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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行动改变生存

作者：寇延丁

内容简介：

因为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

因为没有专项家庭暴力法规，只能一次次容忍原谅至亲的伤害？

因为主管部门缺位，只能每天呼吸着有毒的空气，吃着有毒的食品，喝着被污染的水？

行动起来，从身边做起，从小事情做起，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行动改变生存》讲述了二十五个真实的故事，故事里的人都不甘平庸，积极行动，他们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推动改变，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书中提到了非京籍家长对教育平权的争取，他们征集签名，组成“争取教育平等权志愿者”，去教委请愿，搭建网络平台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说服教委，推动了北京市公布《关于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京教基＇2010＇12号）》，宣布全北京市范围内自2010年起小学升初中实行不分户籍电脑派位。

也提到了深圳西部通道沿线居民环保维权的行动，由2003年单个人上访无人理会，到组织起来培训环保志愿者，召开业主大会，举行千人集会、万人签名。最终，2006年夏，国家环保总局介入，工程暂停。2007年春节前夕，深圳有关部门修改了“西部通道”设计方案，使排放量降低，并承诺在通车后对污染情况实施长期监测。

本书作者寇延丁说：“观察过许多自助组织的发育，都会看到一条推己及人的轨迹，看到从‘自身权益与福利’到‘公众倡导’和推动‘政策改变’的演进。”＇

行动改变生存　第一部分

前言：什么人走什么路（1）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挂在我小学的教室里，旁边还有鲁迅的画像，两者都让我既敬且畏。上课的时候经常想入非非，有时就想鲁迅的这句话：硬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多苦啊。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知道走路不易。

所以，在我选择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就果断地做出了决定：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我选的那条路是很多很多人都在走的一条路——三十年前，进入事业单位过按部就班的生活对小城女子而言，是大家公认的最好的路。

当然喽，心里总还是会有一些个梦想的，一个或者几个梦想就像烛火一样，在晦暗的天幕下，在远远的、无路可通的地方，闪着诱人的光。那还是吃饭要粮票、出门要介绍信的年代，梦虽诱人，但寻梦上路之前失去的就已经太多，更不敢想上路之后还要面对什么，选择没人走过的路需要太多的勇气，多到我认为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具备。

既然走的是别人的路，当然要收束自己适应别人的标准，夜深人静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个“自己”跳出来嘀嘀咕咕的。“还想怎样呢？这已经很好了！”我在心里用更大的声音说。这条路已经被无数人踏成了大道，上班、下班、医疗保障、晋级、退休金……所有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在这条路上，可以从二十岁一眼看到我的四十岁和八十岁——如果我能活得那么长的话。

现在看来，我当时还是太年轻了，以为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后来摔了跟头才知道，“别人的路”未必好走。

1996年，我已经在别人的路上走了十多年，在一个小单位当会计，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我。承包人假造票据中饱私囊，被我发现了证据。当时自觉聪明：他蒙过了所有的人，怎么就蒙不住我呢？我向上级单位举报了承包人。举报的结果，不是承包人被制裁，而是我，我被制裁了——因“工作表现不好”下岗。这让我对自己的智商绝望：我头盖骨里面长的，根本就是猪脑。

事情弄到这一步，后悔也晚了。我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小城，一个人在小城里生活了三十年以后，绕来绕去的人际关系会将小城变成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庄”里若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别人是一定会知道的。我下岗不仅丢尽了自己的脸，而且牵累了父母与兄弟姐妹甚至包括亲戚。这需要太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当时我想的不是出路，而是——不疯。这才是我的当务之急。

为了不疯，我开始寻找寄托，憋在家里做服装设计、写字。服装设计多次参赛获奖，然后就放下了；写作一直没停，伴我熬过了漫长的等待，也熬过了终于能够上班之后“改造察看”的日子。即使智商再低，我也知道自己难熬回“正常人”的地位，要想在这个村庄里挺起腰杆活着，只能想别的办法，我停薪留职，去了电视台。我那时候还是脚踩两只船，心里想的是，最好能够留在电视台，实在不行还可以再回单位。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一年后就拍案而起，炒了自己，也没有回原单位，而是做了自由撰稿人，卖文。

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吧，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儿，居然在别人的路上总也走不下去，稀里糊涂就钻进了沓无人迹的山沟，经历了高原、山区、农村、军队、事业单位、企业，做过士兵、会计、保管、小职员、记者、服装设计、无业人员、自由作家、独立制片人……我居然拥有了同龄人里堪称丰富的一份履历。

前言：什么人走什么路（2）

不知不觉间，我成为国内最早从事残障美术家推广的人，快到四十岁的时候，我又一次面临选择：停薪留职政策取消，要么辞职，要么回单位上班。

我在两难间考虑了很久。

我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一次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不管选择了什么都是不归路。

在我的考虑中决定因素是：我花眼了。三十八岁就开始花眼，说明我生命的节令已经提前立秋，岁月给人的从来都只是裁决，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个裁决告诉我：现在不做，这辈子可能就没机会了。

我用辞职迎来了自己的四十岁，离开家乡去到北京，注册了一个名叫“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的非营利机构，专门做残障美术家推广。完成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残障美术家的纪实作品，办了一系列展出，拍了相关的纪录片，推动残障美术家成立了自己的自助组织，出了第一套残障美术家画册；5·12地震后，又开始长期关注因震受伤青少年的工作。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就这样一路做事、一路采访和写作，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完成了几本关于NGO的书。但我承认初上路的时候，心里还是怯，想通过别人的经历学点做事情的方法，也是在用采访和写作为走在路上的自己寻找一种陪伴。我自己的感触是：别人的经历可以借鉴、方法可以学习，但说到底，“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一定会碰很多壁，经历很多难处，不仅是脚、可能连心都会伤痕累累，而且，谁也不能给你打包票，这条路一定能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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