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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之轻（第1页）

序跋

米兰·昆德拉之轻注释标题此文为译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跋，作家出版社，1987年。

一

文学界这些年曾有很多“热”，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又有了隐隐的东欧热。一次，一位大牌作家非常严肃地问我和几位朋友，你们为什么不关心一下东欧？东欧人的诺贝尔奖比拉美拿得多，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位作家担心青年人视野褊狭，当然是好意。不过，当我打听东欧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出乎意料的是，他与我们一样，也未读过任何一部东欧当代小说，甚至连东欧作家的姓名也举不出一二。既如此，凭什么严肃质问？还居然“为什么”起来？

有些谈话总是使人为难。一见面，比试着亮学问，甚至是新闻化的学问，好像打扑克，一把把牌甩出来都威猛骇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人人都显得手里绝无方片三之类臭牌，非把对方压下一头不可。这种无谓的挑战和征服，在一些文人圈并不少见。

有服装热，家具热，当然也会有某种文学热。“热”未见得都是坏事。但我希望东欧文学热早日不再成为沙龙空谈。

二

东欧文学对中国读者来说不算太陌生。鲁迅和周作人译述的《域外小说集》早就介绍过一些东欧作家，给了他们不低的地位。裴多菲、显克微支、密茨凯维支等，早已进入了中国的书架。一九八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浮特（jaroslavseifert），其部分诗作已经或正在译为中文。

卡夫卡大概不算东欧作家。但人们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在捷克布拉格的犹太区。

东欧位于西欧与苏俄之间，是连接两大文化的结合部。那里的作家东望十月革命的故乡彼得堡，西眺现代艺术的大本营巴黎，经受激烈而复杂的双向文化冲击。同中国人一样，他们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道路，面临今后历史走向的严峻选择。那么，同样正处在文化震荡和改革热潮中的中国读者，有理由忽视东欧文学吗？

我们对东欧文学毕竟介绍得不太多。个中缘由，东欧语言大多是小语种，有关专家缺乏，译介并非易事。再加上有些人不乏“大国崇拜”和“富国崇拜”的短见，总以为时装与文学比翼，金钞并小说齐飞。

北美读者盛赞南美文学；而伯尔（heinrichboll）死后，国际文学界普遍认为东德的戏剧小说都强过西德。可见时装、金钞与文学并不是绝对相关的。

三

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的名字我曾有所闻，直到去年在北京，身为作家的美国驻华大使夫人才送给我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访美期间，正是这本书在欧美热销的时候。《新闻周刊》载文认为：“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新水平。”《华盛顿邮报》载文认为：“昆德拉是欧美最杰出和始终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华盛顿时报》载文认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昆德拉借此奠定了他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此外，《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权威性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书评给予激赏。有位美国学者甚至对我感叹：美国近年来没有什么好东西，将来文学的曙光可能出现在南美、东欧，还有非洲和中国。

自现代主义兴起，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四分五裂，没有主潮成了主潮。而昆德拉这部小说几乎获得了来自西方各个方面的好评，自然不是一例多见的现象。一位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么使欧美这些书评家和读者们如此兴奋？

四

我们得先了解了一下昆德拉其人。他一九二九年生于捷克，青年时期当过工人、爵士乐手，最后致力于文学与电影。在布拉格艺术学院当教授期间，他带领学生倡导了捷克的电影新潮。一九六八年苏联坦克占领了布拉格之后，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昆德拉，终于遭到了作品被查禁的厄运。一九七五年他移居法国，由于文学声誉日增，后来被法国总统特授公民权。他多次获得各种国际文学奖，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一九六八年以前），长篇小说《笑话》（一九六八年），《生活在他方》（一九七三年），《欢送会》（一九七六年），《笑忘录》（一九七六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九八四年）。

他移居法国后的小说，多是以法文译本首先面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国文字。显然，如果这二十多国文字中不包括中文，那么对于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遗憾的缺失。

五

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军队在“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号下，以“主权有限论”为理由，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这一事件像后来发生在阿富汗的事件一样，一直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主权遭到践踏，当人民的鲜血凝固在革命的枪尖，整个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能不蒙上一层浓密阴影。告密、逮捕、大批判、强制游行、农村大集中、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等等，出现在昆德拉小说中的画面，都能令中国人感慨万千地回想起过往的艰难岁月。

昆德拉笔下的人物面对这一切，能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放弃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同意他们对革命和罪恶不作区分或区分得不够，但我们不能不敬重他们面对迫害的勇敢和正直，不能不深思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批判，还有他们有时难以避免的虚弱和消沉。

今天，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改革，正是孕生于对昨天种种的反思之中，包括一切温和和愤激的、理智和情绪的、深刻和肤浅的批判。

历史伤口不应回避，也没法回避。

六

中国作家们刚写过不少政治化的“伤痕文学”。因思想的贫困和审美的粗糙，这些作品的大多数哪怕在今天的书架上，就已黯然失色。

昆德拉也写政治和社会，但如果以为他也只是一位“伤痕”作家，只是大冒虚火地发作政治情绪，揭露入侵者和专制者的罪恶，那当然误解了他——事实上，西方有反苏癖的某些评家也是乐于并长于这种误解的。对于他来说，伤痕并不是特别重要，入侵事件充其量是个虚淡的背景。在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是人，是对人性中一切隐秘层面的无情剖示。在他那里，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同样晃动灰色发浪并用长长的食指威胁听众，美国参议员和布拉格检阅台上的共产党官员同样露出媚俗的微笑，欧美上流明星进军柬埔寨与效忠苏联入侵当局的强制游行同样是闹剧一场。这才是昆德拉。作者以怀疑目光对东西方人世百态一一扫描，于是，他让萨宾娜冲着德国反共青年们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kitsch）！”

什么是媚俗？昆德拉后来在多次演讲中都引用了这个源于德语词的kitsch，指出这是以作态取悦大众的行为，是人类心灵的普遍弱点，是一种文明病。他甚至指出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在眼下几乎也变成了一种新的时髦，新的kit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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