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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十七 汉纪九 公元前140年一公元前134年共7年（第2页）

我听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让人们在年少的时候就去学校读书学习，成年之后再根据他的才能，授给他官位。用官爵俸禄来滋养他的美德，用刑罚来威慑不让他做坏事，所以人们能晓于礼义，而耻于犯上。周武王奉行大义，消灭残暴的纣王。周公制作礼乐以文教天下，以至于到了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礼义隆盛，天下无贼，监狱空虚四十年。这也是教化而非刑罚的效果。

到了秦朝就变了。秦王师从申不害、商鞅之法，实行韩非子的学说，憎恨帝王仁义之道，崇尚贪暴的狼性，坚持表面的法律条文，而不问事情的本源实质，善良的人不能免于刑罚，作恶的人反而未必受刑。所以百官都行虚礼，说虚话，而不顾事实，看上去有侍奉君王之礼，却藏着背叛皇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所以受刑者甚众，死者一个接一个，而奸恶的事情永无止息，这是风俗败坏了的缘故。

如今陛下拥有天下，人民没有不服从的，然而老天并没有降下祥兆，这是为什么呢？您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事吧！曾子说：“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尊奉他所听到的道理，就会变得高明；按他所知道的道理去做，就能变得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关键在于意识，在于你有没有诚意正心去做！）希望陛下遵循采用您听到的这些道理，诚意正心于内，切实笃行于外。长此以往，陛下的功德与古代三王也没有什么两样了。

平时不养士，到了要用人的时候再来求贤，这就好比一块玉石，你不去雕琢，却希望它有美丽的文采。而养士最重要的举措，莫过于设立太学。太学，就是培养贤士的地方，就是教化的本原。如今，郡或封国的人口众多，但是召他们来参加皇上的策问，却没有什么人应征，那就是因为王道已经断绝失传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之后再经常考试策问，以尽其才，使英俊之士可以为国家所用。郡守、县令，就是百姓的表率和导师，让他们承接陛下的教诲，宣扬教化。如果这些导师自己都没有贤德，那么皇上的美德就不能宣扬，皇上的恩泽就不能施布。然而，如今的官吏既不能教导百姓，又不能听从主上的法令，反而暴虐百姓，以权谋私。贫穷孤弱的人因此蒙冤受苦，流离失所，不能让陛下称心如意。于是阴阳错谬，戾气充塞，人民生活困难，得不到救济，都是因为官吏不贤明，以至于此！

官吏的来源，一是郎（中宫廷禁卫官），二是中郎（皇家警卫官），三是俸禄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拔郎吏又以财产为标准，未必有贤德。而且，古代的有功者，则是以他任官职的能力而非年资为标准：如果他的才能小，任职时间再长，也是小官；如果他是大贤大才，就算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成为君王的辅佐。所以有关官员都竭心尽职，努力做好他的工作，争取立功。如今则不然，时间混得长就可以升职做官，所以廉耻混乱，贤人与无才之人混杂，不能体现出每个人的真才实学。

臣建议：让诸位列侯、郡守、二千石以上官员，各自选拔他的境内贤能的吏民，每年举荐二人来做宫廷宿卫。从他们举荐的人的表现，考察他们的贤能。被举荐人如果有贤能，给举荐人赏赐；被举荐人如果不好，给举荐人处罚。如此，则二千石以上官员都尽心访求人才，而天下之士也能得到官位了。如果能得到全天下的贤人，则能达到三王时期的鼎盛，甚至可以达到尧舜的名声。不以时间长短为功，而以考试贤能为上，量才以授官，录德而定位，这样就能将廉与耻、贤与不肖的人区分清楚了。

我听说，积少可以成多，积小可以至大，所以圣人无不是从黑暗到光明，从微末到显贵。尧本只是一个诸侯（唐侯），舜本来是深山里的农夫，都不是一步登天，而是逐渐到那个地位。自己说的话，不可能再堵塞回去；自己的行为，不可能掩藏。君王的言行，是治国的大事，也是君子之所以感动天地。所以，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能将小事做到极致，就是高大，能在细微之处谨慎，就能显著）。积善在身，就像小孩子一天天长高，却不觉得；积恶在身，就像火烧油脂（好比点蜡烛），一点点消亡，也没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尧舜得到美名，而桀纣的下场可悲。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而不厌倦的，就是道。遵循道，则万世无弊害；有弊病，那是因为失去了道。先王之道，也有偏颇的地方，所以，政治也有不明而行不通的时候。这时，就矫正纠偏，补救缺失。三王之道，源头不同，但并不是相反的，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他们所遇到的时变不同，所以各自有增有减。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无为而治的，就是舜吧！）改变历法和服装颜色，只是顺应天命而已，其他的一概因循尧的道，没有什么改变。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根本的道，并没有改变。夏朝的核心价值观是忠，殷朝是敬，周朝是文，那是根据他们所继承的上一个朝代的弊病针对性地加以补救。孔子说：“殷商的礼，是在夏朝的基础上制定的，有增有减，这我们知道；周朝的礼，是在殷商的基础上制定的，有增有减，这我们也知道。以后，或许有继承周朝的，就算是百世之后，也可以知道大概会怎样。”这就是说，就算是以后一百代的王者，他所用之礼，也不过是忠、敬、文，这三者而已，因循为教，立政垂则，不会离得太远。夏朝继承的是虞，但夏没有说在虞的基础上有什么增减，那是因为他们的道一样，而彼此崇尚的理念相同。道的源头是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圣相传而守同一个道，政通人和，不需要救弊，所以孔子没有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增减。由此观之，如果传下来的是治世，则道相同；如果继承的是乱世，则道要变革。

如今，汉朝继承的是乱世，所以应该变革道——稍微减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古代和今日处于同一个天下，用古代的准则来衡量的话，为什么现代反而比古代差得那么远呢？为什么今天反而错谬乖戾到这个地步呢？是不是有所失于古道，或者说有所违背天理呢？

上天赋予万物，是有所分际的：给它尖牙利齿，就不给它角；给它一对翅膀，就只给它两只脚。所以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占小的。古代给官员俸禄，他就不需要耕田，也不能从事工商业，这也是得了大的就不能占小的，和上天给动物器官的分配是一样的。如果是哪头都要占，拿了大的还要拿小的，就是上天也满足不了，更何况人呢！这就是人民嚣嚣而怨，不得满足的原因。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家庭饱暖，享受着丰厚的俸禄，还要去与民争利，百姓如何能够抵挡他们呢？于是百姓的生计一天天被侵夺，最终陷于穷困。富者骄奢淫逸，贫者穷极愁苦，民不聊生，不得不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就是刑罚越来越多，奸邪却不可抑制的原因。

天子、大夫，是下面的人民效法的榜样，是远近四方崇拜向往的对象。近处的人仰望而模仿，远方的人遥望而仿效，怎么能居于贤者之位，却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呢？迫不及待地追求财富，唯恐财物匮乏，这是老百姓的事；迫不及待地追求仁义，唯恐不能教化人民，这是士大夫该干的事。《易经》上说：“负且乘，致寇至。”乘，是乘车，是君子的事；负，是背负重物，那是老百姓的事。这就是说，你居于领导者之位，却干着老百姓的事，祸患就一定会到来。居于君子之位，就要有君子之行。就像当初公仪休做鲁国宰相，回家看见家人织布，很不高兴；又看见妻子吃自家菜园种的葵菜，更愤怒，把菜给拔了，说：“我已经有国家的俸禄，为什么还要去抢夺菜农、织女的生计呢？”

《春秋》说“大一统”（万物之统皆归于一，诸侯都归统于中央，不得独自统治），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如今各种老师太多，议论不同，百家学派，就有百家治世的处方，意旨不同，所以皇上也没有一个能形成“大一统”的理论，法制经常改变，在下位的人不知道该遵守啥。依臣愚见，所有不在六经（《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之内的各家学说，以及和孔子思想相违背的，全部应该根绝，不要让它发展起来。只有歪理邪说灭绝了，道统纲纪才能一统，法令明确，人民才知道该依从什么。

皇上非常欣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董仲舒为江都国丞相。会稽人庄助也参加了这次贤良对策，被提拔为中大夫。

丞相卫绾上奏说：“各地所推举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子、苏秦、张仪之学问，用他们的言论惑乱国政的，请一概罢黜。”皇上批准。

董仲舒年少的时候就研究《春秋》，孝景帝在位时是博士，不符合礼仪的事一概不做，学者们都尊他为师。等到做了江都国丞相，侍奉江都易王。易王是皇上的哥哥，一向骄纵好勇。董仲舒用礼来匡正他，易王对他非常敬重。

【钱穆曰】

西汉政府的文治思想，最先由贾谊发其端，之后走向董仲舒的复古更化。

贾谊陈政事疏，提出好多重要的见解，除了裁抑诸侯国和抵御匈奴外，尤其强调的是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扬文教，转移风俗。强调教育，是因为当时诸王、列侯家庭都已经堕落腐化，没有教育，就不足以维持长久；强调文教，是因为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只能管一时，渐渐地，政事松弛，国家就会走向申、韩的刑法之路，沿袭秦朝“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老路。要革除秦朝的弊病，就要另开文教。如果朝廷只讲法令，社会只重钱财，风俗就会日渐败坏，阐扬文教之后就是移风易俗。由此，西汉的政治思想，就逐渐从申、韩走向儒家。

贾谊虽然被周勃、灌婴等排挤，但他的主张一一被汉廷采用。武帝以王臧为师。王臧是儒生，武帝即位，大兴儒术，跟他早年所受教育有关。

先秦诸子百家，最重视教育的是儒家。道家的根本主张是不学习，当然也不搞教育。法家只重视刑名法律。墨家不适于实际。其他各家，都是用世之学，不是教育之学。所以只要幼主需要教育，儒家就一定会兴起。儒家之兴起，就从友教贵族子弟开始，所以文帝用贾谊，先用他做长沙王太傅，然后用他做梁王丞相。武帝用董仲舒，也是先用他做易王的丞相。儒家在汉初，就以友教青年贵族为第一任务。

2春，二月，赦天下。

3发行三铢钱。

4夏，六月，丞相卫绾免职。

六月七日，汉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皇上向往儒术，窦婴、田蚡也好儒学，共同推荐代郡人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人王臧为郎中令。赵绾建议兴建明堂，用来给各诸侯王朝觐使用。他还推荐他的老师申公。这年秋天，皇上派使臣用四匹马拉的车去迎接申公，为了表示尊崇，带着绸缎、玉璧等礼物，并用蒲草包裹车轮以防颠簸。申公到了朝廷，见了天子。天子问他治乱之事，申公已经八十多岁，回答说：“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当时，皇上正喜好文辞，听了申公这话，默然无语，但是已经把他请来了，还是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安置他住在鲁国公馆（申公是鲁国人），商议建造明堂、厘定天子出巡规章、改变历法、改变服装颜色等大事。

5这一年，内史宁成有罪，被判剃光头发，颈戴锁链。

武帝建元二年（壬寅，公元前139年）

1冬，十月，淮南王刘安来朝。皇上因为刘安是叔父，而且很有才华，对他非常尊重，每每宴见谈话，都要谈到黄昏才罢。

刘安和武安侯田蚡关系很好。有一次，刘安入朝，田蚡到霸上迎接，对他说：“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您是高皇帝的孙子，行仁义，天下无人不晓您的美名。皇上一旦晏驾，除了大王您，还能立谁为新君呢？”刘安闻言大喜，赏赐田蚡很多金钱财物。

【华杉讲透】

刘安的表现，是一种蠢，我称为“贪蠢”。人本来不蠢，对事物有基本的判断和逻辑思维能力，但是贪心一起，就立即丧失了智商，完全不讲逻辑。这一年，刘安已经四十岁，汉武帝才十七岁。刘安竟然相信皇上现在没太子，他如果死了，可能立我为帝！

这种贪蠢并不罕见，恰恰相反，非常普遍。人们相信一切不可能，只不过符合他的一厢情愿，他就心存侥幸。再然后呢，他就要下赌注了。他能下多大的赌注呢？赌上性命他也不在乎，因为他相信自己会成功。田蚡今天埋下的种子，刘安会为此赌上性命。

一厢情愿，心存侥幸，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而不要认为跟自己万蠢之王——贪蠢——没关系。即使是很有智慧的人，也容易掉进这个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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