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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拾零（第1页）

读书拾零注释标题以上三篇最早分别发表于2006年《第一财经》报、2002年《北京青年报》、2015年《南方周末》。

关于《骑兵军》

很少有作品具备巴别尔《骑兵军》这样多的商业卖点：作者的惨死，犹太人的悲情，哥萨克的浪漫，红色的恐怖，艺术上的独特风格，甚至还有西方教派之间不宜明言的恩怨情仇……但巴别尔与商业无关，与任何畅销书作家没有共同之处。一般畅销书作家是用手写作，高级畅销书作家是用脑写作，但巴别尔是用心写作，用心中喷涌出来的鲜血随意涂抹，直到自己全身冰凉，倒在斯大林主义下的刑场。在倒在刑场之前，他的心血在稿纸上已经流尽。

巴别尔站在一个历史的压力集聚中心，一个文明失调的深深痛点，在白炽闪电的两极之间把自己一撕两半：他是犹太诗人，是富有、文弱、城邦、欧罗巴的一方；也是红军骑兵，是贫困、暴力、旷野、斯拉夫的一方。因此他眼中永远有视野重叠：既同情犹太人的苦难，也欣赏哥萨克的勇敢；既痛惜旧秩序虚弱中的优雅，也倾心新世界残酷中的豪放。他几乎散焦与目盲，因为各种公共理性对于他无效，眼前只剩下血淋淋的一个个生命存在。换句话说，他集诸多悖论于一身——这是他作为个人的痛苦，却是他作为写作者的幸运。

第一流作家都会在黑暗中触摸到生活的悖论。老托尔斯泰在贵族与贫民之间徘徊，维克多·雨果在保皇与革命之间犹疑，但巴别尔的悖论是最极端化的，是无时不用刀刃和枪刺来逼问的，一瞬间就决定生死。这使他根本顾不上文学，顾不上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情境交融，虚实相济、乃至学接今古那一套文人功夫，甚至顾不上文体基本规定——他只能脱口而出，管它是文学还是新闻，是散文还是小说。

大道无形，他已不需要形式，或者说是无形式的形式浑然天成。他血管里已经奔腾着世纪阵痛时期的高峰感受，随便洒出一两滴都能夺人魂魄。他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灵魂速记员和灵魂报告人。这种作品的出现是天数，可遇而不可求，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很多。就像中国诗人多多说过的：这样的作品出一部就会少一部，而不是出一部就会多一部。

他在法文与英文中成长，浸淫于欧洲现代主流文明，但不幸遭遇欧洲两大边缘性族群：其一是犹太人，给欧洲注入过正教与商业，却在集中营和浪落旅途成为欧洲的弃儿；其二是斯拉夫人，为欧洲提供过大量奴隶和物产，却一直被西欧视为东方异类——其“斯拉夫”（奴隶）的贱称，无时不在警示这种冷冷距离。这两大族群缺乏权力体制的掩护，承受着欧洲文明转型的特殊代价——巴别尔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人。因此，《骑兵军》不是一个关于苏维埃的简单故事。书中的种种惨烈，源于文明之间的挤压，也许更多源于自然的物竞天择和历史的删繁就简。它一度出现在德涅斯特河流域，将来也可能出现在另外一片大陆。

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各有难念的经。种族和宗教是欧洲的敏感问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稍觉隔膜。当今中国读者看西方多是看西方的核心区，比如，西欧与北美，而且只是看它们的某一阶段或某一层面。如果我们也看看欧洲的“郊区”甚至“远郊”，比如，斯拉夫地区、南欧、北非、中东，我们的西方观才可能更完整。掩卷而思：巴别尔在谴责谁呢？我们又能谴责谁呢？欧洲文明在灾难中前进，一如其他文明一样，我们没法改变这一点。我们能谴责那些报复压迫的压迫，还是激发凌辱的凌辱？该谴责那些无力阻止戮杀的诗歌，还是实现了秩序和胜利的暴力？

也许，我们只能叹息人类的宿命。

2004年10月

关于《病隙碎笔》

史铁生躺在轮椅上，大多时候都在抗争着沉重的呼吸与高烧的体温，每隔两天还得去医院做透析，即把全身的血慢慢洗滤一遍。我曾经与他谈到行为艺术，他笑了笑，说一个人活着，一次次洗滤自己的血，这还不算行为艺术？

欧洲伟大的当代科学家霍金在轮椅上思索着宇宙，写下了《时间简史》；中国的作家史铁生则在轮椅上思索着人和人生，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还有最近这本由何立伟配画的《病隙碎笔》。我是在《天涯》杂志上陆续看到这些文字的，每看了一期，就急着等待下一期的到来。一边看一边想：这本身都是奇迹，或者说也是常例——身体的虚弱正好迫压出心智的强大。

铁生知道危险随时悬在头上，因此他必须抓住病魔指缝里遗漏出来的每一刻，把自己还未完成的思考进行下去。什么是人的欲望？什么是人的灵魂？什么是真实以及什么是爱愿？……他已经没有工夫也毫无兴趣像很多作家那样，在文学陈规中绕圈子，耍招势，而是用最明快的方式直指人心，直指我们内心深处那些尖端和终极的价值悬问。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一个连宗教也大多在投资来世福乐的世俗化国度，铁生有价值的饥渴却没有特别的神学崇拜。他的思考仍然充满着活泼知识而没有偏执迷信，他的言说仍然平易近人而从不故作虚玄，但他的理性足迹总是通向人生信仰，融入一片感动和神圣的金色光辉。在这个意义上，《病隙碎笔》几乎是一个爱好科普知识的耶稣，一篇可以在教堂管风琴乐声中阅读的童话，是一种在尘世中重建天国的艰巨努力。在当下中国能这样做的人，数一数，除铁生之外恐怕也就不多了。

《病隙碎笔》是一部人学，一部心学。什么是心？什么是精神或灵魂？设若一个人生活在孤岛上或者月球上，他会有精神或灵魂吗？他连语言和思维都会迅速退化，还怎么会有感动、爱情、道德、志向等神物？据此可知，精神是一种高智能生命的群体现象，是维护人类安全和幸福的群体意识沉积，因此杀一人可能有“灵魂的不安”，无非是这种行为伤害了人类的一部分，也就是伤害了人类；吃一碗饭却很少有“灵魂的不安”，无非是稻麦五谷尚处人类范围之外，其存亡就不被灵魂所牵挂——这显现了灵魂的管理边界。灵魂与肉体当然有关系，用铁生的话来说，灵魂是“爱的信奉”和“辽阔的牵系”，类如一种“无限消息的传扬”，它与肉身的关系，是一种“消息”与“载体”的关系。这就是说，灵魂这种公共物品可以呈现于个体大脑却从来不隶属于个体大脑。个人的肉体连同大脑可以消失，公共的灵魂却亘古常在。当铁生突然感到书架上几千本书其实是“全有关联”的一本大书的时候，他已经抵达了灵魂追问的理性最前沿位置，已经逼近精神现象的谜底，并且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整体主义哲学不谋而合。

在这种哲学看来，整体大于或小于部分之和。因此锯子的本质是锯齿的组合而不是任何单个的锯齿，蜜蜂的本质是蜜蜂的群体而不是任何单个的蜜蜂。正像铁生愿意把几千本书看作一部多卷本大书那样，这种哲学更愿意把人看作是活了几万年并且布满全球的一个雾状生物，灾荒和战祸只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局部溃烂，和平与繁荣只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局部营养，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的灿烂群星则构成了这个雾状生命的闪烁心思。总而言之，这种哲学需要一种奇特的想象，一种把“人”从“个人”中解放和超脱出来的想象。

“个人之于人类，正如细胞之于个人，正如局部之于整体，正如一个音符之于一曲悠久的音乐。”（见《病隙碎笔》之五）铁生已经进入了这种想象。这也是整体人类在当代的伟大发现。因为铁生并不仅仅是铁生，而是铁生所参与和承传的心流，是无数陌生人共同构成的精神长征，将其命名为史铁生，或者命名为屈原、莎士比亚、贝多芬、爱因斯坦等，只是一些不够准确的临时指代。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细胞”的每一个人都终会消亡，但并不影响公共灵魂继续燃照茫茫暗夜。既然如此，死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悲哀于一己的消亡，也就是人类共同体个别细胞的消亡，有什么道理吗？既然如此，灵魂怎么可能会死呢？中国前人说“视死如归”，就暗示了肉身只是一个临时寓所而我们的灵魂来于整体终将又要“归”于整体。正是读着这本《病隙碎笔》，我看见铁生将轮椅轻轻一推，就跨越了生与死，跨越了瞬间与永恒。

把个人想象成“细胞”、“音符”一类局部，当然并不是要废除人的个体性，并不是要强加一种集权伦理。整体是由众多局部组成的，只可能由众多局部组成，因此任何对局部的伤害也就是对整体的伤害——除非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特殊处境，整体的保全可能需要有个别局部的牺牲。铁生对这一点是很清醒的，因此在这本书中的很多地方，他甚至更多采取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姿态，对历史上种种压迫个人、盘剥个人、取消个人的专制叙事保持深深警觉。其实这不仅仅是个人主义，也是整体主义的应有之义，因为历史上那些压迫、盘剥以及取消，同样是对整体的掠杀，“文革”也许就是难忘的一例。更进一步说，“文革”罪错并不仅仅是对某些个体形成侵害，同时也是族受其戕和国受其伤。正因为如此，铁生的个人主义并不一味放纵欲望，倡扬自由的同时，常常用爱愿来补充和诠释自由，对市井化的放辟邪侈——如果说这也俗称为个人主义的话——同样保持了深深警觉。

这是一场腹背受敌的双向抵抗，而且是面对一系列不可能靠理法推演而只能在具体实践那里相对解决的难题。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剥夺了他人自由的自由？什么是爱愿？什么是妨碍了他人爱愿的爱愿？富贵者与贫贱者的两份自由相冲突时怎么办？指向小鸟和指向邻居的两份爱愿需取舍时怎么办？……灵魂并不能提供一本实用通行手册，并不能预制实践者在现实中分寸各异的随机判断。这便是宗教的局限，是终极价值追问的局限。

这种追问昭示着精神方向，但并不会指定每个人的日常路径。这种追问是与上帝的对话，是思想的天马行空，但并不能取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世俗思辨和权宜安排。术可乱道，这是没有错的；然善无独行，亡术亦非道——中外先贤一直奋斗在这种道的有术和无术之间。

铁生并没打算在《病隙碎笔》里完成一切。每一个圣哲即使没有躺入轮椅，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切。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人类灵魂不同的入口，通向共同的幽深、广阔以及透明，在书架上向我们默默敞开。

2002年1月

关于《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朱雀城》

有些朋友说，他们从杂志上读到了黄永玉的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我听后略有一点担心，因为《收获》是个双月刊，间隔周期长，历时五年才连载完这个长篇，读者如果读得断断续续，感觉可能有些零碎。我在杂志上读过它，后来把单行本连贯地读一次，两轮读后感有相当的反差。

有关争议可能与这种反差不无关系。有人说，黄先生写得不怎么专业，甚至写得不像小说。还有人承认他不乏精彩笔墨，但整体上如何评价，好像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方法。我能理解这些人的非议。比如，小说里有时候一下冒出几十个人名，叫读者如何记得住？有时候冒出一大段关于西方哲学的议论，插入乡野生活场景是否有些生硬？……可以肯定，一个二流作家也能把这些局部处理得更“专业”，但这个作品独特而丰富的生命质感，还有巨大的艺术创造能量，却是众多一流作家也难以企及的。作者天马行空，无法无天，撒手撒脚，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投入了一种另类的、狂放的、高傲的、藐视一切文学成规的写作，大概一开始就没把“专业”太当回事。

小说写得像回忆录，跟着时间走，长藤结瓜或说十八扯的方式，并无一个核心事件，更缺乏整体的戏剧化结构。在很多人看来，小说得有情节链的起承转合，就像主持人英达先生演过那些话剧和影视片。其实这只是欧洲小说传统的一部分。欧洲小说主流从史诗、悲剧等表演艺术脱胎而来，焦点结构是其普遍特征，以至胡适先生留学西洋后，用西方标准来看中国小说，觉得除了一部《红楼梦》，其他三部古典名著都算不上“小说”。但钱穆先生强调中、西方的情况很不一样，比如说，中国发明纸张最早，因此最大的文学遗产是散文而不是戏剧。《史记》中的本纪和列传已有生动的小说元素，但通常不被归入小说。《四库全书》中的“小说”类文本，绝大部分更像散文。如同俄国人从不区分小说与散文，只区分“散文”与“韵文”，就主流小说传统而言，我们不妨说，西方是“后戏剧”的，中国则是“后散文”的，黄先生这部《清明上河图》式的多焦点长卷，与“后戏剧”当然有相当距离，却差不多是“后散文”的延续和再现，甚至是某种散文化小说的国标正统。我们不必用洋教条来削足适履。

也许恰恰是这种文体开放性，成全了他泥石流一般的记忆释放和情感奔腾，百科全书式的认识布局。“故乡思维”可说是他的天机自供。这不仅表现在他好用方言，重视民俗和野史，更表现在观察角度与情感焦点“土”得掉渣，固守老湘西的不散之魂。王伯、隆庆、狗狗以及一条狗深山避难的故事曾让我热泪盈眶。这一段足可拍出一部好电影。王伯身为女仆，“豹子一般的女人”，对小主人狗狗的深厚母爱，与“阶级主义”的左翼逻辑似乎无法对接。她与猎户隆庆超越性爱的大情大义，穷乡僻壤的“柏拉图之恋”，与“欲望主义”的右翼潮流似乎也无法对接。但这一幕偏偏就是发生了，因根植于特定的伦理、气质、精神、价值观、潜规则而显得合情合理，一步步逼出了读者的震惊与心碎。相比之下，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分裂……那些远方的“仿西方”运动超出“故乡思维”之外，便常常成了这本书里稀薄的远景，外来的袭扰。这与湘西人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我们注意到作品中出现过很多杀人场景，注意到作者常常将其前因后果闪了过去，似乎不愿过多着墨，就不难知道湘西并不是世外桃源，同样卷入了二十世纪中国再生的剧烈阵痛。“故乡思维”忘情的缅怀、痛惜、倾诉、呼号，连同它不时的迟疑和沉默，恰好体现了两个时代之间对话的难度，构成了百年悲情的全部丰富性，包括对接和错位，包括显影和遮蔽，包括能对焦的和难以对焦的各种如烟往事。

作者的文字造型力非同寻常，常常只用几十字或几百字，就勾画出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足以让众多时尚作家汗颜。这一长列争奇斗异的人物群像，或贵或贱，或老或少，或洋或土，或汉或苗，大多处于一种天真与彪悍、质朴与高雅、英雄气与无厘头的奇异混合，很难纳入意识形态的识别图谱。对于我们这些读惯了巴金、茅盾、张爱玲的读者来说，多少有点“文艺腔”的人来说，构成了智商和经验的一次巨大挑战。我相信这些都出于作者顺手拈来，不算什么难事。湘西话是西南官话的一部分，属于中国第二大方言体系。古代“黔中郡”的府治就设在湘西沅陵。在更早的时候这里叫“夜郎国”，曾引出一句“夜郎自大”的成语。为什么会“自大”？因为哪怕是依《史记》里的零星记载，夜郎国也曾是一个外贸大国，借酋水和沅水的航利之便，相当于有了当时的“高速公路”，外通缅甸、印度、波斯、西亚等地，内接巴蜀和中原，出现过经济繁荣和文化汇聚的一时之盛，以至在石刻画里，古人笔记里，由东南亚大象列队的物流景象也常在这里出没。在里耶、高庙等地晚近的考古新发现，足以使人们对这一片土地重新审视，也一定有助于读者理解这本书中的湘西，理解那些偏居南方一角的山民，何以从不缺乏追番逐洋的开放风格，居然一直具有问鼎天下的家国关怀——莫非是先人的一脉遗风未绝？显然，黄氏“故乡思维”从这里生长出来，根系深远，基因强劲，时值国门大开国运丕变，承载一个古老文明最顽强的坚守和最艰难的演进，不能不留下一个特别的故事。

黄先生喜欢打趣，不愿意太正经，乐为“浪荡汉子”，但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想必都能看出，他内心深处其实温暖而柔软，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一山一水都心怀悲切，是一个隐藏很深的情怀党，与其顽皮捣乱的表面形象形成了精神张力。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因一本《百年孤独》享誉全球，我更愿把黄先生这本书看作《百年悲悯》。即便我预感这本书面临翻译的重重困难——有作者自己的原因，更有东、西方文化相互包容的时代障碍，但在我心目中，就总体而言这部作品已是堪比《百年孤独》的一大文学收获。

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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