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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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隐秘的信息（第3页）

女人下意识地瞪了男人一眼，或是下意识地拾起男人遗忘的帽子，或是下意识夹走男人餐盘中的大蒜……此时的他们，言语少却信息不少，定要说说话，也是有三没二，有七没八，意思多在心领神会之中。他们即便自称只是一般的关系，其亲密程度其实尽在我们的想象之中。相反，如果他们将自己公开定位于“夫妻”或“恋人”，或者被某部作品的人物表定位于“夫妻”或“恋人”，如果他们定位于这种关系却没有上述一类行为默契，倒是习惯于用逻辑严密和意义明确的言说来处理各种事务，包括处理帽子和大蒜，他们之间的关系倒是会让我们大为生疑。很多蹩脚的影视剧里就有这种男女，尽管满嘴是爱的台词，甚至动不动就搂搂抱抱床上床下，但他们给人的感觉总像是生硬的嫖娼，而不是水到渠成和水乳交融的情爱。用圈内的话来说，这些蹩脚的演员眼中无“戏”，脸上无“戏”，举手投足都无“戏”，浑身各个部位没有感觉的对外辐射，即便把设计台词和设计动作执行得再好，也是一具具台词机器和动作机器而已。他们既不可能演好真正的情爱，也没法演好真正的愤怒，真正的忧愁，真正的欢乐。

他们与观众之间不可能形成“默契”，不可能被观众真正接受。这种缺乏感觉对接的共处，在中国俗语中叫做“不投缘”，叫做“气场相斥”。这就像有的人常常没法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部小说，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个城市，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幸运的，因为这些世纪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留下了大量的感觉细节，足以渗入人们的血液，使一个初到巴黎或彼得堡的人，也可以对这个巴尔扎克的城市或托尔斯泰的城市似曾相识，对陌生的街道或酒吧几乎无端地“默契”，一盏路灯，一阵冷雨，一个面包店的胖大娘，好像也都已与你神交了多年，完全就是你记忆中的样子。而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晚期是不那么幸运的。也许这个时代的物事变化太快，根本来不及在人们的感觉中耽留、沉淀以及消化；工业化生产之下的物事也流于批量化而缺少个性，很难成为感觉兴奋的目标。事情还可能是这样：这个时代发达于技术和经济，文学艺术却不幸衰颓，疲于胡闹而鲜能动心，缺少巨星迭出的文学艺术大师们在时代与人们之间沟通感觉，于是高楼取代田园，街灯取代明月，电话取代笔墨，飞机取代马帮，超级市场取代市井集市，电子媒体取代道听途说，这一切可以说有效率上的合理性，但尚未形成情感上足够的感染力和征服力，甚至与很多人的感觉末梢生硬抵触。换一句话说，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接受，是理智超前而情感滞后——这正是很多人忍不住要怀旧的原因，是怀旧强度大大超过二十世纪中期和早期的原因。

我母亲说过，她年轻的时候都不穿布扣斜襟衣的，想不到现在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倒穿起来了，想不到“唐装”之类越来越时髦。

我也是一个把感觉留在过去的人——也许是留在唐诗、汉雕、秦篆那里。坦白地说，我不管如何努力还是觉得眼下这个时代颇为陌生，在很多方面还是没法喜欢眼下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比过去更富裕也更多自由，尽管这个时代有电脑、飞机、空调、伽玛刀、联合国维和部队，是一个我能够接受但说不上喜欢的时代。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接管了和没收了我应该有的好感。我似乎更愿意自己走入一个我不可接受的时代，比方走入青铜岁月的边关驿道，在一次失败的战役之后，在马背上看苍山如海和残阳如血。

声调

“好吧”两个字，用高声调说出来，与用低声调说出来，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情绪，其实也是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同是这两个字，还可用来表达仇恨、威胁等更多不“好吧”的意思——只需要把调值再略加改变，或者再调整一下节奏，比如在两字之间增减零点一秒或零点零几秒的停顿。

在日常生活中，善言者总是对声调有特殊的敏感，“察言观色”的能力包括善于“话里听音”。善言者知道文字符号常常无法准确地记录声调，无法准确记录语态，即便加上一些语气助词也是杯水车薪，因此从来不会轻信文字，不会轻信历史文献，至少不会像有些学者那样断言历史就是文献的历史。

他们知道，文献的字里行间常常有更重要的信息已经隐匿莫见，留下来的文字有时难免短斤少两。如果他们也重视文献，那是把文献当作了想象的依托，从文献中读出了人，包括人的声调。小雁当时答应父亲不去掺和选举，电话里的“好吧”两字无精打采，让她父亲根本放不下心来。她后来果然自食其言，也是受不了一位自荐候选人的语气：“我要是背叛民主就不是个男人！”这话实在太刺耳。“男人”两字重若千钧，什么意思？男人怎么了？背叛民主不是男人未必就是女人？她冲出了教室。当同学们敲着饭盒走向食堂时，她父亲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份伟大的纲领正一个劲贴上墙。但她根本没法贴完，几个男生立刻拿扫把来扫荡，刷下她那些纲领，还溅得她一脸糨糊点子，理由是她“分散选票”、“破坏民主”。当天下午，一位男研究生自称受托于广大选民，私下来劝她退出竞选，先肯定她的大方向没错，然后说她理论水平太低，跳出来无异于丢民主派的脸。小雁不服气，说就算只得一票也是历史丰碑，我就是不能让你们一手遮天！

她后来说，打击接踵而来，领导当局还没来找麻烦，民主派男人倒先对她下了毒手。泼污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说她前一天还在谈什么双眼皮单眼皮，趣味极其低俗，突然投机民主，可见动机不纯；说她经常错穿别人的拖鞋，错提别人的水桶，肯定是自己舍不得掏钱买那些东西，是个十足的小气鬼；还说她的男朋友最近在图书馆偷书被判了刑，我们岂能让劳改犯家属窃取人民权利？大字报上就差没说她涉嫌堕胎或者有私生子了。

晚上的演讲集会上，学生们要求她公开回答问题。她走到话筒前，下面先是一片嘘声，然后问题无奇不有，但就是没有一桩正经事。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女人是谁？世界上第一个女总统是谁？中国哪一个省的女作家最多？女人平均的脑容量是多少？……好像他们不是要选学生代表而是要考她的百科知识，而且这些百科知识只与女人有关，与科学和民主一类大事无关。好像一张女人脸使他们无法想到女人以外的事情上去。她准备得好好的答问预案一个也没用上，张口结舌更暴露了“弱智”和“不学无术”的可笑形象。她气得破罐子破摔，最后竟像个泼妇胡言乱语。有人问：“你不是来竞选的吧？是想来找对象的吧？”她恶狠狠地回答：“对不起，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对象，会嫉妒得要死——比你这家伙的个子起码要高二十厘米！”下一回合杀得更加粗野无聊。那是一个人问：“请问‘世上最毒妇人心’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她脱口而出：“去问你妈！”

她赢得了最热烈的一次掌声，但被掌声气哭了，还咳嗽不止。台下有人大喊：“不准抽烟了！”这一声喊使她心头一热，于是哭得更厉害，哭得更丢人。她后来还说，那一段时间里，她强作温柔，动不动就与男同学握手，动不动就去与男同学跳舞，无非是特殊时期，尽力扩大一点票源么。没想到好几个女同学竟托人传来话，警告她不要当“第三者插足”。她的女权主张也被女同学们普遍怀疑，一次姐妹们的自家集会竟被少数与会者搅局。几个女生大笑着猛拍桌子，高喊“高跟鞋万岁”和“超短裙万岁”，以示自己女人味十足，获得了窗外男生们的热烈鼓掌和呼啸四起。其实她的意思完全被曲解了。她并不反对高跟鞋和超短裙，只是反对把性感符号带到教授那里去，带到官员那里去，反对女性用色相交易来代替事业追求。但她被很多女同胞描绘成一个修道院的板刀脸嬷嬷，就是生出一万张嘴来也说不清。她最伤心的事情，是最终看出很多女同学并不支持她，虽然诅咒“你们男人最坏了”，但诅咒得嗲声嗲气，使男同学们坏得更来劲；虽然高呼“姐妹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但呼声中满是逢场作戏的嬉皮味，喊得别人笑了自己也笑了，把一场严肃的斗争越闹越庸俗。她发现事情是这样奇怪：她在女同学那里虽然得到了大多数言词的同情和支持，却得到了大多数语气的嘲弄和反对。

铁姑娘

几年前路过太平墟，想起当年很多同学在这里的下放劳动。一些女同学当年也在这里放牛、喂猪、割草或者薅禾，胼手胝足尘泥满身的样子让人难忘。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孩子们都不大知道怎样打扮自己。她们争相使自己的皮肤晒黑，争相使自己的肩膀变宽，争相穿上肥大而破旧的男式棉袄，等等，一个个形如铁塔。不知情的乡下农民还曾经以为破棉袄是公家发给知青的统一制服，说这种制服如何这样丑？白给也没人要，人民政府就这样来打扮你们知青呵？

女生们穿上了这种破棉袄，虽然枕边藏着小说与哲学，但一个个比农民还农民，跳下粪池淘粪，跳到泥水里打桩，把病了的猪仔搂在怀里当宝贝暖着，常常抢着做农民都不愿做的脏活和累活，有一种脏和累的使命感。一旦回到城里，她们虽然提鸡携鱼背糯米探家，满身泥土和粪肥的气息，但狂热地找电影、找书店、找唱片，走到广场上或纪念碑前则可能冒出俄国什么人的诗歌，一个个比精英还要精英，常常交流着和争辩着学者们都不大触及的高深问题。她们是一些身份混乱不定的人，是一些多重身份并为此而满怀幻想和焦虑的人。她们是城乡之间特殊的游动群体，其破棉袄在那个时代的汽车、火车、轮船上随处可见。

在那个时候，黄头发不是美，那不过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发色；白皮肤也不是美，那不过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皮肤——男女们用上皮肤“增白剂”，还有美国黑人歌星麦克·杰克逊要把自己皮肤变白，只可能被当时的女学生们匪夷所思。美被叫做“臭美”，属于电影中歪戴着军帽的美国女情报员一类，或者反动资本家的姨太太一类。孩子们对那些“妖精婆”、“坏女人”的模仿纯属下流之举。当时电影里的正面女性，大多只有一个脸上的五官端正，平淡而且模糊，既不太亮眼也不太刺眼，显然出自一种设计者的犹豫，也让孩子们想不出有什么可模仿之处。到后来革命的高潮时代，女性美更多地定型为这样一种形象：短发，圆脸，宽肩，粗腰，黑肤，大嗓门，常常扛着步枪或者铁锨生气勃勃，比如，出现在众多媒体上的突击队“铁姑娘”。

小雁和很多女同学身上就有过这样一股呼呼呼的铁气。这当然是一种劳动的美。短发便于干活，圆脸表现身体健壮，宽肩和粗腰能挑重担，黑肤是长期活跃于户外的标记，大嗓门则常常为犁田、赶车以及呼喊工地号子所需，肥大的男装更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这种美可以注解那个时代的诸多重大事件：红旗渠，大寨田，南京大桥，大庆油田，卫星上天，核弹试爆，数百个中小型化肥项目——当时中国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类机构的任何援助，也毫无可能像现在有些穷国，动不动就开单子向国际社会要钱。但人毕竟不是肉质机器，人有任何力量都取消不了的欲望和情感，都需要劳动之外的正当生活。当革命当局操纵一切宣传工具独尊“五大三粗”的时候，社会就陷入了一种深刻的美学危机，甚至成为后来重大政治危机的根源和基础。异端是自发出现的。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艺术家的人体作品画册在知青群落里流传，往日戏台上小姐丫环们的花容月貌仍然被老观众们留恋，一旦街头出现了罕见的西方女记者，一旦出现了惊人心魄的露背装或超短裙，“洋婆子打赤膊啦不穿裤哇”，夸张性传闻可引发万人空巷的民众围观。这一切对人体美的饥渴，启动和增强着一种模糊的政治离心力。

人体美其实不值得心惊肉跳。五官端正、眼光明亮、面色红润、肢体匀称并且富有弹性，等等，只是人体健康的应有之义。高乳不过是女性成熟准备哺育的表象，细腰和丰臀不过是方便女性生育的体态，还有秀发、玉肤、红唇以及长腿不过是显现一个女性体格成熟的青春时光。而现代化妆术也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一种人为的夸张手法，是用香波、面霜、唇膏、束腹带、高跟鞋以及超短裙，甚至用假胸和假臀一类，将女性的这些青春特征加以极端化，以便诱发异性情爱。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春情美。春情美与劳动美一样，都是生命的表现，是生命实践的需要。即便是从唯物主义的美学观来看，即便是依据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关于美源于“劳动”和“功利”的经典观念（见《没有地址的信》），如果无产阶级还需要小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还需要健康的小无产阶级，那么生育也是一种伟大的劳动，春情美也是伟大劳动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说，即使把唯物主义审美眼光化为经济学或医学的眼光，也不至于要容忍非男非女，不至于要用男式破棉袄来永远包裹身体。

春情是吸引，体现着个人欲望；劳动是付出，体现着对他人和集体的义务。在激进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下，个人没有合法性，欲望没有合法性，因此春情美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人性论”的“形式主义美学”；又因为革命宣传家们的知识谱系里从来没有“人性”和“形式主义”的合法地位，于是所有的美容美貌都会被打到反动的意识形态一边去，成了人们视阈中的禁区。作为这个过程的自然后果之一，革命宣传中出现了爱情的空缺。现代革命样板戏里的一个个英雄人物，不是没有丈夫就是没有妻子，这种舞台上和银幕上普遍的“独身现象”从来无人深问。到后来，即便有了小心翼翼的改进，即便作品里的铁姑娘、铁大嫂、铁大婶们也勉强有了“对象”或者“孩他爹”，但一个个革命同志的无性化造型之下，情侣之间仍然气不相融，息不相通，象棋与围棋硬接在一起，左脚和左脚硬配成一对，怎么看也别扭和隔膜。在这种格格不入的场合里，爱情是尽职尽责地上爱情班，家庭是奉公守法地任家庭职，双方只能谈点“同志们近来工作”或者“全国的大好形势”，便不足为奇。我的朋友大头刚刚进剧团的时候，一位亲戚定要为他介绍一个对象，是当上了厅级干部的一位大龄女子。大头倒是颇有兴趣地去相了一次面，没料到对方很漂亮，一见面大大方方地与他握手，但开口就说“我这次到北京开会，有三个想到了三个没想到：第一是没想到会议意义这么重大，第二是没想到中央这么重视，第三是没想到……”大头算是第四个没想到：没想到恋爱还可以有这样的排比句，吓得借故逃出了亲戚家。

文化阉割导向政治绝育，导向政治上的普遍的反叛情绪，即对革命机器人身份于心不甘的情绪。当时大头对我偷偷地说过：大家的裤裆里都很反动。这句话其实可以引申出更多的意思：当时所有的镜子、红头绳、剃须刀、化妆品、照相馆、漂亮衣装、赏心悦目的身体线条，等等，实际上都成为潜在的政治反对派，一直被当政者严重低估。

骨感美人

我很少注意电视里的时装秀，有一次偶然看一眼，被屏幕里的美女们吓了一跳。我没有料到一个革命的无性化时代过去之后，另一个无性化的时代又这么快地到来。

这些超级名模在t型舞台上骨瘦如柴、冷漠无情、面色苍白、不男不女，居然成为当代女性美的偶像。骨瘦如柴是一种不便于劳动和生育的体态，冷漠无情是一种不适于在公共集体中生活的神态，乌唇和蓝眼影等等似乎暗示出她们夜生活的放纵无度和疲惫不堪，更像是独身者、吸毒者、精神病人以及古代女巫的面目。体重或三围看来已经逼近了生理极限，她们给人的感觉，是她们正挣扎在饿死前的奄奄一息，只是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一口气就足以吹倒，随时准备牺牲在换装室里或者是走出大剧场的那一刻。

瘦削是这个时代美的金科玉律，催生出“骨感美人”这一新的流行词。一位英国评论家说过：“在食物异常充足的西方，肥胖成了严重问题，因此苗条等同于健康和美丽；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比方印度），丰满的女性则受人欣赏，较胖的男性则被认为更具阳刚之气。（见一九九九年六期《焦点》杂志）”我们可以想象，古代的权贵男人们其实也没有过上太好的日子，频繁的征战、疾病、灾荒，等等，使他们的体重十分有限，因此古希腊爱神阿芙罗蒂忒以及中国唐代贵妃杨玉环都是胖姐，罗马人甚至将女性脖子上堆积的肉环誉为“维纳斯环（venusrings）”，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在很多人的眼里更是一个超重大甜薯。我们还可以想象，是汽车、飞机、电梯以及机器人增加了当今男人们的皮下脂肪，是啤酒、巧克力、快餐以及宴席膨胀了当今男人们的肚腩，是文明仪礼和舒适生活使当今男人身上浮现出某种女式的白净和细腻，因此，当他们掌握了政权、资金、报纸、电视、高价入场券以后，当然需要t型舞台上的瘦削和再瘦削和再再瘦削，以平衡男人世界里多见的肥膘——哪怕瘦削得失去了性征，瘦削得像个女巫。在这个时候，瘦削甚至是中、上等人士有条件（有运动的闲暇）和有知识（懂得营养学）瘦削下来的阶级标志。

男人们在健身房和美容医院里力图实现的目标，女模特们都很明白，于是争相在t型舞台上代他们预支对瘦削的想象，哪怕滑向一种失控的夸张。

《读者文摘》二〇〇二年第六期警告：“肥胖症每年正在夺去美国三十万人的生命。”但食品营养还没有富足得让所有的男人都恐肥。于是在欧美国家的t型舞台之外，在这一类上流社会的特定场所之外，肥胖在穷国的贫民圈里并不是普遍危机，因此那里的人体美也就没有特别极端化的瘦削。这正如中国近古时期女人缠足只是上流社会的时尚，即便也被一些上流社会的追慕者所模仿，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劳动大众还是以女人的天足为实用，以女人的天足为美。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的趣味是分裂的，趣味与财富的分配有着依稀可辨的联系。穷国贫民的美学趣味一般来说较为接近自然，较为平庸也较为可靠，至少不大有人为的身体自残——这种自残曾经表现为摇摇晃晃的小脚，今天则表现为t型舞台上看似奄奄一息的超级模特，表现为她们对生命正常形象的一步步远离。

老人

我对小雁说过我的一次惊愕。在巴黎的一个小博物馆里，我正在等待朋友的到来。大厅两侧的高墙上各挂有一排老人的照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那些法文的说明文字。使我突然大吃一惊的是，我在墙上看到了我的母亲，一个脸上皱纹密布的老妇，头发已经稀疏和干枯，太阳穴深深地陷塌下去，就像她从阳台上回首的那一刻，擦去一滴挂在鼻尖的凉鼻涕，终于把我盼回了家并且责怪我穿得太少。

她当然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位我不知名的法兰西人，只是与我母亲有惊人的相似而已。既然是如此相似，她想必也曾经每天站在阳台上，鼻尖挂着一滴凉鼻涕，想必也每天都等候儿子归来，并且毫无道理地担心着儿子穿衣太少。

退去了种族的痕迹，一个中国老妇人出现在法国博物馆的照片上，真是让人大惊失色。当我把墙上两排老人的照片都一一看过，我才发现那些面容也全是种族莫辨，如果把他们说成中国人、印度人、斯拉夫人、巴西人、朝鲜人，大概也无人生疑，也十分顺眼。也许老人就是老人，全世界的老人都面临着共同的大限，也就有了种族莫辨的老态龙钟。正像孩子就是孩子，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赤条条地闯来，于是无论地处天南或地北，都会有大眼睛或圆球脸，都在流涎水或咬指头，都能变幻出哭相或呆相，没有太大的种族差别，其最初的肤色与发色也模糊不清。

种族体态的浮现是后来的事，性别体态的浮现是更后来的事，还有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则是更更后来的事，所带来的生理特征差别，需要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才能成型。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一个法兰西女人与一个中国女人，才会形貌迥异和姿态殊分，得以被人们一眼就辨别出来。由此可见，种族、性别、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烙印在鼻梁上或者下巴上，烙印在肩膀上或者面颊上，差不多都是青壮年时期的景观，是一支乐曲的展开部和变奏部，却不是起始部和结束部。它们定时出没，在人们生命的过程中像潮水一样涌现，又会像潮水一样隐退，在一定的时候使相同的生命形色各异，在一定的时候又使不同的生命彼此消融——面容在久别以后重逢，回归于统一的规格和型号，就像出自某些模具。

老人和孩子，这些最接近上帝的人，是真正平等的生命。

方式

我不大给母亲钱。这种冷冰冰的纸票子，也能让她高兴，但程度非常有限。经过一些尝试之后，我注意把钱换成具体的东西，比如布料、毛衣、鞋袜、鱼、鸡、水果、红枣、红薯以及镜子一类日用品，把纸票子换成有更多体积、重量、颜色、气味、声音的实物，变成她感官上的应接不暇，一定能使她更高兴——哪怕这些实物比我往日给的钱低廉许多，哪怕这些实物会使她忙来忙去，更多一些劳累。

她其实就喜欢这种劳累。鱼在跳，鸡在叫，几颗红枣从这个瓶子转到那个瓶子，几个红薯从这个篮子转到那个篮子，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吗？

人活着需要感觉，需要气氛，很多时候并不在乎抽象的货有所值。我后来把这种方式运用于海南省一个单位的管理，宁可多费点时间和精力，总是把一部分奖金换成实物，于是员工们手忙脚乱眉开眼笑热火朝天，比数数票子要精神振奋得多。

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人的管理，对人们感觉的管理。感觉找对了没有，所谓“气”顺了没有，可以导致超常规的效率或超常规的亏损，可惜这一点常常成为某些管理者的盲区。实行养老退休社会保障以后，某地管理部门发现有人隐瞒亲人的死亡，冒领养老金，造成很大漏洞，于是完善制度，通知所有的养老者每年到派出所开具该人“活着”的证明，上报社会保障局，以作发放资金的依据。从管理的效率和周密来说，这样做无可厚非，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但这一通知所规定的办事方式让养老者们怒不可遏：你想想，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或老太婆，得摇摇晃晃走到派出所去，让毛头小警察对着照片证明自己“活着”，似乎谁都不大相信你活得了今天还能活明天。如果自己体弱病重无法到场，小警察就会与代办人纠缠不清，长时间把你的名字与“癌症”、“冠心病”、“中风瘫痪”一类恶心的字眼搅和在一起，甚至会对你依然在世的真实性深感怀疑，似乎你很可能早已不在这间房里这张床上，早已成了坟墓里一团烂泥。据说，小雁的父亲坚决拒绝这样的证明，宁可不要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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