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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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阅读各种各样的图书了。她怀着某种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偷偷地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新青年》等大批进步书籍。有时，俞启威也悄悄地在她的住处放些抗日的传单和宣传品，这当然瞒不住她的眼睛。

俞启威比她大三岁，是浙江绍兴人。他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的样子。他对此很遗憾，便拼命地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伸腰运动，等等。对自己长了一头黑色的卷发，他也不那么满意，于是就擦发油将卷发梳平，但是李进并不为他的外形所动，她从他身上发现了他独特的魅力。

“我觉得你和你姐夫不一样。”那天晚上，他们参加完一次抗日宣传的集会后，李进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们走的不是一样的路。”

“奇怪吗？”

“不，这是正常的。这几年，我一直想找政治上的靠山和出路，但它就像云里的山雾里的水，若隐若现，就是找不着。但是，我的心早已到了它的身边，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共产党。”

“对！我想加入，不知道你能帮忙吗？”

“党也发现了你，李云鹤同志，党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那么，我没看错，你就是共产党员。”

俞启威点点头。

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谈了个通宵，心情特别愉快，虽然俞启威身上只有几个铜板，脚上的鞋子满是泥巴，他的姐夫和姐姐讨厌见他了，那有什么关系？他想奔赴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难道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吗？当然，李进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也是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受党组织之命来专门发展她的。

没多久，俞启威领着她，见到了中共青岛市市委书记。党组织考察了她的表现和家庭及社会关系，同意吸收她加入组织。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让她回去等候通知。

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旬的一天，李进接到通知让她到街上的一家剧院门口去接头。一路上空寂无人，海上吹来阵阵寒风，在空中呼啸，这有什么关系？孩子们跑到海边，尽情地叫呀，笑呀，捡起沙块打沙仗。她到指定地点等了一会儿，从身后走来三个青年人，只听俞启威说了声“跟我们走”，她就和他手挽着手，像恋人散步一样，沿着一条碎石小道朝教堂走去。

在秘密联络点里，她面对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拳头宣了誓：“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眼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李云鹤同志，”青岛市委书记满脸严峻，神态非常认真。“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由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成为党的一个交通站，负责与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络。具体任务，党会随时通知你的。”

李进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俞启威，他似乎有点求之不得。但她强调了一句：“注意，我们只是假扮，而不是真的。”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紧紧抓住她的手。

李进并不在意，只要她感觉正常就行了。

至此，李进和俞启威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同居了。这使赵太侔夫妇大感意外，但他们丝毫没有想到这两个人是在从事着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事业。

每次接头回来，俞启威从李进身旁轻捷地走过，对她都要抱之一笑：“云鹤，感觉怎么样？”每隔几天，他又问：“习惯这样生活吗？好，今天的饭我来做。”“这本杂志你看一看，今晚务必把情报送走。”“吃点东西好吗，云鹤同志。”

就是真夫妻也享受不到这样无微不至的关照。赵太侔对夫人预言：“看来他们真是天仙一对，云鹤长得挺漂亮，到年底，启威就要当爸爸了。”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这对“夫妻”其实连半点肉体接触都没有。李进开诚布公地对俞启威说：“我们可以作最好的朋友和同志，但不能作夫妻。我们之间缺乏那种基础。我的态度也许会使你伤心，但希望你谅解。”俞启威痛苦地答应了她。

五个月后，俞启威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青岛的党组织迅速转移。由于叛徒不知道她也是共产党员，使她得以逃脱。

李进和中共青岛市委的组织联系中断了。

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找党，但是毫无结果。

她隐隐知道，上海是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同时也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中心。许多著名的进步作家和戏剧家都云集那儿，找到他们，也许就能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姐姐，我想去上海，”当俞启威的姐姐俞珊前来看望她时，她表达了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要去哪儿？上海乱糟槽的，并不安全哪。”

“启威出了事，我在青岛迟早也会被捕。相比较，还是上海保险。”李进说，“上海有许多著名的戏剧家、作家在活动，找到他们，对我的艺术生涯也许会有帮助的。姐夫不是认识田汉和他组织的艺华电影公司的人吗？我想去投奔他们。”

俞珊叹了口气，答应设法帮忙。

在俞珊的安排下，青岛一些朋友将她送上前往上海的轮船，并指定一位看上去温文儒雅的年轻人照顾她。这是李进第一次出海，船开不久她就头晕目眩，呕吐不止。那个随行的小伙子很快露出了流里流气的本相，乘扶她之际伸手去乱摸，李进暴怒地推开了他：“你再胡来，我就要喊人了！”

那人讨了个没趣，只好坐在她的对面干瞪眼，不时地呲牙咧嘴说些脏话，她却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到了上海后，她见到前来接她的人，激动地跑过去，连行李都丢在了码头上。

刚开始，她把上海当作自己的故乡，她的领土，她的家园。最初的感觉还很不错，心里挺轻松的，没多久，她就感到这里并不是那种想象当中的圣洁之地。首先她要找的田汉和他领导的艺华电影公司非常不容易，他们的住地飘忽不定，像浮萍一样，根本没有固定的场所。此外，文艺圈子里的人对这位不速之客表现得非常冷淡和疏远。除了极个别不怀好意者，谁也不愿收留她。

几个月下来，盘缠花尽，穷困潦倒，她处于极端贫困的凄风苦雨之中，无奈只得又求助于俞珊。俞珊在济南参加过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的演出，也认识一些他们圈子里的人。她专程赶到上海，领着李进辗转搜寻，终于找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

“田先生，这是我的弟媳，叫李云鹤。”俞珊拉过十九岁的李进，向田汉作介绍。“我的弟弟俞启威涉嫌共党案被逮捕了，弟媳一个人来到上海，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地位，你看能不能收留她，求求您了。”

田汉当时二十九岁，相貌堂堂，风流倜傥，戴着一副近视镜打量了一下李进后，不紧不慢地问：“密司李能干什么工作啊？”

李进早已从几个渠道打听清楚田汉是湖南长沙人，从“五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二〇年起，开始从事戏剧事业。一九三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创作了大量的话剧和歌剧。她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敬意，所以不等俞珊答话她就抢先说：“田先生，你可能还不知道，早在一九三一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的那一年，我就已经加入了青岛的分会，我参加了你们的很多活动呀！”

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依然严重，田汉对她的过分热情表现出了高度的谨慎。他不露声色地把廖沬沙介绍给她，说：“他是我的秘书，帮我抄稿，起草一些信件。他一九二七年从长沙师范毕业，和我的弟弟田源是同学。你们可以常来往。既然你没地方住，就让我弟弟领上你住到我家，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

田汉的母亲接待了她，让她和他们家的保姆住在了一起。这对刚刚结束流浪生活的李进来说，已经是温暖如春了。她向他们讲述了她所熟悉的青岛党组织的情况后，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以后她又见到了周扬、阳翰笙，她向他们施展了自己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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