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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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1页）

个疯狂的年头以前好几年，这样的人及其生活方式就已经从中国大陆消失了。看来我还是不了解历史。

这是这本书给我的第一个惊讶。

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接下来，故事逐渐展开。

以下是主人公郑念的个人背景：一个知识女性，出生在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然后赴英国留学…到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在那里，1935年，她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也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他们结了婚。她丈夫成为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被派往澳大利亚使馆。在澳大利亚，他们的女儿诞生了。后来，她丈夫回到了中国大陆，在上海继续担任外交官。1948年10月1日，她和女儿也来到了上海。

1949年以后，他们一家选择继续留在上海。她丈夫不再是外交官，转而出任壳牌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患病去世。壳牌公司派来了新的总经理，英国人。应壳牌公司邀请，她成为新任总经理的助手。一直工作到1966年壳牌公司离开中国大陆。

这家人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因此，他们有着丰厚的家产，在国内外的银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们才能在1966年的时候还保有那种生活方式…独立的三层住宅，男女佣人和厨师、园丁。仅在大陆的银行，她的存款就数以万计。

当然，随后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意外的。先是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然后是女主人公被捕入狱，狱外的女儿处境更糟。已经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的她，在与母亲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被人活活打死。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她劫后余生的母亲含泪写来献给她的。

讲述个人和家庭的苦难，在中国已经很难引起人们兴趣了。但是，人们绝不能因此而蔑视他人的苦难，或者压制他人讲述苦难的空间。这无异于另一种邪恶。而且，郑念的故事和她的讲述具有极大的魅力，深深吸引了我。

这本书是用英文写成的，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是一本畅销书。我正是在一本法国人写的上海史中得知这本书的。我读的是中文译本。翻译的味道很浓，英文所特有的那种冷静、严谨，或者说英国味，透过译文，清晰可辨。

〃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最早打破郑念平静生活的是两个上门通知她参加批判别人的群众会议的人。郑念表示不感兴趣。其中一个人愤怒地责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郑念的回答是1966年以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说不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商行服务，又不是文化组织。〃1966年9月27日，经历了一个批斗会后，郑念被捕入狱。实际上，说入狱是不准确的，在未来的六年里，她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甚至没有机会来到真正的监狱。因为坚持不认罪，她一直被拘留在看守所，在单人牢房里被拘留了六年。

书中有大量郑念和其他人，如红卫兵、狱卒、审讯人员的对话。我相信，那些人当时的原话，必定用词简陋、语义含混、语焉不详。他们只有那种水平。他们不可能说出书里的那些语言。那些语言太书面化、太清楚简洁，丝毫也不拖泥带水。作者这样写，虽然失去了某种程度的真实，但这种笔法带来的阅读享受却是非常迷人的。对〃文革〃那种低贱荒谬的历史，我此前从没见过以如此高贵纯精的笔法进行的叙述。这种叙述本身就是对那种荒谬历史的最大蔑视…甚至在用词方式上，作者也绝不和他们同流。

在作者对自身经历的叙述中，不时穿插有她对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评论。这些分析和评论，在两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古典人文教育确实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即使没有专门研究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也自然会有对人的权利、尊严的体验和珍视，有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有对邪恶势力的天然厌恶和警惕。他们中的杰出者，如郑念，还会因此而具有对抗邪恶的无尽勇气和坚定决心。

其二，本书的中文译本内部出版于1988年。虽然是内部出版，译者和出版者对原书内容的大胆保留也是令人惊讶的。

郑念在六年的拘留生涯中始终拒绝认罪。指控她的罪名是里通外国、为英国人充当间谍。因为拒绝认罪，郑念曾经被背铐很多天，以至于双手落下了终身的伤害。但她选择坚持，用各种办法坚持。在知识和道德上，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以至于，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胜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当然，这种略带喜剧色彩的事情绝不是六年拘留生活的主要内容。更多的是折磨、殴打、审讯、肮脏、饥饿、病痛、孤独、对亲人的苦苦思念和看不到希望。可是，在当局终于要释放郑念的时候，她却拒绝离开。

林彪事件后，郑念被带出来，有人向她宣布，将要对她宽大处理，释放出狱。郑念感到义愤填膺。她需要的不是宽恕，而是道歉。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这种要求只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

走出看守所郑念还是走出了看守所，因为她以为可以见到久别的女儿，可实际上，女儿在她失去自由不久就已经悲惨地死去了。

以后的几年依然是〃文革〃的岁月。郑念和另一家人一起被安置在一座房子里。生活条件还算好于同时期的上海普通人。但从此以后，郑念似乎就要在和街道积极分子和片警的周旋中度过余生了。她信任的一个人居然是个告密者。〃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啊！〃她去看望自己的一位老朋友，当年，他们两个年轻的母亲曾经一起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漫步。现在，这位老朋友已经卧床不起，濒临死亡了。在告别的时候，老朋友给郑念留下的最后遗言是：〃想办法出国吧，你还可以做到。〃出国的机会终于在〃文革〃结束后出现了。〃文革〃结束以后，郑念成为统战对象，有机会出席各种妇女界的活动，并同时得到一些特权，比如在内部商店购物。郑念开始准备出国。

出国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郑念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一段时间以后，得到了批准，倒没有太多的周折。然后，为了得到美国签证，郑念找到渣打银行在上海的经理。他们是老相识。她可是银行的重要客户。见到郑念，这位经理有些吃惊，他以为郑念早已死去了。

很快，郑念拿到了美国签证。从上海登船赴香港时，郑念在船上透过蒙蒙细雨，望着壳牌石油公司的大楼和她原来办公室的窗口，她知道，这一去，就将永远离开祖国。

在香港，壳牌公司为过去的老员工安排好了飞往美国的头等舱机票。到了美国以后，她终于开始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在我新的生存空间，找不到像上海居民委员会卢英或户籍警老李这样的人物。在自由和轻松的氛围中，我感到精神焕发。〃全书的结尾是郑念对中国〃文革〃后的政治经济形势的综合分析。这些分析，虽然写于八十年代，但现在读起来仍然很有启发性，是现在许多人所不及的。

本书的版权页表明，此书印刷了5万册。看来，八十年代的不少人读过这本书。我是后来者，21世纪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据说谢晋当年曾经打算把这部书改编成电影。如果果然做到的话，应该比《芙蓉镇》的冲击力更强。当然，拍摄的难度也更大。

八十年代，读这本书的不少人感叹唏嘘。我想，这些人可能联想到了自己在疯狂岁月的遭遇，感同身受。

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朱大可2009…11…302009年11月2日，杰出的中国女性郑念在美国华盛顿仙逝。这个日子，距离柏林墙被推翻20周年的纪念日，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

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用以自卫的符号，以便在遭到政治追查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进行自我辩护。此类手法在上个世纪曾被广泛运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读者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

但《生死》不是虚构性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纪实文本，像里程碑那样，屹立在中国现代史的前沿。跟《露莎的路》使用化名的小说笔法截然不同，《生死》以第一人称直陈事实，时间和地点确凿无疑，文中所涉人物，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出场。无论从内容到样式，都呈现为典型的回忆录样式。

21年以前，我第一次读到了《生死在上海》，惊诧于郑念的这段黑暗记忆，跟我本人的生活，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交集。根据郑念的描述，她在1973年出狱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号二楼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属于一个小区，我们两家之间，相隔只有几十米之远。这一历史细节，激活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这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当时号称〃外国弄堂〃，如今改名为〃太原小区〃。我还记得，在1973年到1977年期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做姚念媛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南面斜对面，63弄2号，住着著名的英文翻译家方平，76年前后，我时常去他家玩，以一个技校学生的身份，跟他阔论文学、摄影和政治。郑念家的正对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点之一。

跟郑念同排、相隔几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生死》里曾经提到过这对患难夫妇。王若望在长篇报告文学《欲望三部曲》（发表于《收获》杂志）里，把顾恺时当做共和国苦难叙事的主人公，精细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他的女儿，一位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密友大头展开过短暂而狂热的姐弟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直在幕后给予热心指导。

〃外国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许多〃不三不四〃的〃历史余孽〃，例如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的外孙，跟我玩过两年，后来突然失踪，据说去了新疆。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就住在我家隔壁，他们夫妇俩经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犹一双形影不离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红卫兵批斗，除了写毒草小说之外，还因为他居然胆敢用印有毛像的报纸包书。

回忆录里，还提到了居委会主任卢英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老李〃，这也是我熟悉的两个人物。12岁时，一名凶恶的邻居突然冲进家门来殴打我，我被迫举起菜刀自卫，被其他邻居死死抱住。事后，卢英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老李〃则没收了我的菜刀，还耐心指导我写下生平第一份〃检查〃。他给我的唯一称赞是：〃小赤佬，侬咯字蛮好嘛！〃郑念是深居简出的，她对人的审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中，应该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韵。这是其回忆录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韵是母亲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积极份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的家属之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她的丈夫沈克非，中国外科学奠基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由于她的牵线，我母亲不仅跟宋庆龄有过往来，也跟郑念有过少量的接触，作为燕京的校友，她们似乎有些共同的话题。但到了1977年，由于父亲去世后长期陷于抑郁状态，母亲需要彻底改变环境。我们不得不跟〃外国弄堂〃告别，搬进陕西南路绍兴路交界的一处花园别墅。母亲告别了自己的悲痛记忆，而我则告别了阴郁的童年。

〃外国弄堂〃的文革情境，郑念本人并没有见识过，因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后期。1966年到1967年之间，这个小区完全陷入了红色恐怖的迷雾。每天早晨，都有灰皮运尸车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这种阴郁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郑念的噩梦则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里，她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但她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我们就此看见了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

依据互联网上的时尚解读，郑念的家庭被阐释为〃姚家三美女〃。这个〃性感组合〃，包括姚念媛（郑念本人）、郑念的妹妹姚念贻（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以及郑念的女儿郑梅萍（上影厂演员）。郑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杀〃身亡，其真相扑朔迷离，至今仍是难以索解的悬谜。而在丈夫亡故、女儿被杀，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

郑念就学于左派阵地的伦敦经济学院，其左翼立场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这信念促使她选择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陆，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为新中国建设效力。这曾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善理想，但经过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运动，这夙愿早已化为齑粉，仿佛是一堆被飓风卷走的尘土。正是由于英国壳牌公司的背景，她沦为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郑念的遭遇，俨然是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中那位画家的现实投影。在乌托邦小说《1984》里，奥威尔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荒谬的极权语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从自己人中间制造〃敌人〃以及〃敌人的帮凶〃。

作家约翰·库切深感惊异的，是郑念非凡的个人勇气，而我阅读《生死》时，还要惊异于文明的脆弱与坚硬，犹如高贵的瓷器。红卫兵抄家砸烂了那些优雅的明清古瓷，郑念以自己的机智，庇护了残剩的藏品，并在文革后把它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是一次富于象征意味的事件。面对极权主义的狂热暴力，华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样破碎了，而只是由于〃郑念们〃的抗争，它们才有望跟郑念一起残留下来，成为未来文化复兴的种籽。（原载《亚洲周刊》，发表时略有改动）《上海生与死》作者郑念去世记者：燕青｜华盛顿2009年11月08日郑念花絮＇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郑念女士用英文撰写的，1986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清楚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文革时代所发生的事件。该书问世之后，立即在西方政界、文坛、以及社会上引起轰动。

撰写了震动英文世界的＇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一书的郑念（nien　cheng）女士，日前（2009年11月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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