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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之分化（第1页）

文坛之分化

在北京向来就没有所谓文坛，事变以后更是寥落，虽然有方纪生编的《朔风》，张深切编的《中国文艺》先后出版，也只有几个流落在这里走不动的文人凑写稿件，聊以消遣，有如鱼相濡以沫耳。说是消极，固亦难免，却亦并不是真是十分颓唐，他们不以文学为职业，或是想于其中求得功业或是利权，但如或对于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在文学范围内尽其国民之力，也是愿意的。所以文坛虽是没有，写文章的人虽然人数不多，精神意气却是一致，如没有什么意外的风波，大抵这一角落的平安总是可以保持着的吧。

过了三数年之后，组织文学团体，兴起文学运动的呼声，忽而不知从那里发出来。在去年春间，来了所谓文化使节的某甲。不幸的很，在北方的往日本留过学或是知道日本文学情形的中国人对于某甲都不大看得起，因此即使没有明白表示轻视，也总不能予以欢迎，只有某乙竭诚的招待他。这样一来，恩仇的形势已经很明了的立定了。某乙以某甲的后援，计画编辑纯文学的文学集刊。同时张深切也计画编一种文学杂志，由某印书馆出版。经接洽磋商的结果，议定设一艺文社，鄙人挂名为社长，发刊两种杂志，一为《艺文杂志》月刊，由尤傅陈某乙同编，二为《文学集刊》，由某乙独编。但是某乙与张深切意见决裂，表示不干，于是《文学集刊》中止，《艺文杂志》则改为尤傅陈三人主编，鄙人挂名艺文社长如故。这大概是去年四月初的事。

到了五月一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先母去世，这正是第十天，预定开吊的前一天，当天晚上九点左右，某乙忽然走来，某乙是我的受业弟子，相从有年，那一天的态度却特别不逊，谈判的要点大略如下。最初某乙说，我决定不办《文学集刊》，请先生也脱离《艺文杂志》的关系。我答说，你自办刊物，你可以决定不办，你与人闹意见，可以自己脱离，我既然与人家并无意见，杂志又是书店所出，我不能随便主张不办。某乙又说，因为有我参加，所以有纸可配给，如我脱离后纸即不能配到。我答说，纸有没有是书店的事，与我无关，如真没有纸则书店自会停止刊行。某乙末后说，刊物出后作家协会将加以攻击，于先生名誉不利。我答说，我也是作家协会的评议员，其干部人员也多相识，不会无故攻击，而且我非文士，我的价值不在于编一个杂志的好坏上边，即使有人攻击也于我名誉无关。大意就是这三点，却是一直纠缠到十一时后，总想强迫我脱离艺文社，我觉得这太无理也无礼，不客气的严词拒绝了。二日开吊是星期日，至星期二据印书馆的人告诉我，某乙约定星期一与馆方会谈，已议定仍旧编刊《文学集刊》了。这里便有很大的一个谜。假如预先约定星期一与书店会谈，预备妥协的话，那么星期六夜间不应该来强迫我帮同他拆台。既在那时不顾及开吊的前夜丧家的情状，以不逊的态度来强迫我，则在一天之后决不能那样忽然转变，去无条件的妥协。虽说是人情反覆无常，总也未免反覆得太奇怪了吧。鄙人感觉迟钝，所以常上人当，但是遇见这事以后也很觉得疑惧，稍加留意，俗谚云，贼出关门，虽曰已迟，亦差胜于不关焉耳。

这个以后有些事情遂渐渐的发生了。夏天的一日，某乙发起在公园水榭召集文学茶话会。会的详细情形不必细述，只须说明其时有日方来宾某甲的演说，开始攻击中国的老作家。这可以算是第一幕。到得第二幕揭开时已在秋天，日本文学报国会在东京开东亚文学者大会，在第二分科会中片冈铁兵提出“扫荡中国反动作家”的议案，继续着又有某乙攻击中日合办出版机关的演说，原文都登载在《文学报国》第三号上。某乙所攻击的显然是某印书馆，片冈所攻击的当初有人说是指我，我却还不大相信，及至把原文一看，虽然似乎有点像夸大狂的样子，觉得这恐怕是我也说不定，至其来源则片冈得之于某甲，而某甲则得之于某乙，此传授线路虽出于想象，大致当不错也。要证明这不错，有第三幕为凭。今年春天二月初，北京发现有《文笔》周刊第一期，第一篇题目《杂志新编》，作者署名童陀，即是某乙的化名。这里边攻击中国老作家，与某甲以及片冈的攻击正是一条战线，而又特别集中攻击《艺文》杂志的老作家，其目标非常显著，已无异于指名而骂矣。在《艺文》杂志上写文章而比较年长者只有钱稻孙先生与鄙人，但这里的攻击目标我知道确实只在我个人，钱先生不在其内。这个可以引用片冈的话来作证明，因恐不能传其真意，故用直译法述之如下：

“诸君之文学活动沿着新中国创造之线。然彼老作家则毫不考虑今日之中国呼吸于如何历史之中，被置于如何世界情势之下，唯弄其独自随意的魅力丰富的表现，暗嗤诸君，而于新中国之创造不作如何的努力。彼已为诸君与我辈前进之障碍，积极的妨害者。彼为在全东亚非破坏不可之妥协的偶像。彼不过为古的中国的超越的事大主义与在第一次文学革命所获得的西洋文学的精神之间的怪奇的混血儿而已。”这里所说嘲笑他们，妨害他们的文学活动，都是我的事，即看不起某甲某乙，不听从某乙的要求，又西洋文学确曾弄过，虽然我的价值不在这里，却在于知道本国的精神，关心中国与东亚之运命。总之这三点都不关钱先生的事，可以知道不曾被攻击在内。到了现在须得说明，这某乙是谁？某乙姓沈名杨，现改名为沈启无，是鄙人的受业弟子，上边亦已提及，在我指导之下任事已有多年，就是前一次出席文学者大会，算是一名代表，也是我派他出去的。这一回因为想要领导文学运动，主宰文学刊物，似乎不大成功，以为这由为鄙人的障害，便二次三番的劳动外国人演说攻击，末了自己出手来打，在我本来毫无妨害他们沿着新中国创造之线的意思，向来只用作揖主义，不过觉得徒弟要吃师父，世界各国无此规定，我也未便再行作揖，只好声明破门完事。自此以后完全断绝关系，凡有沈杨参与的团体或事业及刊物，鄙人一律敬谢不敏。个人间的关系这样可以解决了，但是这一年间因这件事而引起的影响也并不少，而且也不小，对于这个我深致歉疚之意。其一，弟子对于恩师之反噬，这对于中国的智识阶级给与一种极大的不安。世间传说我有四大弟子，此话绝对不确。俞平伯江绍原废名诸君虽然曾经听过我的讲义，至今也仍对我很是客气，但是在我只认作他们是朋友，说是后辈的朋友亦无不可，却不是弟子，因为各位的学问自有成就，我别无什么供献，怎能以师自居。唯独沈杨，他只继承了我的贫弱的文学意见之一部分，以及若干讲义，一直没有什么改变，这样所以非称为徒弟不可，而且破门也可以应用，至于我的思想还是我自己的，不曾传给什么人。平时我最模糊，不喜欢多事，这回却觉得不能再不计较，虽然这事听了使人寒心，以教书为业的尤感到不安，但也没有法子，只得请大家原谅。其二，这又暗示文坛之分裂。上文说过在北方本无什么文坛，况且鄙人也并非文士，若沈杨似乎更说不上是什么，即使有这一场事也与文坛前途无干。不过承他们不弃硬派定我是老作家，又从而扫荡之，自北京的文学茶话会弄到东京的文学者大会，闹的满城风雨，仿佛真有那么一个文坛，反动老作家占据了这堡垒，妨害新中国创造的诸君的前进。这个分裂与混乱真够瞧的了。事实上固然只是老儒的一个徒弟的倒戈，既不是文学运动也并非文坛派别，总之分化计画的成功是无疑的。这里须得补充说明，上边所说的某甲即是林房雄，最初来时报上说是文化使节，后来被改称为分化使节，很是确切。这里我唠叨叙述的也就只是这分化的一个简略梗概。我们在这一回的事情里可以得到一大教训，用现今的方法做去，中国统一的文坛永不能成立，文人钩心斗角的相争，将无宁日，现今觉得非成功不可的中日文学家的提携联合也必无希望，若是最初敷衍随和，以至凶终隙末，那还要算是最好最难得的结果了。鄙人本是文坛以外人，况又老而见憎，无意学苏州姑娘嘴脸向人，不妨直率的说话，即使言者有罪，只要闻者足戒，亦已满意矣。

民国甲申清明节。

*刊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中华日报》，署名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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