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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到面对死亡（第4页）

擦亮这杆枪，同志。

她知道，有很多事情在等待着她去做。她和死者家属一起，在寒冷漆黑的夜里，排着长队等待认领尸体。她帮着失踪者的亲属，四处打听寻找他们不见踪影的亲人……因为，所有的死难者、受害者都和巴勃罗·聂鲁达一样，死于智利的灾难，他们都是她的“亲兄弟，亲姐妹”。她参与各种活动，在马波乔文化中心工作，支持建立人民民主活动联盟……世界各地都邀请她去，聂鲁达不仅属于智利，更属于全世界。但是，有两个日子对于马蒂尔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一定要留在智利，守候在聂鲁达身边。这就是：7月12日和9月23日，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日和忌日。

每年的7月12日，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去黑岛，拜谒聂鲁达黑岛的家。于是，那儿房前的篱笆上就会挂满各色各样的字条、信笺、礼物，人们向诗人祝寿，和他交谈。诗人的家成为人们朝拜的圣地。每年的9月23日，在圣地亚哥总公墓，在聂鲁达坟前，都聚满人群摆满鲜花，成了一片人海和康乃馨花的海洋。同时，必不可少的，也布满持枪的警察，他们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在这一天，马蒂尔德总是坚强地屹立在聂鲁达墓前，成为诗人永远活着的标志和象征。

死后要埋葬在黑岛，这是聂鲁达生前的愿望。为的是，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永远听浪涛呼啸，看浪花翻滚。他是大海的儿子，永不知疲倦的航海者，他不能离开大海，即使在死后。但是，政变当局不允许按照聂鲁达的遗愿把他葬在黑岛。他们把诗人黑岛的住宅作为共产党的财产登记在册，宣布没收。在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界反对下，他们才不得不加上一句，马蒂尔德有居住权。因此1973年11月23日，聂鲁达被葬在圣地亚哥总公墓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内。那是他们的好友阿德里亚娜·迪特沃恩主动热情提供的，她曾一再说，把巴勃罗·聂鲁达葬在她们家族陵墓中，是她的光荣。但是6个月后，当她不在国内时，她的家人却写信给马蒂尔德要求把聂鲁达的棺木迁走。

圣地亚哥总公墓很大，像个小城，里面街道纵横，有路灯、路标。而且也像活人居住的城市一样，贫富悬殊，门第森严：划分成富人区、平民区和贫民窟。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就在富人区。而聂鲁达新的墓穴却在离这儿很远的墨西哥小区，已经到了墓地的边缘。死后也能遥望大海，这是巴勃罗生前的愿望。而在这儿，他能看见的却是一片黑色十字架构成的汪洋大海，这里全是穷人的坟墓。马蒂尔德找来一个罐子，插上鲜花，摆在聂鲁达墓前。说来让人难以相信，朋友们用一段黑炭写下了巴勃罗·聂鲁达的名字，因为当天已经来不及立碑，立碑那天，马蒂尔德一早就赶到墓地，买了鲜花。当她走到诗人墓前，不禁热泪盈眶：那用黑炭写着聂鲁达名字的简陋的墓前，早已摆满鲜花。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诗人。马蒂尔德和朋友们在墓前立了一座碑，上面只有几个字：“巴勃罗·聂鲁达。1973年9月23日。”这是一个异常简陋朴素的坟墓。但是，无论是马蒂尔德，还是诗人的朋友们，都认为聂鲁达在这儿比在迪特沃恩家族豪华的陵墓里更合适。这对诗人是一种回归：他出生于下层劳动者家庭，一生为劳苦大众讴歌，为他们伸张正义，谋求幸福。死后他也仍然在劳动者中间，与千千万万普通人安息在一起。埋在这片墓地上的死者，很多都是和聂鲁达一样，死在同一个月死于同一灾难。

1974年7月12日，第一个没有了巴勃罗的巴勃罗的生日。这一年，他该满70周岁。马蒂尔德一大早就出了门，她想第一个赶到墓地。她特意穿上鲜艳的衣服，巴勃罗讨厌忧伤，他热爱欢乐。在墓园门口，马蒂尔德买了一大捧红色康乃馨，这种花颜色鲜艳、漂亮，不易凋谢。一进墓地，就看到墓园里一车一车的警察。这么强大的军政府，竟然会这么怕一个已经去世的诗人！来了很多人，有熟识的朋友，也有很多陌生人。一些人在流泪，一些人从衣服下面拿出藏着的红色康乃馨。女人们和马蒂尔德拥抱，对她倾诉自己的痛苦，期待地望着她。墓前的鲜花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吓不住人们。他们似乎在问，这么多警察到墓地来干什么？难道他们还要对死者宣战吗？！在寒风中，马蒂尔德在聂鲁达墓前守了整整一天。望着满世界的鲜花，往事涌上马蒂尔德心头：“巴勃罗的生日，总是热热闹闹，鞭炮响连天，烟花闪烁，巨大的气球欢乐地飘荡在天空，像鸟在飞翔。这个一生播种欢乐的大孩子留给人多少回忆！”

每年的7月12日和9月23日，在世界各地都聚会纪念聂鲁达，诗人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但是在圣地亚哥总公墓，祖国人民对诗人的朴素纪念一定让他最感欣慰：他的歌没有白唱。每年的这两天，聂鲁达的墓地周围都布满士兵。但是，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来到诗人墓前。他们沉默无言地肃立着，虔诚地向诗人献上他们的悼念、他们的敬意。在夜色如墨的智利，他们手捧康乃馨，就像捧着一颗颗红星。在这样一个周年纪念日里，当人们正肃立墓前致哀时，一个青年缓缓走到墓前。他默默无言地从口袋里郑重地拿出一支印第安笛子，吹奏起来。全场一片寂静。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吹奏完毕，他以同样庄重的神态收起笛子，沉默地离开了。他是谁，叫什么名字，这并不重要。他是人民中的一员，他以自己珍爱的方式：音乐，悼念他热爱的诗人。也许正因为他深知：诗人热爱欢乐！

1979年，马蒂尔德重返卡普里，并应那不勒斯市长的邀请参加该市纪念聂鲁达75周年诞辰的活动。她回忆起往昔那些幸福的日子：匿名诗集《船长的诗》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葡萄与风》也是在这儿动笔的。还有《元素颂》的第一首《看不见的人》也是在这儿写成的。这首诗，现在所有的智利诗人都能背诵。这其中的缘由，可想而知。

1981年，马蒂尔德和博洛迪亚同机飞往斯德哥尔摩参加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纪念大会。马蒂尔德回忆了遥远的往昔，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可是那之后仅一年，悲剧就断送了诗人和智利人民的幸福和希望。她的发言，使听众们深为感动。博洛迪亚则赞扬了这位坚强的女性，她在暗夜中高举着聂鲁达的旗帜，奋勇向前。

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向聂鲁达致敬的纪念活动。世界著名哑剧演员马塞尔·马塞昂，这位按照哑剧规则在舞台演出中从来不开口的大师这回头一次打破了沉默。他说：“多年前，我曾在智利为聂鲁达演出过。今天，我要为他的遗孀演出。我表演的节目叫‘牢笼’，这对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的祖国有现实意义。”整个演出过程中，他再没有开过口，他用丰富的动作、生动的表情说明了一个被囚禁的人应该怎样冲破牢笼。马蒂尔德向人们讲述了智利发生的最新情况，讲述了聂鲁达和他的诗是怎样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握在手中的有力武器。然后，一位高个子先生缓缓走上台，他讲的是：“一个微笑的斗士。”他就是聂鲁达的朋友、阿根廷小说家胡里奥·科塔萨尔。

马蒂尔德正像当年的聂鲁达，出航又归来。她永远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继承聂鲁达的遗志，每一天都把它变为新的现实。”

1983年10月22日，在圣地亚哥考波利坎剧院举行了名为“智利向自己的诗人致敬”的隆重纪念会，纪念巴勃罗·聂鲁达逝世10周年。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在智利迅猛发展，打破了军政府不许公开集会纪念聂鲁达的禁锢。参加大会的是整个文化界和智利人民。大会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人士的热烈支持。其中有瑞典文化部长拉斐尔·阿尔维蒂、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记者。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托·莫拉维亚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1990），意大利新闻记者、小说家，曾任国际笔会主席。、何塞·万徒勒里何塞·万徒勒里（1924—1988），智利当代著名画家。等数十人。大会由智利人权委员会、作家协会等组织共同发起。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在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她说：

“亲爱的朋友们：

“我曾经说过，而且现在还要这么说：巴勃罗活着。我曾经是而且依然是巴勃罗的同志。他在《船长的歌》中要求我，在《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和其他很多诗中要求我，作为他的战友，和他一起为和平而战。他无限热爱自己的人民，为了让人民过上美好、公正的生活，他坚持不懈地奋斗了一生。

“在《旗帜》一诗中，他对我说：‘起来，你快快站起来，和我站在一起，让我们肩并肩去战斗，冲破罪恶的罗网，推翻制造饥饿的制度，粉碎制造贫困的体制！’

“……人民的贫困，是多么沉重地压在他心头……

“他是自己祖国的研究者，他渴望了解一切。他希望祖国对于他是一部没有任何秘密的大书。

“他认得出智利所有的鸟，熟悉它们的叫声，知道它们怎么摆动尾巴，知道它们羽毛的样式和颜色。当我们在路上看到美丽的野花却叫不上名字时，他就十分丧气。

“每年1月，我们都去南方。我们缓缓而行，访问每一个村庄。我们去市场，赶集市。巴勃罗认为在集市上最能清楚地了解当地生活。他和买卖人交谈、调查，询问他们都制造什么样的工艺品，干什么活，挣多少，吃什么，读什么，说什么。然后，对这一切的回忆就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依据。

“巴勃罗的诗歌天地广阔，他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智利人都听过他朗诵自己的诗歌，他在剧院、广场、街头和市场到处朗诵。巴勃罗走遍四方，把自己的诗歌奉献给人民。

“他了解人民的疾苦，人民的苦难他看得见，摸得着。

“他在诗歌中歌颂平凡的东西：他赞颂卑贱者，使它变得高尚。他歌唱葱头、西红柿、洋蓟，歌唱面包、空气……

“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爱情诗人。歌唱自己爱恋的人时，他是那样的动情。当他歌唱大自然，歌唱河流、山川、飞鸟、花草树木，热爱之情充满字里行间。他在诗中歌唱整个世界。

“他热爱人民，为此他谴责独裁者，是他们剥夺了我们最起码的权利。

“他说：‘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诗都写得扎扎实实，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诗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

“我们肩负着安放新标志的责任。

“今天，他去世已经10年了。毫无疑问，我们仍然需要他，而他就在我们身旁，他活着，他在战斗。这不仅是因为他有政治才能，而且因为他有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性格，还有他的爱国主义，他对人民疾苦的深刻理解。

“他具有人类的尊严，诗人和爱国者的尊严。他的心仍然在跳动，他的声音仍然在呼唤，他仍然在和我们一起战斗。

“非常感谢世界各地人民对巴勃罗表示的敬意。巴勃罗在和我们一起呼吁：

“不能再流放人！

“为什么要把我们美丽可爱的祖国变成一座大监狱？

“我们要求公开被捕者和失踪者的真相，结束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噩梦，它让智利人民受尽了煎熬。

“把祖国还给所有的被流放者！

“生活在自己的祖国是每个人的神圣权利，正像每个人都有权拥有母亲一样。怎么能想象竟然有人敢于剥夺人民如此神圣的权利。

“我们要求严惩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多少智利人遭受失业和死亡的威胁，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到处是在饥饿中挣扎的儿童。

“但是，他们已经奋起抗议，他们正直、勇敢、坚定，高举着旗帜和他们被杀害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画像。

“我向这些无比坚强的智利人呼吁：让我们的呼声融为一体，让我们手拉着手，团结起来。只有万众一心，我们才能有力量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才能赢得一个有面包、有工作、有正义、有自由的国家。

“我们必须和骗人的法律彻底决裂，正像巴勃罗所说，少数人穷奢极侈，而穷人却一无所有，只能在几平方米的土地上搭窝棚。因此他们抗议，他们要工作，要面包。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流放、棍棒、监狱。而现在，又加上子弹。

“最后，让我念几行诗，这是《爱情十四行诗》第94首中的几句。对于我，它就是命令。巴勃罗在诗中对我说：‘如果我死去，你一定要坚强地活着，用你纯洁的力量驱散阴霾和寒冷，睁大你明亮的双眼走遍南方，展开你银铃般的歌喉日夜欢唱。但愿你永不停止欢笑，脚步永不迟疑，但愿我留下的欢乐永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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