的写作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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