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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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社会理想：秩序的　平等的

（右，保守，暖和）　（左，激进，暴力，无政府主义）

力量源泉：政治的　性的

（凝聚，支配的）　（瓦解，消耗的）

交换法则：交换　馈赠

（利益）　（情感）

（使用）　（消耗）

虽然肉身代表灵魂（精神）出场，并替它受罚（阉割），但各种直接惩戒、规训（阉割）灵魂（精神）的企图从未间断——这或许是狗儒主义不断盛行的根本所在。既然“自我”的所有权属于灵魂（精神），那么，对灵魂（精神）的惩戒（规训）就显得更为必要——事实上，各种惩戒肉体的措施，从根本上讲，不是为了摧毁肉体，而是为了摧毁（震慑）灵魂（精神）：不留全尸是为了让灵魂不能顺利地投胎转世——杀一个人，相当于打坏他灵魂的容器；割掉一个人的一些器官，则相当于让他灵魂的容器看起来如此残破、卑微，甚至肮脏　。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精神的阉割没有理由被排除出我们的视野。我首先从词性上入手解决这个问题。跟大多数汉语实词一样，“阉”具备三种词性：名词（阉人），动词（阉割），形容词（像阉人一样，或者，看起来像被阉割过一样）。作为一种派生词性，形容词从来没有取得过主体性价值，因为它无法给事物（行为）命名（定义）。之所以要对“阉”的形容词性做出解释，是因为我对二元论怀有不二信念——假如撇开精神上的受阉，本书则极有可能变成阉割风尚史的高级脚本，让那些窥阴者又一次得逞。但我得努力拿捏这个尺度，以便不将本书变成对狗儒主义者的诉状。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阉宦史（3）　　　　：　尽管语词里面含有某种秘密，但实实在在，我对词语考古学深恶痛绝。孔乙己懂得“回”字的四种写法——究竟哪一种才是从甲骨文的碎片中来的？这种心理让我在“阉”的语词解释上不会停留太久——事实上，我也只是对“阉人”“阉割”“狗儒主义”做了扼要的描绘。

假如“进步”这个概念对历史来说仍然有效，那技术无疑是促成进步的首要因素。是的，取火术、轮的发明、冶铁术、饲养术……无论哪项都能彻底改变先民们的生活。阉割首先是一项技术——从最机械的角度来想，它至少受到砍割器械的影响：作为“旧五刑”之一的宫刑，最早的确是用木棒或石棒或藤条击碎受刑者的外生殖器；用石制或金属刀具砍割则是后来的事了。在冶金术出现之前，阉割的确显得非常粗野——冶金术让阉割由“不道德”走向“次道德”。

从时间上来说，对动物的驯化以及阉割、对人所行的包皮环切、对人生殖器的阉割（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阉割）、对头脑的恐吓与禁锢……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先后顺序，阉割术并不是在动物身上演练成熟后再加诸人体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理解：阉割术在一步步朝着最危险的器官——头脑逼近着。这是阉割术的逻辑。

技术的历史是不能自足的，它需要制度史来为它赋予价值。这样说更轻易明白：当阉割单纯是一种刀具加身的技术时，它显然是不能被理解的；当它是一种刑罚制度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种技术表示对受刑者的羞辱和惩戒。汉初废除肉刑之后，阉割基本不再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官方惩戒方式，供需关系开始决定阉人的多寡。阉人彻底成了一个职业群体——如何治理和使用他们？这显然是官制史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部完整的阉宦史完全可以写到这里就结束。但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理解这样的问题：就其最直接的结果来讲，阉割是对性权利的剥夺，但事实上，阉人并非处于无性状态——这究竟该如何理解？庸俗的阉宦史总是在这个问题上异口同声：变态的，肮脏的……这种粗暴的道德判定蒙蔽了正经史家的良心，使他们没有勇气把手从眼睛上拿下来——即便有勇气凑近阉人的裆部瞥上一眼，他们很快会捏着鼻子说：太可怕了，太可恶了，无耻的统治者，无耻的极权，无耻的施阉者！

阉人的性被诅咒，被窥视，被描摹，但从未被正视。所以，我决定花一些篇幅对此进行严厉的思考。我不会津津乐道于阉人的性方式，我只是基于他们的性方式对其性别问题进行探究。作为宫廷中一具具行走着的、有缺失的身体，在皇帝眼里，在宫女眼里，阉人到底扮演着怎样的性角色？这种角色如何才能被正确理解？为了尽可能全面回答这些问题，我考察了其他文明背景下非常态性方式的处境，并结合了与此相关的中国观念。

一个重要的东西不应被回避：生殖器。是的，阉人终其一生都梦想它能重新发芽——它的深层意义何在？假如它仅仅是一个生殖装置，那阉割也仅有刑罚意义，所谓“代死之刑”指的就是阉割——在亲族作为基本单元的社会里，让一个人“断子绝孙”相当于判了死刑　，缓期执行。麻烦的是，生殖器还是一个快感装置，所以阉割便有了别的意义：闭合能量的一个外泄通道，从而让身体彻底变成“劳动力”——这似乎回到了阉割的本义，对于家畜，我们这样干已经很多年了。此外，突起物无论如何还是一种男权的象征，稍微考察一下遍布全球的突起物崇拜便会明白。然而，阉人丧失了这种象征物。

生殖、快感以及权力——生殖器的这三个意义中，唯独第一个持久地受到主流话语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以生殖为目的的性交才被认为是正当的。对快感的敌视，使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一整套精微的技术：贞操带、家庭，甚至国家，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性规训和惩戒的装置。并非家庭和国家就是美德的化身，而是它们共同在担负一项使命：让身体尽可能以劳动力的形式存在，从而满足国家、家庭这种经济联合体的最大利益。国家假如是一个契约，那这契约的内容也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享乐。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阉宦史（4）　　　　：　但石油工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身体的意义，新技术的广泛使用让身体的劳动力价值逐渐减弱，快感被重新呼唤，仿佛它是GDP的发动机。资本逻辑像符咒一样征服了每个身体和头脑，“自我”的边界被重新敲定：我就是我的财富。支配关系不是消除了，而是变得更加精妙——一切时髦词汇只有置于性政治的显微镜下才能得到理解：女权主义，男权主义，性别，消费，全球化，复制，标准化……肉体上的阉割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终止了，但精神上的自阉才刚刚开始，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谁都离不开钱。钱让所有人在支配与被支配的牢笼中互相需要并仇视着。

作为名词的阉：阉人　　　　：　阉人作为我们的他者，从来都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虽然置身于舞台的中心，但他们并不享有表演的自主权。他们的形象是被观众生产出来的——他们被注视，被谈论，被记述，被揣摩，并最终在一种颇具恶意的机制下，被批量地生产：他们各有名姓，但几乎无一例外，都自私、贪婪、残酷，甚至性变态。

在不断的注视中，阉人获得了“物”的品性：被使用，从不为自己辩解。正是因了这样的好处，他们才被观众持续地需要：从他们的不完整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完整，正如白人从黑人的“黑”中看到自己的“白”一样。“完整”和“白”被我们先期设定为第一性的，“不完整”和“黑”作为“完整”和“白”的他者，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它们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是因为“完整”和“白”无法自己确证自己——作为一个叙述范畴，它永远无法自足（强大的拿破仑仍然需要一个孱弱的罗马教皇来为自己加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阉人是我们需求下的产物（更绝对地讲，他们是某种叙述策略的产物）：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文治武功鼓掌，同时需要他们为我们的失误承担责任——他们处于被叙述的悲惨位置，只能任我们宰割，跟他们命运相似的，还有那些长得漂亮的女人，比如褒姒，貂禅，还有西施。

在此，我并不想掉入一种相对主义的话语陷阱，我的意思是，阉人作为一个群体，仍然能被我们熟悉——这种客观性的保障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阉人首先表征一种生理特征，其次表征一个职业群体：这两者构型了他们。这轻易明白，生殖器的缺失（第一性征）让他们具有了明显的女子气（第二性征）：喉结变小，声音尖细刺耳　；没有胡须；皮下脂肪增多，身体臃肿，肌肉松软，缺乏弹性；下身部位有恶臭。对于这些特征的产生，唯一通行而老生常谈的解释是生理学专家们给出的：睾丸切割后，性腺分泌被抑制——而胡须、喉结等男人的表征物，显然是由雄性性腺来维持的。而下身部位的恶臭，显然是因为创口长期得不到清理所致——阉割，本来是为了摧毁生殖能力，但排尿能力显然同时也被部分地破坏了，这导致了污物的累积。

任何对于阉人的描述，都及不上唐甄　先生的生花妙笔：

彼奴也，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似人情。臃然，磊然，如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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