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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迷信邪术留下羞辱（第1页）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杨芳，15岁就从军，身经百战，是个打仗好手。他一生最辉煌的业绩是在道光初年，率兵穷追，擒获张格尔，押解到北京。

道光帝给了他一大堆奖励：加太子太保、授御前侍卫头衔、绘像紫光阁等等。所以，杨芳在1841年3月来到战争中的广州时，人们对这位已戎马55载的老将充满期望，如大旱之望云霓。

杨芳到来之后，采取添造炮位、兵器、木排等防御措施。但船坚炮利的英军是他未曾遇到过的对手，在无法得到有效信息的情况下，他认为洋人的枪炮实为邪器，只有以臭秽之物才可制之。

于是，他设计了一套以邪制邪的战术，在全城收集粪桶、纸扎草人，并大搞建道场、祷鬼神等活动。摆好架势之后，因两国议和，这些粪桶没有派上用场，但留下了笑柄。粤人作诗嘲之曰：“杨枝无力受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在1849年致诸弟书中，曾国藩祝贺九弟曾国荃喜得贵子，并以此认为1846年冬其祖母葬在木兜冲之后，曾家运气开始变好。

此时，曾家已添了三个男丁，曾国藩升礼部右侍郎，曾国荃进学补廪等等。曾国藩遂认为木兜冲乃吉祥之地，“已有明效可验”。他还认为“福人自葬福地，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他在信中，称自己笃信“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说法。

不仅是家书，曾国藩在公牍中亦提及风水。1866年，他在批给道员王勋湘呈请在湘乡建造城垣的文件上写道：“湘乡本无城池，相安已久，今忽欲办此数百年未有之事，本部堂不甚以为然。”而其不以为然的原因乃是，湘乡现在人杰地灵，风水正盛，“不知修城是否有碍风水，本部堂亦不敢主张也”

曾国荃就任山西巡抚时，正值山西大旱，晋地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前任巡抚无所作为，“噤不以闻”。曾国荃下车伊始，即向朝廷上奏折告急，请求朝廷筹款赈山西之旱灾，得到朝廷的救灾物资后，“晋民始苏”。

但靠朝廷救济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无奈老天还是滴雨不落，曾国荃遂作了一个悲壮的决定，下令治下的官吏以及自廪生以上的绅士，聚集于堆满柴薪的庙前祈雨。他发誓如果明日不下雨，就自焚以谢晋地父老。

神奇的是，雨“果应时至，晋父老感涕讴歌”，山西大旱遂解。也许山西父老感念他为民的拳拳之心，把这事传得神乎其神。

慈禧太后在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的墓园中游玩，让擅长堪舆之术的英年，相一下该园的吉凶。英年作出惊骇的样子说这里地气很旺，“再世为帝者，当仍在王家。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关系达到冰点，朝野皆知。因光绪无子，为防止皇帝再出现在醇亲王府，慈禧不顾内外压力，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作为光绪的继任者养在官中。

慈禧听了英年的说法后颇为诧异，反问道：“天下已有所归，得毋言之妄乎。诚如卿说，当用何法破之？”英年指着园中一株巨大的白果树，说白果树的“白”字下面加一个“王”字就是“皇”字，“伐此则气泻，是或可破也”。

慈禧回宫即命内务府立即去砍树。此树坚硬如铁，“斧锯交施，终日不能入寸，而血从树中进出”。在慈禧的亲自督工下，树终于被砍倒，“中毙一巨蛇，小蛇蠕蠕盘伏无数，急聚薪焚之，臭达数里

光绪闻此事后，对内务府人言：“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如此与慈禧相持月余。

一日退朝，内侍告诉光绪，太后一早已带人去砍树，光绪赶紧出城奔赴生父墓园，但为时已晚，“奔至红山口，于舆中嚎啕大哭，因往时到此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已无之也。连哭二十里”。

巨树倒地那一刻，光绪与慈禧间的最后一点恩义情分，亦归于尘土。长眠在陵墓之中的奕譞，生前亦曾风光无限，此时连坟头上的一棵树都保不住，会不会无声啜泣？

庚子变后，中西议和，端王载漪被当做“祸首”，发配戍边，其子溥儁不久也被撤去大阿哥名号，责令出宫。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双双驾崩，入承大统的正是奕譞之孙溥仪，监国摄政王是溥仪的生父、光绪帝的亲弟弟醇亲王载沣。

机关算尽的慈禧，并没有政变醇亲王一脉的所谓“王气”。

晚清的官场将战争胜负、官运升迁和权力的明争暗斗，都寄托在厌胜之术、讲求风水上，焉能不落后于人呢？

鸦片战争的间歇，大着胆子溜出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发现，在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军队里，夹杂着大量肤色很杂的人。这些人身上穿的跟白人差不多，但头上却裹着一个大头巾，显得头特大。中国人管他们叫“大头兵”，或者“大头鬼”。

当时的国人不知道，这些人其实是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土兵。印度士兵的头巾，也给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多半是大红的，高而臃肿，凡是看到而且喜欢记录的中国人，总是忘不了记上一笔。

后来在上海租界里，英国人用印度人当巡捕，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这个戏谑的称谓，显然跟头巾有关。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到了19世纪末，在中国“租借”了山东威海的英国人，居然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了中国，在威海建立了一支“中国军团”，这支军队的服装跟印度的锡克兵一模一样，头上也顶着一个大头巾，或者说是头巾形的帽子。

据资料记载，“中国军团”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长枪队、炮队、机枪队、骑兵队一应俱全。这支军队的士兵，大概是中国第一批接触并使用马克沁机枪的人。从这支军队留下来的老照片来看，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小伙子们，虽然头上裹着头巾显得有点怪异，但军容严整，浑身上下透着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趾高气扬。只是虽然号称“中国军团”，但军官却都是英国人，列起队来，每个排的旁边，都站着一个戴着大檐帽的英国军官。

作为殖民者的白人，很少做亏本的买卖。他们招募中国兵跟招募印度兵一样，都是要用他们打仗的。“中国军团”刚刚练好，打仗的机会就来了——义和团。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但威海附近却没有闹出多大动静，因为被“中国军团”剿了。

不久，威海的“中国军团”北上，加入西摩尔联军，不仅跟义和团，而且跟中国的正规军交上了手，参加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战斗。据说，这支中国人的军队打得很不错，在进攻天津的战斗中尤其突出，接连攻下几个军火库。

战后，为了表彰这支军队，英国人特地设计了一种带有天津城门图样的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徽记。

一位当年“中国军团”的英国军官写道“中国军团远征作战的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没有行成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

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军团”计四百余人，进攻北京的联军中英国军队一共才三千人，中国人占13％。而联军中法国军队才八百人（以越南土兵为主），奥军五十八人，意军五十三人。如此说来，所谓的八国联军中，还有一些中国人，服饰跟印度兵一样，以至于当时被打的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觉察，一直当他们都是印度兵。

令我们在“佩服”殖民者的“以华制华”策略高明的同时，不能不反观一下我们自己的百姓。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观念，在晚清的乱世，很明显靠不住了。

在同一个地方，一伙人跟洋人誓不两立，嚷着杀洋灭教，虽然刀大多都落到了信教的中国人头上，但对洋人的敌意无疑是明显的。另一伙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信教的教民）则跟着洋人杀中国人，杀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头上。上个世纪末，世界还真是有点乱。

最后提一句，后来，英国人为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士兵阵亡者立了一块碑，当时这支中国军队打得相当卖力，阵亡二十三人碑文中英文双语，但碑的样式，却是地道的中国式，云头龙纹，跟中国政府为在义和团时死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样，绝对中国，但却是对中国的……什么呢？——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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