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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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面对如此无耻嚣张的嘴脸，我气得咬牙切齿。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再得寸进尺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我下了他的车，屈辱和委屈的泪水这才掉下来，我才知道，这份看似风光的职业背后，也隐藏着难言的辛酸。

但我不后悔打出的那一耳光，和尊严、人格比起来，能不能采访到名人，发不发稿子都不重要了。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好在，这种遭遇并不太多。大部分的出差组稿还都是比较顺利的。每个月，我和所有同事一样，有二十天在编辑部里编稿子，有十天在外组稿。像鸟儿一样，有规律地出去觅食，再返回来交任务。每只鸟儿都那么勤奋，争先恐后。

从1999年开始，我的发稿量开始平稳，每期保持在两篇左右，在编辑中属于中上，偶尔也会发一篇或三篇，极少被剃〃光头〃。偶尔被剃一次〃光头〃，就会痛苦不堪，倒不是因为影响到收入，而是羞愧。就觉得对不起主任，对不起主编，更对不起自己。

（七十）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渐渐地，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成了杂志社的骨干编辑。

也许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我对社会上的弱视群体犹为关注。在《知音》杂志社的6年多时间里，我为被歹徒残害的小姐妹奔走呼号过；为身陷冤狱的无辜百姓撰文呐喊过；为身患绝症的不幸生命寻求帮助过；为流落街头的打工仔慷慨解囊过……

199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之窗》节目组又来到武汉，采访了我到《知音》之后的一些经历。从社长、总编到主任和同事，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不错。后来，我在电视中看到，胡总说出了当初录用我的情况。他说：〃其实当初杂志社决定破例录用小赵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我们杂志社从来没有录用过没有文凭的编辑。但是，我们看到她曾写过那么多的纪实文章，又是我们的得力作者，就想给她一个机会，看她能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小赵很能吃苦，也很勤奋，这两年，进步很大，也给了我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后我们要是再招聘员工，可能会更注重生活阅历……〃

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胡总都对我的成绩给予了肯定。有一次，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来《知音》视察，社领导还特意向彭主席介绍了我，彭主席亲切地鼓励我好好工作，再创佳绩。那一刻，心里的激动和温暖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激，如果不是《知音》给我机会，再有采访，也无法施展。要想成功，天赋和机遇，是缺一不可的。

随后的采访接踵而来。电视台、报纸、杂志纷纷出动。人们对一个小学毕业的采石女、打工妹能在全国知名的《知音》杂志社做编辑、记者，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人物身份和职业的反差太大了，人们想知道，我究竟如何努力，如何获得今天的成功的。于是，《打工妹成为著名杂志社编辑记者》、《〃小学生编辑〃的奋斗之路》、《我变天鹅这九年》、《天地一漂萍》、《从采石女到名刊编辑》等标题的文章此起彼伏。每天，我都会接到数十封来信，有打工姐妹写来的，有大中学生写来的，有为人父母者写来的，还有是高墙囚子写来的。还有两封信，居然是美国写来的。原来，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对我节目的转播。所有的信，几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我挑战命运的钦佩和崇敬。

其中，有封信是位武汉留学生写给我的，他说看到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十分兴奋，他把信写给了他的父母，然后又让父母给我转寄了过来。这位留美学生在信中说：〃虽然我是个留学生，比你的文凭高了许多倍，但我还是觉得不如你，你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精神是我所没有的，你的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精神是我没有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出身在你那样的家庭，那样的身世，我会怎样度过一生……〃

在所有来信中，最令我触动，并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是东北铁岭市某监狱一个叫刘树涛的年轻死缓犯人。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故事后，立即给我写信。他说他在犯案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写点短文，往当地的报社投稿。有一次，他因为哥们意气，帮人打架，失手将人砍死，年轻的人生从此被颠覆。身陷囹圄的他非常绝望，希望我能帮他走出心灵泥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刑犯人。这封信在我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我不忍心把它丢进垃圾箱，我想了想，还是给他回了信，信中无非是鼓励他好好改造等等，同时我还寄去了一本《知音》。没想到，第二个月，刘树涛又写来了信，还在信中夹了篇习作，希望我指导他写作。

说实话，那时我忙得连自己的稿子都是争分夺秒地在编，哪有时间为一个犯人指点写作啊！但我又不忍心让一颗希望的心面对失望，只好硬着头皮给他回信，鼓励他多读多写，并告诉他我会帮助他发表作品。

第68节：腾讯论坛网上捐款超三万

刘树涛越发努力。他在办《醒报》的同时，不仅自己撰写稿件，还带动起监狱其他犯人们展开了读书写作的良好风气。他每期都把刊发着他作品的报纸一份份寄给我，向我报喜，向我展示他每一个进步。

2000年秋天，刘树涛给我写来一篇文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我看他文笔流畅，写得情真意切，就编辑送审了。随后，这篇发表在了《知音》上，他得到了一千多元稿费。后来他告诉我，他把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失学儿童。这事，还被当地的媒体报道了。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七十一）

【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里，设立在腾讯〃灯下文字〃论坛的网上捐款便达到三万多元，有人五十，有人一百，有人两千，还有人捐献出了寓意美好祝愿的6666元……这些，都是素昧平生的网友们捐献的。在乍暖还寒的三月，有一种感动让我泪流满面……】

在我所有的采访对象里，我对一个叫阮魏旦的女孩始终怀着一颗悲悯之心，也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难过。这个浙江女孩19岁那年患了〃右股骨下端骨肉瘤〃，即骨癌，父母怕牢命伤财，索性将她遗弃在医院里，从此不闻不问。就在阿旦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默默喜欢着她的男孩子冯乐明走近她的身边，从此不离不弃守护在她的病床前，小冯还卖了自己的修摩托车的小摊子，倾家荡产筹钱为她治病……

1999年，我刚好驻上海《知音》记者站，专门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组稿采访。当我得知这个催人泪下的真情故事后，我立即赶到瑞金医院采访了阿旦和阿乐，然后含泪写下了《爱还年轻啊，怎奈何苦恋岁月风雨飘摇》一文，发表在了《知音》2000年第1期上。这个动人的故事立即借助《知音》的影响，在社会上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一颗颗滚烫的爱心向阿旦涌来，一笔笔捐款汇往阿旦所在医院的账号……她的病情暂时被控制住了。可是，在此后两三年间，阿旦的病情一直反复不定。

2003年2月8日（大年初八），上午9点多钟，刚刚上班的我接到了阿乐从北京打来的求助电话：〃赵老师，我是阿乐啊，阿旦的肺部和腰椎又出现了病灶，我们去年底来到北京人民医院治疗，现在钱都花光了，还欠了医院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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