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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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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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完晚自习出来，我发现历史老师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就走上那幢斜顶大楼。他在看书，但我觉得他在等我。看见我进来，他就笑了。你想喝水吧？他指指桌上的茶杯，说你不在乎就喝我的杯子，我这刻没病，向毛主席保证。

我没去拿茶杯，站在办公桌前。窗外飘起了小雨，办公室灯光柔和，我心里有种找到家的感觉。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眼睛里闪着光泽。

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结构平房里，一个房间隔成两部分，有个小后门。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经历，只知道解放后某一年的某一个政治运动起，他父亲成了受管制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到底什么样的人算作“反社会主义分子”，连历史老师也说不清。母亲先是在银行做职员，后也没了工作，在家做些缝缝补补的事。他们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家房基是个斜坡，后门石块垒起五六级，粗壮的黄葛树枝丫往邻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只有一间，就以黄葛树依岩石搭了个吊脚楼。

历史老师家后门还有棵葡萄树，藤叶蔫巴巴的，欠肥料欠爱护。他有个弟弟，在“文革”武斗中死去。他弟弟死后，那棵葡萄树突然蹿长，枝蔓四处勾延，缠着黄葛树，贴着墙和瓦片，枝叶茂盛，而且果红甜香。从树叶上掉下的猪儿虫也绿得晶莹，蠕动着肥壮壮的身躯，葡萄引来许多偷摘葡萄的人。

在月圆的半夜里，后门外面有怪叫和哭闹声。“是死儿变鬼，成树精爬在树上了。”邻居九岁的小孩，中午睡了一觉，揉揉眼，直冲冲走到街上逢人便讲。他满街满巷走，被赶回家的母亲当街赏了几巴掌，才把他从梦游中唤回，罚他在有齿的搓衣板上跪着。

大人打孩子，天经地义，看热闹的人只看不劝。就跟到江边看淹死的人、山上看无头尸体、路上看突发病昏厥的人一样。人们的眼睛一般都睁着，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生生死死疯疯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历史老师说他有几个朋友，常在一起聚聚。“你来，你可听听他们谈文学。你自己来挑挑书看。”他的口气里真有种希望我去的意思，这是他第一次诚恳地把我当平辈。他们都是一群有同等经历或背景的人，几个人聚在一起，读书谈文，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题目。听自己改装的收音机，他们不像这里的一般居民，只收香港电台的流行歌曲，他们听别的节目，收别的台：美国英国的中文短波广播。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听“敌台”这罪行，三十来年，都是要判重刑的，虽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么严了，干扰音也不那么强了，但一提起这两个字，还是让人心惊肉跳。

这地方，暴雨若下起来，非常惊人，从山坡上能看见闪电和雷云，在江面狂飞，但暴雨不会长过十分钟。就跟重庆人胸中有气得出，气未出尽就收场。叫人受不了的是这个城市常年细雨绵绵，非要把每家每户的木家具霉掉烂掉，所有的虫类都赶出墙缝，凑热闹到餐桌前聚会一番，才称心如愿。

细雨下起时，石板的街面全是泥浆，滑溜溜的。雨下得人心烦百事生，看不到雨停的希望。冬季雨天特别多，买不起雨靴的人，就只能穿夏天的凉鞋。冰冷的雨水从脚趾往外挤，冻得浑身直打战。

细雨，有时细得变成了雾，在空中飘忽不落，看不清远处，更看不见江对岸，仅仅听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着，相互警告。

在这么一个细雨天，我顺江往山坡上爬，石阶不平整，好像一踩就会滑动。我戴了顶旧斗笠，竹叶已从折断的边框伸出根须，斗笠前檐成串滴水，必须身子朝前倾，雨水才不至于洒在身上。

历史老师家的门是假合上的。据他说，邻居是不去他家的。好像是有什么鬼祟？越可怕对我越是诱惑。我站在他家屋檐下，心里怕怕的，叫门。

等了好半天，也没人应。

我轻轻推门走了进去。一张妇人的照片端正地搁在书橱上，她的头发虽说是全中国一样的挂面式，但拢在脑后，漆黑油亮，椭圆脸，脖子边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这感觉让我怦然心动。不用指点，我知道是他的母亲。和他像极了，她的神色像有话要对我说。

在屋角有个用水泥糊补起来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鸟树山水。有一台老式唱机在紧靠书橱的独脚凳上。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绿一片。过道有粗粗细细的竹竿，搁在横空的两个梁柱上，洗过的衣服串在上面，在这细雨天里耐心地阴干。

屋子里许多地方，椅子、床头、柜子都搁着书，还有报纸。他和他的朋友都嗜书如命。他们聚会时可以一晚上不说话，各人看各人的书，也会一夜吵闹不休，为书，为书中人的命运。

有好几次，我就这么在梦里去历史老师家。然后像他那些聚会的朋友们一样，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手里捧着一本书，听他们说话，整段整段背诵书里美丽的篇章。

也可能我胆小，见生人不习惯，也可能我心怀鬼胎，不想让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从未去敲他的门。我只需做着到他家去的梦，就觉得每天的日子变得短促而好过一些。

“文革”开始时，我四岁，“文革”结束，我十四岁，十年有七年时间本应坐在教室里，大部分时间却在义务劳动：造梯田支援农村，在工厂垃圾堆里扒拾废钢铁，甚至夜里摸进工厂，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给收购站，换回一张交了废铁多少斤的证明条子。

每学期期末，专会打小报告的班干部们总是控告我，说我表现最差。我害怕鉴定上“品学”出毛病：“不热爱劳动”、“不关心集体”，或者“对国家建设不积极”、“政治活动不踊跃”。父亲站在最亮处吃力地读了，沉下脸不说话。母亲识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亲说的，就去求人读，知道后觉得太丢脸，回来加倍发脾气。

我的鉴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鉴定简直轰轰烈烈：资产阶级思想，看旧得颜色发黄的厚厚的小说，不止一次扯路边的花放在书包里；政治觉悟低，不愿写入团申请书，还说不想凑这无聊的热闹；从不愿向老师和班干部“交心”，不虚心接受群众帮助；团结同学不够，课间休息时间不接近群众。这是小组意见，依座位排的十四个同学互相就学期表现，提优点缺点，我不知自己为何就成了众矢之的。班主任意见一栏总是：同意小组意见，希该同学接受经验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好像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历史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学校代过一周或是两周的课。但是我不会去注意他，正如他不会注意我。我那时不注意男人，他呢，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可注意的，恐怕至今也不认为我有什么吸引人之处。

如果他不会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如果他也像老师、同学、邻居，一样对我冷漠；不，他不会像那些人。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心里该充满感激，我想这便是上天对我不薄。

这个夏天刚开始时，喜欢捣弄无线电的三哥，不仅自己装配收音机，还喜欢帮人修理。有一天把别人不要的一个小收音机修好，给了眼睛不好使的父亲。

我从父亲那儿借来，半夜里调了许久，才听到历史老师说过的电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圣经》，里面一个温和的声音说着：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些话就是说给我听的，不然我不会如此激动，眼里噙满泪水。我是在那个偷偷收听短播电台的晚上爱上《诗篇》、爱上《雅歌》的。我不管这个神来自何方，只要他能走入我心中，就能保护我。我对着寺庙里的菩萨画十字，对着十字架双手合十，常被人笑话。有人指责我亵渎神明，我却不认为有什么错。

2

收音机报道，长江二十六年来最大一次洪峰，正从长江上中游涌向下游。我记得1980年9月还有一件事，是与这则消息在同一天宣布，婚姻法修改草案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但党提倡晚婚，男女年龄相加应到五十岁。按法定年龄结婚，不会上法庭，自有主管单位惩罚你，因为你胆敢按法律行事。

可能天生营养不足，发育迟缓，我十八岁这年，别人还叫我“小姑娘”，我自己也并不觉得是个成人，虽然再过两年就到了法定结婚年龄。这个让不少人高兴的“重申婚姻法”，与我毫不沾边，男女之事，好像还离我太远。

每份报纸，只有四版，油墨与纸张的劣质，手指总弄得很脏。在石桥广场这样的不算小的街上，总会有木框或玻璃架将当日的报纸——《人民日报》《重庆日报》《光明日报》挂出来。玻璃框很少，因为有人砸，不是偷报纸，而是砸着好玩，跟砸路灯一样，晚上大多地方黑压压一片，只有野猫溪的几条街可见到路灯，说明这一带的无赖少年嫌疑最大，手还留自家情。就算每个街灯都能点着，南岸的大多巷子本来就没有路灯，落定在黑暗里，与亮亮堂堂的城中心不能比。

3

历史老师对报纸的关注，超过对身边发生的事。他说，上海的亭子间，巴黎的阁楼，不知出了多少作家画家，一个人的艰苦就是这个人的财富。不过他也说，一个人再强，你也强不过这个世界，你得不到本是乌有。他还说，瀑布一直在那里，无人知悉，直到河流把它显示出来。

我喜欢他这样对我说话，我觉得这些话非常深刻，太值得我钦佩了。这些字词，一定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才运用，他说这种话和上课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不由自主地想，他开始把我当作朋友，认为我可以懂得他的语言。

我对报纸兴趣增浓，这就是一个观望身外世界的窗口，我连边角小块文章也不滑过。报尾，常刊登一些大型文学月刊的栏目广告，有一天我读到北京的一份文学杂志《当代》三期的广告——报告文学《冬天的童话》。作者是一个敢讲真话敢对现实不满的青年遇罗克的妹妹，遇罗克坚持“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的立场，在“文革”中被枪毙。他妹妹写了他和她自己在那些年的不幸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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