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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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人的人群中，她们大约有将近一百人。

这些人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血奴。

几个男人拿着竹竿从那一排平房里走出来了，走向闹哄哄的人群，他们挥舞着竹竿驱赶着这些血奴，就像驱赶着羊群。血奴们躲避着头顶上的竹竿，拥挤着，推搡着，最外围的血奴一边惊恐地看着竹竿，一边斜着身子向人群里钻。很快地，人群变成了长长的几行，像长蛇一样扭动着身体，从平房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边。

我夹杂在一行人群里，慢慢地向前挪动，我的前面是杜斌，后面是少年。人群中有一股臭味，是汗腥味、脚臭味、口臭味，和各种说不出来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气味，让人恶心欲呕，让人头皮发涨。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照耀着一堆陈旧破烂的衣裳，照耀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人群里有人打呵欠，有人伸懒腰，有人流眼泪，有人干脆坐在了地上，坐着向前挪动。太阳隐进了云层里，风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凉凉的，夹着一股腥味，是池塘里的烂鱼死虾的气味，接着，天空变暗，落下了雨滴，雨点很大，砸得地面上的浮尘噗噗直响。有人把衣服脱下来，顶在了头顶上，有人把饭盒举起来，挡在头顶上，还有人弓下腰去，给了天空一个倔强的脊背。后面的人说：“快点快点”，前面的人说：“快了快了”。其实，距离平房还有几米几十米。平房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血奴们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发，捋起你的衣服，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几下，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一针扎进去，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流进一个塑料包里。

我有些慌乱。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抽我的血，就这样看着针管扎进我的身体里，那个针头干净吗？它所扎过的人中，有ai滋病人吗？或者有别的血液疾病的人吗？可是，现在排队排到了这里，我又能用什么借口走开。

我终于排到了平房里，终于不用淋雨了，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拿出了身份证，身份证上，他的名字不叫杜斌，而叫什么强，他的身份证后面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大大的“0”，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为什么要贴这张纸，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型。

杜斌抽完了血，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相反还有些兴奋，他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坐在了凳子上。

“拿出来。”白大褂说，她的眼中含着轻蔑。

“拿什么？”我问。

“身、份、证。”她态度生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块，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她高高在上，她有着极度的优越感。她斜睨着我，像斜睨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没有。”我只好说实话。此前，我把身份证藏在报社办公桌的抽斗里。暗访的人怎么能带身份证？

“他妈的没有身份证跑来干什么？”坐在白大褂旁边一个男子骂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发，他眼珠蜡黄，眼光阴鸷，像老鹰的眼睛，他长着一张漫长的脸，面容也像老鹰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将我拉到了门外，对着门外的人喊道：“这谁的人？这谁的人？”

光头急急忙忙跑过来了，眼神恐慌。老鹰把我一把推给光头：“办身份证去！”然后自己又走进平房里。

光头看着我，老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脚：“妈的，没身份证跑来干什么？”

我一言不发，走在了一边。此前没有人告诉我说，卖血还需要身份证。

发布日期：2009…8…2113：39：18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理解，也请下面的朋友再发帖时，不要猜测我的身份。即使知道了，也千万不要说出来。

如果你做过暗访记者，你就会知道，每一次暗访都是危机四伏，都会有生命危险。说不定，现在看帖的人中，就有我当初暗访过的对象。如果找我的麻烦，我就惨了。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跟帖。

发布日期：2009…8…2123：48：28

卖血和献血一样，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站是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

那时候，人们刚刚认识了ai滋病，知道了这种致命疾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而血液传播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那时候，我刚刚知道了有一个卖血的村庄叫做文楼村，这个村庄位于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它是有名的ai滋病“重灾区”。这个村庄里的很多人感染了ai滋病，而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村头村尾几家人同时出殡的场景在这个村子里并不罕见。在这里，ai滋病夺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留下了一座座孤立的房子。

它本来只是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为什么会成为ai滋村？罪魁祸首就是卖血。1995年前，一些单位在少数贫困农村擅自设立单采血浆站，非法采集原料血浆，违规操作造成交叉感染，使文楼村成了ai滋病经血液传播的“重灾区”。据一份河南省卫生厅的统计资料显示，全村共有有偿供血者1427人，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者431人。

而所谓的有偿献血着，就是卖血，就是血奴。

几年后，我听一位同事说起了自己当初采访ai滋村的情景，他是中国第一批走进这个村庄采访的记者之一，他说，当地部门一直在跟踪他，不让这个惊天秘密被外界披露。他在墙上看到了一些标语，大意是说：要想富，卖血去。而他采访过的一些病人，在他离开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那时候卖血是一幅什么场景？一个针头插入第一个人的血管里，抽完血液后，拔出来，又插入第二个人的血管里……这样一直用着，直到针头弯了，钝了，再也不能穿透皮肤，才会扔掉。如果第一个人有血液疾病，会一直传染给后面所有的人。这就叫交叉感染。

这位一直采访ai滋病人的同事还向我讲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地部门实在无法捂住这个惊天秘密，这件事情被高层知道后，有一天，时任副总理的吴仪来到了河南郑州，住在一家宾馆里，要求相关部门的一把手们逐一面谈。每个人走进去，房门就会被关上，里面的人面对中国铁娘子诚惶诚恐，外面等待面谈的人汗如雨下，那天，谈话结束后，吴仪连饭也没有吃，就离开了。过了不久，就有一些官员被就地免职，当地官场引发了大地震。中国ai滋病也第一次对外界公开。

几年后，我采访高耀洁和桂希恩的时候，他们都表示，ai滋病的重灾区都在农村。如果说ai滋病在非洲是以滥交传播，那么在中国，主要是以卖血传播。而传播对象，都是这些贫困无依想卖血赚钱的农民。

为了区区几百元，他们卖血，最终却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从前有一个女孩，为了营救陷入沼泽中的丹顶鹤，献出了性命。有人为她写了一首歌曲，被代代传唱。从前，有一群农民，为了供孩子上学，为了给老人治病，去卖血，结果感染了ai滋病，他们死亡了，他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我曾经多次献血过，在城市中心的献血车上，每次献血前，护士都会问：“这半年内还有没有献血过？”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们才会抽血。按照相关规定，半年内只能献血，或者卖血一次。这也是人体造血功能决定的。

然而，在这里，为了多卖血，每一个血奴都有好几个身份证。杜斌的众多身份证上，只有一个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广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就像囚犯一样，血头呼叫你的时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编号。有的编号还有外号，而外号也是血头喜欢呼叫的代号。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红鼻子”，来自湖北的年龄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罗圈的就叫“罗圈腿”……我的代号是26，表示我是第26个进入这幢三层楼房的。这里也有26个血奴居住。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三层楼房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厨房，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白菜萝卜，喝着像洗锅水一样的黑色菜汤，然后就满意地躺在了床板上。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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