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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 文学写作新的处境（第2页）

举个例子来说：前几年我看到有些中学生也挂着bp机，其实也没什么用，只是觉得这东西挺时髦的。有时候觉得一定要用用才好，便跑到电话亭去把自己call一下（众笑）。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这里的bp机就是个符号，不实用，但有文化象征的意味。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到新加坡去，看到有些富婆家里挂着貂皮大衣，有的一挂十几件。你们想想，新加坡是一个热带国家，纬度接近赤道，她们买这个貂皮大衣干吗？根本就用不着、穿不上的。但是要买啊。这个貂皮大衣就是符号，与实用没关系，只表示她们的身份，表示我有钱、我体面、我趣味高雅。既然张太太有、李太太有，那我王太太也一定得有。

这种日常生活符号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我们今天在座的男女同学，有时候穿衣也是穿符号吧，不一定是为了暖身防寒，而是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好看。什么是好看？六十年代军装最好看，因为当时军人最有身份。七十年代工作服最好看，因为当时工人阶级吃国家饭又是领导阶级。到八十年代，可能是西装最好看了，因为大家都在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似乎就是西方人的那个“化”。我们还可以看看旅游。照理说，旅游是为了亲近自然，或者缅怀历史，但我看到一些老板，到了一个旅游点，包下一幢别墅就关起门来打麻将，打得天昏地暗，然后睡一觉起来，开着奔驰六〇〇走了。这是旅游吗？这里的山和水，草和木，他看都没有看，但他来过这里了，或者还留了影，表示到此一游，有照片为证。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的占有。

我也有过这样的旅游经验，那是在日本，一个日本朋友来导游，很热情，带着我到这个寺庙那个公园。到了就请韩先生站好，啪嗒照张相，然后说走吧。我说这不是还没看吗。他说没什么好看的，就这样了，走吧（众笑）。接下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又是这样。但是傍晚回到宾馆，我稍稍休息一刻，他就把照片冲印出来了，编成一册，上面还详细注明拍照的时间和地点。日本人这种办事效率，还有严谨的风格，你一望可知。但问题是，这一天我没有旅游啊，只是伪造了照片册上一大堆旅游符号（众笑）。

旅游变成了一种符号，bp机、貂皮大衣、xo、劳力士手表、奔驰汽车等都是符号。这些文化的符号不断的重新改写、重新编定、重新批发，形成种种潮流。潮流在压迫和推动着我们，规定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做什么。什么是体面的人生？什么是有趣的人生？什么是有个性的人生？这些都由符号系统规定好了，与我们的实用需求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小康现象。按照国际标准，年人均gdp八百美金就是脱贫，就是初步小康。我们国家大概今年可以达到年人均gdp一千美金了。这个时候，吃饭的开支占收入的比重降低了，所谓恩格尔系数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那么人们拿多余的钱干什么呢？按照报上的一个统计，现在大中城市居民的文化开支，广义的文化包括教育、旅游，等等，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越来越大。这个开支用于打电话、看电视、看报纸、上网，主要是接受各种符号的传播与灌输。如果说在一个很穷的社会，像我现在经常居住的那个湖南偏僻山村，老百姓都活得非常实在。你要给他一瓶人头马，他一定不觉得怎么样；你要给他一个劳力士手表，他甚至会觉得一钱不值。要这些东西干吗？能填饱肚子吗？能遮风挡雨吗？但进入小康甚至大康的人们不一样，大量的钱会用在符号的消费上。我们不是要买一个表，是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表；不是要喝酒，是要喝什么样的酒。大量的社会的冲突和文化冲突会从这个方面产生。这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正在向我们迎面走来。所以我首先要解释什么叫符号化的人生。

美国有个已故的大经济学家，叫凯因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为了子孙的经济》。他预言经济学将来会退出时代的聚光灯，经济学家将来会变得用处不大，就像牙医，偶尔用一用。他这样预见，是因为觉得经济的发展，很快就会满足人们的需求，衣食住行的问题一旦解决，还要经济学干什么？但这位老先生显然估计错了。现在反而是经济学最牛的时候，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出来讲课，开价就是一万，是文学教授的十多倍甚至几十倍。什么原因？很多人的温饱有了，小康甚至大康了，但经济发展得更快，什么原因？因为现在的商品和服务主要都是为了卖，forsale！卖就是一切。卖就是gdp和利润。为什么能卖出去？因为符号化的消费，占有化的消费，是个无底洞。顾客们可能也说不清他们为什么要买，只是文化潮流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必须占有，就像一个中学生觉得bp机必须占有，一个新加坡富婆觉得貂皮大衣必须占有。广告、电视剧、报纸专栏文章等，都在对他们做这种宣传。同学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已经变了，变成生产和消费符号的经济学了。

所以经济领域里的需求与满足，繁荣与危机，都变得虚幻莫测了，都有符号在兴风作浪。据报上简单的介绍，今年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其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我相信，人们还将进一步发现，心理学、民俗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都是新经济学的重要支撑，是经济现象后面一只“更加看不见的手”。

正是符号的兴风作浪，使一些穷人不一定有穷困感，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山区老百姓，不大知道外界的事情，说现在有饭吃，有肉吃，皇帝的日子也只是这样吧，毛主席以前也只能一个月吃两斤酱油吧，我们现在也吃酱油，日子真是好到头了（众笑）。你觉得他应该有贫困感，但是他没有。但我们有些人工资拿到两三千，存款有了五万、十万，穷困感特别强，老认为自己是穷光蛋。南京作家苏童有一次碰到我说，他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有些老板不容许他说不穷。你必须承认自己穷。你还不穷呵？完全是不由分说。在这里，贫困和贫困感开始分离，幸福和幸福感开始分离，成功和成功感开始分离，孤独和孤独感开始分离……（众笑，鼓掌）这是一种新的现实，一种新的生活在出现。问题是：这些符号是怎么运作的？怎么生产又是怎么消费的？是谁在制造这些符号？为什么制造这些符号？这些符号如何被解读和接受？可不可能被消解？权力、制度、组织，资本、习俗、文化传统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韩国政府一开始就着急，因为韩国人爱吃狗肉，被全世界特别是欧美的报纸大加抨击，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妥协，下令所有的狗肉馆都搬到小巷里去。但是韩国老百姓不高兴，说欧美人还讲不讲道理，他们吃牛肉可以，我们吃狗肉就不可以，谁规定的（众笑）？这个就是一种符号的规定，规定者手中握有强权。又比方说麦当劳，据我所知，美国，特别是欧洲，很多有身份的人是不去麦当劳的，那种大众食品又增肥又乏味，有什么好吃？完全是垃圾食品。可这个符号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种高贵体面的象征，总是说：孩子，好好读书吧，期终考上双百分，爸爸就带你去麦当劳（众笑）。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麦当劳的符号，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来说说“民族”、“宗教”这些符号。作家张承志告诉我，他八十年代到新疆的时候，发现那里的穆斯林思想很开放，有的甚至在清真寺门前抽烟喝酒，唱流行歌，穿时尚服装，很平常的。但就是这样的人，到九十年代可能反而“原教旨”了，教规也严格甚至苛刻起来了，有的甚至跑到阿富汗参加塔利班或者到车臣参加“圣战”了。新疆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当然还不是最严重的。同学们可以看看中东、南亚，车臣、波黑和科索沃，北爱尔兰、印尼和菲律宾，非洲，民族和宗教冲突到处冒烟，恐怖主义爆炸一个接一个，像放鞭炮（众笑）。想想看，不是说全球化吗？不是说自由、平等、博爱吗？从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民族和宗教突然成了易燃易爆物？民族和宗教意识极度强化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和很多地方的贫困化与这一切有没有关系？“民族”与“宗教”，这两个原产于西方的概念，这两份西方重要的知识遗产，与眼下全球性的冲突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符号化社会的出现，大概得有几个特殊的条件：

第一，这个社会是一个传媒社会。符号主要是靠传媒来传播的。在没有电视机以前，没有报纸以前，符号对我们的压力要小得多。我们会感受到物质性的压力，土地啊，野兽呵，灾害啊，贪官的剥夺呵，但符号的压力要小得多。眼下，至少对有些人来说，符号的压力可能大大地超过了土地一类物质性压力，经常让我们焦灼不宁，让我们感到孤独、痛苦、仇恨、绝望，等等。传媒技术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的手机使用量今年就要成为世界第一，农村也在搞“村村通”工程，哪怕穷乡僻壤的居民，现在也在电视机面前接受关于人生的指导。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第二，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在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和特定的消费群决定的。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先生说过，现在信息是分等级的，知识也是分等级的。投资巨大而获取的信息，关系到巨大投资的信息，往往会占据报纸的头条，电视的黄金时段，而有些信息会被传媒管理者掐掉。因此生活中有些事情会没有人关注，尽管它是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事情；有些事情会被人过分密切地关注，尽管它不是重要而普遍的事情。前不久我回到海口，海南省作家协会让我看几十篇小说，准备一个发言。我发现这些小说中，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偷情（众笑）。难道我们生活中就只有离婚和偷情吗？当然不是，但作家们为什么大多这样写？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有一条：这些写作者大多属于所谓白领阶层，是受过教育，有闲心，有小钱，有时间来写作小说的人，他们不像贫困农民和下岗工人，他们没有吃不饱饭的痛苦，也没有以前那些下放、坐牢、打仗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个人情感，包括离婚或偷情，确实就是他们的大事，成为他们的真实生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是怎样的面貌，在很多时候取决于写作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至于其他人，就会成为文学之外所谓“沉默的多数”。

在另一方面，既然小说这样生产出来了，读小说的人就可能照着小说来理解生活，进而操作生活，于是不离婚的也离婚了，不偷情的也偷情了，生活照着这些人生蓝本进一步被改造。小说与生活就出现互相复制，循环复制，由实到虚，由虚到实，最后怨男怨女满天下，都是苦大仇深水深火热（众笑）。你说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吗？是的，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但很大程度上是符号运作的一种结果。

我想我的意思不会被大家误解。我不是说偷情和离婚不能写。我完全赞成写，而且相信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今天下午在这里演讲的方方就写过这些题材，称得上一个高手。但我们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最揪心的问题、最痛心的问题、最让我们感动和兴奋的事情就只有离婚和偷情？是什么东西在使文学写作的眼光变得狭隘和封闭起来？使一心求新的文学写作反而变得雷同和重复起来？

符号的生产和消费风云变幻，排山倒海，盘根错节，翻天覆地，形成一个绚丽而虚幻的旋涡，很可能使我们丧失一种价值清理和价值重建的定力。这是我们人生面临着的一场新考验。刚才主持人谈到了我的近作。简单地说，我写过一部小说叫《马桥词典》，主要是研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的。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暗示》，与《马桥词典》有点区别，是研究具象作为符号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两本书都是我对生活符号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欢迎同学们批评。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有不少优秀作家，但也有部分作家的状态不能让人满意。作家们现在房子越住越大了，钱拿得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人满足于在一种模式化的生活中，一种流行化的思维观念中，舒舒服服地搓搓麻将，泡泡妞，出出镜，开开会，保守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出现，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批判力正在流失。我希望在更年轻的朋友中，出现一些更有生气和功底的作家和批评家，给整个中国文坛增进活力。

就说到这里吧。

附：答问（选）

问：韩先生你好，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呢，有几部通俗的小说发表就是作家了吗？

答：我觉得这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暗示了一种态度，对作家有很高的标准。我很赞成把作家的标准抬高一点。发表几篇通俗小说就算作家吗？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才能做出不同的回答。比方说我曾经当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协会要团结广大作家，包括发表几篇通俗小说的作家，哪怕在报纸上发表几个“豆腐块”，也得承认和团结。但在我心目中一个好的作家，当然不能满足于这样。

问：你怎么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问题？

答：中国当代小说在八十年代后，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迅速提高，这对小说家来说是非常幸运的，甚至比诗人、评论家更幸运，比理论界更幸运。中国的理论著作要翻译出去，要进入西方的图书市场，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中国小说很容易进入西方的图书市场，而且这个势头越来越强。当然，不能由此就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就很高，据实而论，还是偏低。为什么？因为作品的质量还有缺陷，翻译也有障碍，还需要有更多一流人才进入汉学界。西方评奖，比方说评诺贝尔奖，西方参评的很多是原本，但中国作家参评的是翻译本。这是一种不平等竞争。中国文学地位的真正提高，还须等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时还须等待中国国势强大，等待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来学习中文。显然，我们离这一天还非常遥远。

问：韩老师，请您对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您又是如何定位你在中国文坛的定位？

答：我怎么能定位？我只是很多作家中的一个吧，而且我的作品既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特别的好。同学们大可不必读我的作品，可以读其他更优秀的作家的作品。

问：韩先生，有人说你在汨罗县隐居，但从你的报告看，你的思想不像在“隐居”。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居住呢？你的做法是否也有符号的意味？

答：这位同学活学活用呵？把我的下乡看作是一种行为艺术啊？我下乡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我在海口杂务很多，应酬很多，必须有一个办法逃避。第二，我从来认为人和自然的亲近很重要，古人说过，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文明和自然的一种平衡，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一种结合，是我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也是最健康、最人性的生活方式。第三，我希望多接触一些文学圈子外的人，不愿意老待在这个圈子里，交往的人都是一些同类项，互相知根知底，感受和思想上近亲繁殖。我觉得农民很有智慧，看问题一针见血，很多时候远非有些知识分子能比，是一种直接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原生智慧。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我就选择了这种生活安排：半年城市，半年农村。当然有些青年朋友也可以说，这是老韩作秀，搞行为艺术。这样看也可以，无所谓。

问：韩老师，你在《完美的假定》中曾经说过真正的完美者是不需要理解的，甚至不在乎理解，那么您认为您是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吗？

答：我力求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但常常做不好。我觉得一个作品里面一定要有感觉，最好要有感动。感动不是制造催泪弹，不是煽情，搞得眼泪哗哗流。感动是内心对内心的同情，是透明和温暖的东西，可以表现为高兴也可以表现为伤感。这个感动里面一定包含了理想的力量。不管社会演变到哪一步，理想的星光永远在我们头顶照耀。

问：韩老师，您一向是以比较先锋的姿态出现，曾经一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为主流形态的政治小说模式，试图从文化角度使文学走向自身。九十年代，你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又试图打破传统的文体和传统理性视角。你认为在如今的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快餐消费而日益走向通俗和肤浅的今天，你的探索意义何在？在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的今天，您认为您的创作对文坛是否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改变文坛的现状？

答：我实在是管不了别人，只能管管自己。我的写作能够改变世界吗？小一点说，能够改变文坛吗？我对此毫无奢望。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好也没好到哪儿去，坏也没坏到哪儿去，只是有一些波动起伏，只是受到文学有限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一个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只能说，追求我认定的真理，是我的快乐，哪怕文学现在不再有轰动的效应，哪怕我是一个少数派，甚至是一个孤独的人。这有什么不好吗？少数有时是一种优势啊，竞争压力小呵（听众笑）。在黑暗中，一个萤火虫就闪闪发亮，到阳光灿烂的时候，萤火虫反倒不能闪光了。所以不要怕黑暗。倒是在当多数派的时候要提防着点。大家都炒股票的时候，股票可能就要狂泄了。大家都一味追求文凭的时候，这个文凭可能就离贬值不远了。

问：韩老师，“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是否过分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是否会导致文学审美性质的枯竭？

答：这个问题倒是有点意思。我们过去一般认为，理论或者思想是破坏感觉的，思想只对改造社会有用，对个人感觉没有用。但这个看法其实可以存疑。一个木匠对石头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一个渔民对草原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他们的这些感觉是训练出来的，离不开训练过程中的理性思考。所以感觉不是天然的、天生的、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思想可能会封闭你的感觉，“文革”中那些“假大空”的理论，把很多人都训练成革命的机器人。但是有的时候，思想可以解放我们的感觉，开拓新的感觉空间和新的感觉通道。一个人接受了民族理论，就有所谓民族感情了。一个人接受了阶级理论，就有所谓阶级感情了。这里的感情就是感觉。所以我们不能把思想与感觉、文学与理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它们总是互相蕴含、渗透、制造、控制的。我这里说得理论化一点，回答这个同学的问题。

问：你们这一代，因为特定经历，在写作的时候会自觉地取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视角，而我们这一代缺乏这种建立在个体经验上的历史关怀以及这种关怀上的文学理想，你希望新一代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如何朝这一方向努力？

答：我经常跟有些朋友说，即使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得关心社会和历史，因为你不可能成天照镜子。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你能不关心我们生态环境的变化吗？能不关心空气和饮水的污染吗？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你能不关心你的教育和就业吗？能不关心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吗？特别是在精神上，比如说快乐吧，你一个人能快乐得起来吗？当你的父母、情人、孩子、朋友都不快乐，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能快乐吗？所以我说，即便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得关心他人，再往前走小半步，就是关心社会和历史。

问：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今日湖南文坛的情况，湘军还成军吗？湖南的文学批评的情况怎样？毛泽东文学院的成绩怎样？

答：湖南文坛的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虽然经常住在湖南，但都在乡下，与作家们接触少。湖南这些年也冒出了一些新作家，宋元的作品你们读过吧？最近还有写《国画》和《梅次的故事》的王跃文，写《沧浪之水》的阎真，都是很年轻的，非常聪明灵动，书也都卖得很好。湖南文学还是后继有人。至于建毛泽东文学院，我觉得倡议者可能是一片好心，但完全是一个失误。我一开始就反对。因为这个项目主要是靠集资摊派建起来的，所以我曾给它列了三大“罪状”：一是违反市场经济的原则；二是违反企业法；三是违反艺术规律。盖个房子就能出作品吗？六千多万呵，如果设立一个基金，可以奖多少作家和评论家！这样钱才花在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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