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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2页）

我也曾经被邀去演讲。看着台下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我揣测他们想听到什么。我本来打算谈父亲的自杀，谈自己亲历的枪战和监狱，谈中国一幕幕惨剧和笑剧……我知道那最能收获西方的兴奋。但我突然愤愤地改变主意，并自觉羞愧。这羞愧不在于我说什么，而在于我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不意味着从此对中国的苦难缄口，只意味着开口不再取悦于人。

我不能与下贱的语言同流。

六

英语并不是从来血统高贵。十一世纪，说法语的诺曼集团侵占了英国之后，英语曾被视为一种下贱的语言。英语只与穷人的事物有关，而政界和都市则流行法语，读书人更习惯拉丁语。乡下穷人喂养的“猪”是英语，城里富人吃的“猪肉”是法语，这一类差别和混杂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宗教改革家m·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之前，德文也曾被视为世俗的语言，不配用来谈论宗教和灵魂。他以“职业”的俗义来译注“天职”，在教廷心目中简直是犯上和渎神。比他更早一点的捷克教士胡司，主张用方言做祈祷，把教义捷克语化，也构成异端罪之一。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最后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

我要说的下贱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语种，而是指语质。不是指弱势阶级或弱势民族的语言，而是指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可能出现的品格退化。

这可能以貌似圣洁的形态出现，比如，在中国的“文革”。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句句红光亮。禁欲主义的语言专制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欲的词汇，使之进入无名状态的黑暗，结果带来生命的枯萎，带来幽默、轻松、温情、执拗等等个性的绝育。人们即使在家信和日记里，也渐渐活出社论和革命公文的模样，活出整齐呆板的格式。今天的人只要翻一翻当时的印刷品，无不惊讶字号的奇大。其实当时人们已无话可说，大量语言找不到指陈对象，只得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到了这一步，一个大字号的国家必然出现。用增大字号的办法来充塞版面和空洞大脑，自然成了普遍的无奈。

但语言品格的退化眼下在更多地方表现为鄙俗化，表现为市井下流腔。同样是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同样是语言的暴力，但它排泄在流行歌曲和野鸡小报里，给人心强加种种卑污的时尚，诱发出油滑、浅白、混乱、人云亦云，还有媚从的语气和表情。它总是向心于金钱，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激情的血温和光彩，无法用来讨论崇高和意义。就像青楼小调只宜与瓜子、胭脂、麻将、酒肉相配合，无法用来演出正剧，无法用来歌唱母亲或女儿。

这种语言与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因此，让一个庸官改行为流氓，或者一个流氓改行成庸官，不会特别难，但让他谈一谈内心，谈一谈英雄，谈一谈境界和趣味，谈一谈对草原或海洋的感受，通常就有语言的空白和障碍。

官僚是经常标榜道德造型的，但很多官僚的阅读水准，只合适男盗女娼醉生梦死的恶俗读物，从不敢去碰鲁迅。同样道理，新派精英是憎恶“文革”的，但很多精英的口舌常常摆脱不了“文革”的流行词语和常用句式，每到哗众之时，对旧时代的做派、手势、歌曲等等总是不自觉地一次次加以模仿，使之突然复活。事情就是这样，有些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一旦照照语言的镜子，就显示出深层的同构和同质。

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出现了下贱的语言潮流，如果一个民族的大报小报都充斥着官腔和流氓腔的语言繁殖，那么必定已病相深重。

七

关于西藏，是一个我缺乏知识的话题。但比我更缺乏知识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藏人还愿意谈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国把它割让——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给原住民，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

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也许我的结交范围有限，我发觉同行的好些中国人一碰到这个话题就吞吞吐吐，就左右旁顾，就盯着烟头做深思状做叹息状做理解状。也许，出于生计等方面的隐秘原因，他们必须出言谨慎，必须顾及当地主人的脸色。也许，在习惯了日常人与人之间的庸俗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谈论这一类话题的语言，已经不知道如何描述历史和表达公道。在长长的旅程中，我居然只见到一个中国人敢于对此正色，敢于区分什么是正常的讨论，什么是居心可疑的讹诈。这个人平时不大言语，以致我一直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常常不觉得他在场。但他突然冒出来，突然用不大流畅的粤式中文说：“不要上西方政客的当。”

他说：“尊重西藏是一回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今天是西藏，那么明天就是新疆，是东北，是台湾和香港。”

他又不说话了，直到离开餐厅，无声地没入夜色。

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算不上地道的中国人。他只是祖籍广东，自己为越南籍，然后是澳籍。在他逃离到澳洲之前，红色政权杀了他的父亲和好几位亲人，没收了他家几十公斤黄金。他乘一条渔船在公海和印尼荒岛上漂泊数月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还知道，他是个与巴黎的演讲厅和话筒无缘的穷人，眼下领着失业救济。这个世界很难听到他的声音。

八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不是某些人理解中的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个主义可以成为弱小者的精神盾牌。在我看来，这张盾牌也可以遮掩弱者的腐朽，强者的霸道，遮掩弱者还没有得手的霸道，强者已经初露端倪的腐朽。

谈主义很容易简单化，摆出一个民族主义的爱国英雄姿态，更是比下馆子还容易的事，尤其是大家口袋里有了些钱的时候。

我住在海南岛，这里总是满目皆绿，疯野和肥厚的绿色。偶有惊心之艳，是一树树紫荆憋不住了，溢出了遍地的落红。有时还有熟透的椰子在你鼻子前砰然坠地，让某个初上岛的人大惊失色。海南有一句戏谑，说一个椰子砸下来，足以打中三个总经理。这戏说了一种社会现状，一种市场经济的奇观。似乎一夜之间，公司如林，连少女和儿童的节日祝词也是“恭喜发财”。

大浪淘沙，几起几落，然后我看到有一批人，正在社会的底片上逐渐显影。他们大多年轻，手握巨资却不张扬，暗藏野心却老成和审慎。他们是名楼名车的买主，却已及时地风雅和朴素，比方对走路和家常小菜更有兴趣。他们的目光正在越出国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更宽广的领域，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货。因此他们往往比外交官更熟悉伦敦或芝加哥的时间，更为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种名称缩写，虽潜行于人海的某一角落，却通过便携电话正追踪着美元的价位，日本财相的病情，海湾战争的进展，巴西的气象预报，波兰的就业率以及七国峰会半个小时前的争议……以便决策自己今天下单的时机和方向。多少年前革命领袖对红卫兵“胸怀世界”的号召，在今天这些人没有硝烟和流血的电脑荧屏上，喜剧般地得以实现。

有些西方政治家曾像高龄产妇一般，期待着这个阶层在中国的临盆和成长。奇怪的是，恰恰是这些人可能最让西方沮丧。他们不再是情绪化的大学生，凭几部进口电影来梦想异国，他们日益增长的财产更容易决定他们的逻辑和态度。崇洋一夜之间变为仇外，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太难。如果他们正在出口皮鞋，当然会痛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如果他们准备去西藏或香港办公司，当然会警惕藏独或港独的游说。他们巨大的购买力，买出了境外的中文热，比方说让香港售货员们争相学习普通话。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亨廷顿，哈佛的终身教授，当然也感到了热烘烘中文的压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的《外交》季刊上披上了战袍，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引起的冲突，把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视为美国在冷战之后最大的威胁。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学一次讲座中，他更把话说白了，提出政治学必言霸权，美国应该联日，拉越，压俄，共同来“围困中国”。

我对亨廷顿没有什么惊奇。我只是惊奇某些国人的微妙反应。他们连忙去引经据典，向教授发出哀哀怨怨的表白。比方首先与阿拉伯坚决划清界限，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脚”；或者再打一个小报告，向亨廷顿举报俄国，断言只有“东正教文明会成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战者”。这种无聊的乞讨和挑唆，竟成为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学术。

他们倒不如一些实业家，能一眼看穿亨廷顿，不过是从经济战车上飞来的一颗哲学炸弹。手里不是冲锋枪而是计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装，桌上不是军事地图而是销售账表，前面不是铁丝网而是“进口限额”、“关税法案”之类所保护着的市场纵深。一场民族之间的经济大战迟早要接火，或者说已经接火。在这场战争中，祖国常常是投资者们的必要掩体。

从精神上保卫一个民族，就义者总是有限。当民族变成利益符号和利益载体的时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难激起社会性狂热。不光是烽烟滚滚的波黑、中东、阿富汗、卢旺达正在重新高扬民族的战旗，连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的夏威夷，也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伙的吵吵嚷嚷。“祖国”成了光头党的常用词。“本国优先”是竞选人拉票时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时髦的政治流行色。百分之几的失业率或一块油气田，就可以使人们突然对肤色和母语的差异大惊小怪，突然觉得异族面孔不可容忍，必须恶语相加，拔刀相向。

国家解体同夫妇离婚一样频繁多见。国家数目在迅猛增加。有人预计，到下世纪初，这个数目可能增加到五百。到那时候，我们将比现在有多得多的边界，多得多的海关，多得多的总统班子和外交纠纷。既然上帝不再出现在裁判席，既然共产主义也不再是理想，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充当民族的胶黏剂？于是，一个似乎没有任何主义的时代里，民族主义似乎正在成为最后的主义。

我对此感情复杂。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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