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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居安思危借人成己（第1页）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组建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将军权收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都只服从曾国藩一个人。

湘军成立后，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1861年，清廷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高官）、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清朝建立后，汉族人获得的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当时最有权力的汉族官僚。

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洋洋自得，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居安思危。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曾国藩担心功高招忌，遭到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遇，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

湘军进了天京城后，曾经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抢得最多。左宗棠等人据此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清廷本想追査，但曾国藩很知趣，急忙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四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各种矛盾，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奏请将自己手编练的湘军遣散。曾国藩的考虑很周到，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对个人的去留问题却只字不提。他知道，如果自己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对清廷是个潜在危险。

朝廷正在为这个问题头疼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已要达到的目的。

清末，曾国藩的门生许振出任江苏布政使。当时，曾国藩已死，他的弟弟曾国荃任两江总督，是许振的顶头上司。过去，两人积怨顺深，关系一直不好。成为上下级后，曾国荃耿耿于怀，写好一份奏折，准备弹劾许振。

凡事没有不透风的墙。许振听后，焦急万分，向一个绍兴籍的著名师爷讨教对策。师爷沉吟半晌，说：“事到如今，只好以情动人。”他让许振火速在南京城买下一幢大房子，改建为书院。为了表示对曾国藩的尊崇和怀念，取名为“文正书院”。师爷还替许振拟了一副对联，挂在曾国藩的遗像两旁：“瞻拜我惟余涕泪，生平公本爱湖山。”

正式开学的那天，许振邀请曾国荃以及全省各位大员莅临曾国荃感到盛情难却，不得不出席。

仪式开始后，众人向曾国藩的遗像施礼，只见许振伏地痛哭。礼毕，许振恭请曾国荃为书院题写匾额。随后，许振向全体学生讲话，说自己受先师曾国藩之恩，毕生难报，愿两江人士不忘先师恩德。

他还满怀深情地说：“两江总督曾大人是先师之弟，大家见到他，如见到先师一般。”许振的一席话，讲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曾国荃回到总督衙门，立即烧掉弹劾许振的奏章，对别人说：“如果弹劾许振，就对不起家兄了。”

后来，许振对师爷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你的这个主意，为什么能够立竿见影？”师爷不紧不慢地说：“一般来说，在彼此陌生的人之间，最初印象的好坏，起到先入为主的重要作用，而在彼此熟悉的人之间，最近印象的好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常接触、长期共事的人之间，双方往往都将对方最近一次的表现，作为认识与评价的依据，据此发生远近亲疏的微妙变化，甚至出现质的转变。与曾国荃的这次交往，你凭借对曾国藩的感激与怀念，动摇了他要弹効你的决心。”

最后，师爷说：“在这个世界上，任何难题都有解决的办法，根本没有无法可想的事情。”

清末，张之洞金榜题名后，一直平步青云，也很少受到处分。这虽然与他的声誉、精明强干分不开，但究其根源，也离不开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和其堂兄张之万的栽培、提携。

李鸿藻与张之万是慈禧太后最为信任的朝中汉臣。李鸿藻、张之万还是儿女亲家，祸福宽辱息息相关。李鸿藻因为张之万的关系，再加上与张之洞同属清流，对于张之洞自然是遇事照顾。

早年，张之洞向张之万请教为官之道。张之万告诉初入仕途的张之洞：“秘诀只有一条：寻找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接着，他解释说：“如果这个靠山在羽翼未丰时，你就与他有非同一般的关系，那么，一旦他的地位稳固之后，你在仕途上便会一帆风顺。官做到这个地步，便可谓做到家了。”张之洞对此牢记在心，并大力促成原户部侍郎阎敬铭出山复职，便是这种“冷灶烧香”式策略的最佳运用。

阎敬铭为官刚正不阿，是清廷中少有的理财高手。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力邀阎敬铭赴鄂，并委任他为“总办东征粮台”，为湘军筹措粮饷，居功甚伟。阎敬铭虽然政绩卓著，但也因不善通融而树敌不少。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恰巧阎敬铭举家搬到山西解州落户。政敌乘机参効他借荒年地贱之机，购地置产，敬铭一气之下，称病辞官。

张之洞离京赴任山西巡抚时，慈禧太后特意关照张之洞，要他查访阎敬铭的情况。张之洞听出慈禧话中有话，嗅出慈禧对阎敬铭心存好感，便料定阎敬铭飞黄腾达的机会仍有。阎敬铭过去以侍郎致仕，当时已六十五岁了，若复出，官衔必在侍郎之上。自己若能说服阎敬铭复出，自然就与阎敬铭结下非同寻常的关系。而张之洞和阎敬铭之间有一层渊源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恩人胡林翼。

张之洞隐隐记得，胡林翼在去世前曾致信给他，希望他到武昌来历练一下，信中对阎敬铭赞赏有加。张之洞忙把过去的旧信札找出来，果然寻到了这封信，遂有意将这封信带去山西。就任后，张之洞即亲笔书函一封，派知府马丕瑶送呈解州阁宅。

阎敬铭读了信函后很受感动，与马丕瑶同往太原，会晤张之洞。此前，张之洞对阁敬铭“贪购土地”一案作了详细调查，发现纯属诬陷，于是给太后亲拟一道密折，陈述事实，并称赞阎敬铭在办理山西救灾事务时，“查赈减徭诸事无不殚精竭虑，智虑周裕，不觉疲劳”。即使在辞官赋闲时，“每与人谈及时事艰难，晋民因苦，輒为扼腕泣下。是其爱国忧民之心未尝一日去”。不久，一道上谕发至太原巡抚衙门：任命阎敬铭为户部尚书。

张之洞看到这道上谕，心里非常欢喜。阁敬铭出任的是户部尚书，而山西穷因，银钱拮据，凡办大事，都要得到户部的关照，才有可能。于是，张之洞亲自“敷宣恩旨，正言敦请”，督促阎敬铭不要推辞，速赴京任职。

进京三年，阎敬铭的仕途十分顺畅。他的户部尚书做得有声有色，经他的调理，国库两年间便增加了八百万两银子。慈禧很满意，视其为朝廷重臣。当然，阁故铭没有忘记张之洞在他出山前的多次举荐，以及在山西时受到的特别礼遇，常和张之洞有书信往来。山西库款的清理，得到阎敬铭的大力支持。清理完毕，又被户部当做成功的例子向各省推广，为张之洞在官场赢得声誉。后来，阎敬铭入阁拜相，为张之洞提供了很多帮助。

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中法战争的失败使得慈禧大为光火，遂将军机处进行了大换血，醇亲王开始掌握军机处实权。而新军机处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将两广总督张树声就地罢免，并由张之洞替代。

而其中穿针引线的就是张之万。醇亲王位高权重，与张之万关系颇深；阎敬铭贵为完臣，与张之洞关系不同一般，由醇亲王提名、阎敬铭声援，分量自然不轻，更何况张之洞本就是慈禧太后赏识的人。

于是，张之洞轻而易举地将两广总督的大印掠于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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