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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言与象的互在（第3页）

“童言无忌”的现象只有从这一角度才可得到理解。孩子们尚无多少生活阅历，心灵如同一张白纸，是无电或微电状态，任何词都可以拿来胡乱使用。有一位少年对同行的少女说：“你出来旅游带了娇爽卫生巾吧？”少女满脸通红地怒斥：“你胡说些什么？”这让少年颇为不解，他从电视里学来了这些词语为什么用不得？他用错了么？另一位小孩子声称自己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结婚就是爸爸的精子咕噜一下跑到妈妈的肚子里去了。”他的话引起了在场成年人的哈哈大笑，引起了父母在客人面前的面红耳赤，却让他久久地纳闷：他从书上看来的话说错了吗？为什么大人要那样哄笑？

孩子们其实没有说错，而且应该说把这些言词用得十分准确，合符字典的规范定义。之所以引起意料之外的羞恼或者哄笑，是因为这些言词只是准确于“明言”，并未统一配发“隐象”，在具有性意识或者性经验的听者那里另有难言之隐，通向他们特殊的个人化联想，于是才有孩子们困惑不解的羞恼或哄笑。这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不同的人给同一个词注入了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或者说构成这些隐义的隐象，既不可能从一个人身上抽取出来然后注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也无法依靠当代的芯片技术或克隆技术从一个人身上复制到另一个人身上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即便能沟通于“明言”层面的一致，也必定常常困于“隐象”层面的各别。

毫无疑义，大多数言词实际上是一种暗语，一种局外人能够浅知但无法深知的暗语，类似社会中常见的行话或黑话，只有在具有语义默契的密谈者那里，才能得到确切和充分的理解。言词至少也是一种“泛成语现象”，隐含着各各不一的典故，存在于生活而不是字典中的典故，在不了解这些典故的人们那里只能得到一知半解。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似乎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他担忧于现代文化和政治的四分五裂，呼吁重建理性的、民主的“公共领域”，变“主体理性”为“主体间理性”（见《交际行为理论》），让理性不再封闭而向其他主体敞开交流的通道，当然表现出可贵的焦虑和现实的建设性意义。但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操作方案，他倡导“对话”，倡导“真诚宣称”、“正确宣称”等对话原则，仍有太多的书斋和沙龙的气味，局限在理性层面的“明言”，没有注意到对“隐象”的心会，有赖于生活实践经验的重叠——这当然是一个太难的任务。我在下面还要描述这一难点，描述这一难点怎样在现代社会里日渐突出。这并不是反对“对话”，只是反对对话者低估对话的难度，恰恰是要使对话获得实践的坚实基础，从而使对话不至于成为聋子间的胡诌，不至于成为对理性“原教旨”或宗教“原教旨”的天真寄望。否则，尊敬的哈贝马斯先生就像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的人，到各种行话和黑话圈子里去寻求交谈；或像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来向女人讨论“卫生巾”或者来向成人们讨论“精子”——他不会说错什么，也能有所收获，但无论他准备了多么足够的宽容，语言这个既公共性又非公共性的工具，很难通向他所向往的“理性民主”和“理性宪政”，很多时候甚至会激起莫名的羞恼或哄笑。

一个迷恋理性的读书人，可能不察语言中的暗语密布和“泛成语现象”，可能把言词的相同错估为词义的相同，错估为言者们相关经验与践行的相同。他可能以为，一个美国人说的“古董”，拿到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来，与人们说的“古董”是同一个含义。他可能以为，一个中国人说的“民族”，拿到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弱族小国去，与人们说的“民族”会激发同一种感受。他还可能以为，一个恶人会像他一样，把“爱国主义”理解为对所有国民的惦念爱护，而不意味着国民们承担牺牲以便少数特权者窃据权利并且把巨款存到国外；以为这个恶人也会像他一样，把“全球主义”理解为全球各民族之间平等的文化互补和技术共享，而不意味着所有弱国敞开国门以供少数富豪集团随心所欲到哪里都享受好处却不承担义务。这位读书人相信道理是可以说通的，共识是可以通过说道理来达成的，但他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人类几千年来有过那么多道理，但还是有太多刺心的悲剧；他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道理差不多已经成了深刻、周密、漂亮、通透的精品，仍会遭遇人世间太多茫然而冷淡的面孔。对于有些聪明的强者来说，有什么道理不可以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时髦口号都可以接过来，成为他们左右逢源并且大获暴利的机会。同样，对于有些纯朴的弱者来说，有什么道理可以接受？如果没有人治的明君贤吏，没有法治的善制良规，任何意识形态的时髦口号都可以使他们活得左右皆难，都可以成为新一轮剥夺的借口，把他们送入新的一轮生计滑落。

在这个时候，指责他们冷漠，指责他们不再关心理论，指责他们逃避和拒绝哈贝马斯式的“对话”，岂不是责怪吃不上饭的人为何不去吃海味山珍？

慧能

《六祖坛经》记载，禅宗六祖慧能在坐化之前，嘱弟子们今后“不立文字”，又称“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义”，也就是不要争论。《金刚经》记载，佛祖一再感叹“说法者无法可说”，又称“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也就是根本不要讲道理，与道家“大辩不言”的传统有暗合之处。

慧能原是个担水砍柴的役夫，史载为“野人”，没有智识阶级的资历，充其量算是自学成才，对文字的怀疑态度，与他的贫民出身恐怕不无联系。像他的佛门同道一样，他对“对话”从无信任，在我看来，主要是对语言的显义从无信任，无非是感觉到任何言词的显义之下，暧昧不明混沌莫辨的隐象纵深无法把握。在那个纵深里，一丝明暗的闪烁或者任何一缕冷暖的飘移，都可能使显义即刻哗变，远远逃离字典的约定，逃离公共的约定。如果对话者不能复制对方的那个隐象纵深，不能复制这个隐象纵深所依据的全部生活阅历，对话的成或败，其实都差不多是一回事；说服或者没有说服，其实都差不多是一回事。

慧能说得过于极端了，但不失为一种有偏见的洞见：理解是误解的别名。

暗语

这里说的暗语，都是普通语，只是暗含着言说者们各自特殊的感觉经验，不容易被听者理解。严格地说起来，这些普通语都是必须小心提防的暗语。

有关例证太多，这里仅略备几则：

暗语一地主

太平墟有坏地主，也有好地主，最好的一个要算嵩山大队的乔爹。据说闹红军的时候，红军杀了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国民党军队杀回来，有人劝他报仇，说县里关了好多共匪，你老人家与县太爷是朋友，何不要县太爷给你杀几个祭坟？乔爹叹了口气，说我与县太爷至交不假，我要他上午杀，他不会拖到下午；我要他杀三个，他不会杀两个半；只是杀得再多，我儿还是活不转来呵。

他没有报复。大概就因为这事，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对他网开一面，虽然定为一个地主，列为阶级敌人，但只是划了一块地让他去劳动改造，种点红薯和包谷，自己养自己。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山路上遇到他，发现他老得驼了背，一只眼球蒙着白絮一朵，是严重的白内障。他不认识我，见我读书人模样，当成乡政府的干部，“干部同志，我一定要请你帮个忙呵。”他递上一支皱巴巴的纸烟，“政府还有没有地主分子的指标？要是还有，你一定要照顾我一下，给我一个，我实在是困难呵。”

我以为耳朵听错了，以为他在开玩笑。

他不是在开玩笑，说着说着眼泪都出来了。“我真是没有活路了。今天一张红纸来，明天一张白纸来，都是来要我的命。我有五个侄儿，八个外甥，还有六房表亲，你说我还能活么？我怎么这样没有八字呢？我这样反动，什么坏事没做过？政府英明伟大，怎么就不再定我一个地主？……”

我后来才明白，他是说他的亲戚多，需要送礼的红（纸）白（纸）喜事也就多，人情负担实在不堪承受。想来想去，还不如当年劳动改造的时候，亲戚们都不敢与他沾边，邻居们也不敢与他沾边，一个人倒也吃了碗安稳饭和清静饭。他不知道“地主”这个概念早已消失，不知道“地主”这个概念在很长时间内曾让人们心惊肉跳，更不知道乡政府眼下掌握的扶贫指标涉及贷款、化肥、种子、粮食、棉衣但独独不可能有什么“地主”。他完全不明白这一切。

他老泪纵横，感慨命运如此不公，竟把他的地主帽子给摘掉了。他甚至羡慕一个过失纵火毁林的刑事犯，说：“他八字好呵，好得不得了，还没怎么反动，烧一把火就住进牢里去了，什么红纸白纸都没有了。这人与人比得么？”

暗语二开会

我调入县文化馆工作的时候，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同事们最喜欢开会。开会的吆喝声一起，大家拥到会议室里，摆上茶，摆上烟，兴致勃勃，摩拳擦掌，一个要好好开上一把的劲头。先是闭着眼养养神，薄薄地汲几口茶水润润肠胃，等馆长把某个上级文件读完，好，良辰已到，各位开讲，城南的麻子城北的跛子，冬天的豆腐夏天的酸菜，唐朝的侠客明朝的妖精，一五一十都翻出来算是深入讨论文件精神。在这里，没有人会说出反对文件的话，拥护和颂扬甚至有些过分，比如有人会大声宣布“我们决不能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接班人”，待听众吓得目瞪口呆，再弹一弹烟灰，吮一口茶水，左右看看，解开一个得意的包袱：“我们铁定要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条狗！要我们咬张三就决不咬李四，要我们不吃肉就只吃点饭。”

这一类话当然不会有政治问题，有点可笑也无伤大雅。随之而起的哄堂大笑中，还有人诡秘兮兮交流着一些眼神，真实态度尽在不言之中。

这些政治学习是神仙会，嘴皮子操练，俏皮话会餐，故事传奇大比拼，外带交流各种社会新闻、买卖行情以及家务经验，一个星期好容易才开上两次，常常开得与会者们意犹未尽难舍难分，纷纷表示要把思想政治学习深入进行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大家都说，我们觉悟低，不多开几个会怎么行呢？这文件很深奥，不多讨论几次怎么能吃透精神呢？工作再忙也不能放弃主观世界的改造吧？面对这乱糟糟的一锅，馆长大为放心又觉得味道不正，心存疑虑又觉得无懈可击，只能糊糊涂涂地带过算了。

多少年后，我在国外过了一段冷清孤独的日子，碰到一个记者，被问及我最想念中国的什么东西。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开会。”

他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没有听明白，在我再次重复这两个字以后，还是满脸惊诧连连摇头。这没有什么奇怪，他没有参加过我的那些会，他采访过的另一些中国人肯定也没有我那一套开会的经历。据说有个七十年代偷渡出国者碰到他，解释自己非偷渡出国不可的理由，只有语气极为恐慌的一句话：“他们那边要开会！开会！开会！”

暗语三小姐

太平墟很多农民也进城打工，包括原党支部书记四满的女儿雨香，自父亲被判死缓以后，卫生院的临时工当不下去了，也进城来找出路。

知青们是他们的联络对象。独眼木老爷在生意场上路子宽，给很多人介绍过工作，见雨香长得还有模样，就介绍她去一家歌舞厅当小姐，也就是农民说的“吃花花饭”。听到这个消息，很多老朋友都觉得老木缺德，竟把老领导的骨肉往火坑里推。当年雨香他爹对知青还算不错，你怎么可以这样没心没肺？

回到太平墟，我才知道没心没肺的是我们这些道德君子，倒不是老木，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有些乡亲说，莫看城里仔嘴巴说得乖巧，真要办实事，还是数那个独眼龙，那个木胖子，就他义道一些，你看他给人家雨香找了个多好的饭碗，松松活活就赚得大钱，两年就在家里盖起了新楼房，一进寨子就看得见。哪像某某某呢，竟然让人家去扫大街，一个月两百多块钱，还要吃自己的！乡里人就这样不值价呵？

其实村子里一开始对歌舞厅也不是没有闲言碎语的。雨香的丈夫修路时折了腿，还撑着一根拐杖，跑到乡政府大吵大闹，口口声声要离婚，说自己不愿意被别人戳背脊，又在门前备置了一个猪笼子，扬言臭婊子一回来，就要把她沉塘喂鱼。没料到年关前雨香从城里回来，一进门竟光焰照人，披肩发，高跟鞋，小皮裙，文眉描眼，真皮手袋，围巾手套，又是手机又是寻呼机，打开钱匣子里面又是人民币又是港币，简直是个仙女下凡贵妃省亲，流光掠影照得丈夫几乎睁不开眼，镇得他根本不敢吱声。这哪里还是雨香呢？既然不是雨香，不像是雨香，丈夫准备得好好的一套恶词还派得上用场？

丈夫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去烧水还是该去劈柴，不知道鼻子眼睛该怎么安置，脸上该有什么样的表情。他想收拾一下老婆从城里带回来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他一样都没见过，一样都不懂，怯生生地不敢造次。直到雨香捂着鼻子，对堂屋里的鸡鸭粪很不习惯，丈夫才找到了自己的光明的出路——赶快去哄赶鸡鸭和打扫房子。

几天以后，他慢慢放松下来了。他的娃仔已经受到羡慕，穿着鲜亮的运动套装，穿着洋式的旅游鞋，到小店里去买红红绿绿的袋装零食，还有一个电子游戏机让小朋友们好奇地围观。他自己也开始受到羡慕，抽着硬盒子的香烟，穿着油亮的皮鞋和挺括的西服，在麻将桌上拍出五十圆的大票子眼都不眨，还在村道上接受各种客气的招呼和刮目相看的打量。有些不速之客也上门求见——估计这一家就要盖新房，他们一个劲地来推销机制砖、木材以及水泥。在这种情况下，丈夫晃悠悠地跷起二郎腿，慢条斯理地吹出一个烟圈，“价格太贵了吧？你以为我家里的钱都是捡来的？”

“哪里，哪里，都知道你家雨香在外面打工不容易。”

“老子在家里又喂猪又侍候老小，你以为容易？”

“更不容易，更不容易。”

“你明天来听讯吧。”

“还等什么明天呢，你是大老板，不就是你一句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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