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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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的声音（第2页）

“死人？”我吓了一跳。

“你们明日早上到蛇坡上挖杉树坑，一人挖两个就回来吃早饭。我不来喊了，听见没有？”哈佬披着褂子准备回家。

我不让他走，不容许他这样吓唬我，这样搞乱我的思想和制造我的噩梦。他凭什么把一个大活人说成是死人？

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了，“我屋里桂蓉都要放人家了，我屋里的雪梅都做了娘，我还会同你打诳？莫是别人，定局就是他。他走起路来左脚有点跛是不是？”

我回忆不起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这已经让哈佬把鼻涕抹得更加自信。“他镶了一个金牙是不是？”

我这次回忆起来一点印象，那个上唇完全溃烂的嘴上，确实有过金光一闪。

哈佬高兴了，一口咬定：就是二老倌么。他还说，前几天听到夜里的山上有声音，他就猜想是二老倌飘魂，只是当时没给我们交底。

这是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说法。两个女知青闻之变色，吵吵嚷嚷就要哈佬批假，让她们回城里去。我当然半是害怕半是好笑，不想把农民的迷信当一回事。我和全保、卫克强烈要求哈佬说下去，让我们知道二老倌是个怎样的人，是怎么死的，怎么可能飘魂。世界上还真有飘魂这回事么？

哈佬朝猪场那边张望一下：“莫什么好说的。回家卧南风去呵——”说完就走了。

他的躲闪是一个谜，更加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我后来又问过其他人。这些本地人不觉得飘魂有什么奇怪，倒觉得我们的奇怪很奇怪。你们怎么认为世界上没有鬼呢？如果没有鬼的话，这人死了就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没有鬼的话，这做了善事或恶事的人如何得到报应？岂不是两腿一伸都赖了账？这天下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如果没有鬼的话，有的人活到八十岁，有的只活到十八岁，有的天天吃肉，有的天天吃糠，这一切不平之事如何解释？如何让人心服口服？

这一天，哈佬挑着一杆秤来称猪，走到塘坝上不慎摔了一跤，秤砣滚落到水塘里。他不会水，央求我们下水帮他寻找。我乘机胁迫，一定要他说出二老倌的故事，不然我就不下水。他没有办法，只好从实招来。

他说得没头没脑，东一句西一句的。我费力地去粗取精，才从他的话里总结出这么几条：

一、二老倌就是他侄儿，从小不大务正业，心里不明亮，性子又烈又横，喜欢到外面打架惹祸，有一次还被人家打得自己的左腿骨折。

二、二老倌被小镇上的一个麻风女惑住了。那麻风女面若桃花，搔首弄姿，围裙里经常藏着菱角和米糖，用来勾引过往少年。照老班子的说法，男风不能卖于女，女风可以卖于男，一卖风虫就可以给自己消灾，所以麻风女常用这个办法转嫁恶疾。

三、二老倌的死是因为他作恶，有一次调戏一位小寡妇，还打劫人家的金镯子，一失手竟把人家推下山，尸体后来被一个挖药的人发现。这样的暴行自然引起公愤，寨子里的人只好给他“开款”。

我后来才知道，开款就是动家法杀人，是民国以来政府明令禁止的族规。当然，是否真正存在过这种规矩，说法也是各各不一。我见到的一位地方志专家就断然否认有这回事，说开款同放蛊一样，同“白马会”一样，都是以讹传讹，纯属伪造历史。专家还说，二老倌的故事更不足为凭，不过是长辈人编个故事进行道德训诫，吓吓人而已。

我不知道哈佬是否伪造历史。从他叙说的模样来看，他倒是说得有眉有眼活龙活现的。那一次秘密开款，全村男子都得参加。每人持铁钯一把，在开款前先将铁钯钉在树干，表示各自的决心和誓约。他们烧一堆大火，在冲天火光中由最长者唱款，也就是宣布族规家法。然后由伏法者的父母和全部嫡亲行款，就是动手杀人。他们用火烧或者用刀砍，一边杀自己的亲人，一边还必须大叫：杀得好！杀得好！不杀不平民愤！不杀天理不容！诸如此类。他们必须大碗喝酒，高声大叫，扎脚勒手地在场上冲进冲出，拿出一种大义凛然威武豪壮的劲头。如果他们不这样，如果他们有任何一丝悲戚或迟疑，他们就会受到宗亲各户的鄙视，比如说他们的红白喜事都不会有人来喝酒，他们盖房子不会有人来帮工——以后就永远抬不起头，做不起人了。

二老倌就是这样死的。

我对这个介绍颇感意外，因为我在石砒碰到的那个人没有半点凶顽迹象。

“这就对了。”哈佬认真地说，“开款才能开出好人来，这就叫归款。你懂么？这样的孽种，阳世时做了一件恶事，阴世里就要做七十七件善事来补过。阎王老子办事公道，规是规矩是矩，不是明求那号货。”

他是指大队的一个喜欢弄权的会计。

哈佬得到了他的秤砣，走了。他当场长只有一年，大概被上面认为工作不力，就免职回家了。他后来打米或打红薯浆，还路过林场的小土屋，一见面就模仿我们用省城官话骂娘，学着我们的大喊“全保鳖”、“卫克鳖”，以示朋友间的亲热。但实际上，他还是越来越生疏了。我们请他进房里坐一坐，他只是嘿嘿笑，朝屋里一看，并不跨进门槛。

我们几个知青也很快散了。我的女朋友调去当民办教师，去了很远的学校。另一个女知青老是叉着腰，办了个腰骨损伤的病退证明，把户口迁回城了。卫克主管林场的代销点半年，凡是干部来打酒或打酱油，他总是收半斤钱给七八两货，还加两颗纸包糖，把干部一个个都拍得眉开眼笑，终于被党支部推荐去读大学。惨一点的是全保，他年纪最大，做功夫又最卖力，还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但因为父亲坐过牢，几次招工招生都没让他过政审关。他后来也是办病退才回城的。那一天晚上我帮他挑了一部分行李，送他到镇上。从镇上回来，我突然发现林场的小土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形影相吊。这张床是空的，那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还是空的。这间房是我的，那间房是我的，另一间房还是我的。我望着窗外投进来的一角月光，心里有些空空的难受。

我不知道拿什么来度过今后的夜晚，那些好长的夜晚，好长好长的夜晚，好长好长好长的夜晚。那些夜晚里不再有朋友的笑闹和梦话，死一般的寂静里，只有山上不知来历的声音。我感觉到那种声音是专为我发出的，我是它的唯一听众。月出东山，它就及时地出现，笃，笃，笃，顺风漂流和飞扬，在我门前的地坪里旋绕，从我的窗子木栅间潜入，在我某本读过几十遍的破小说上跳荡，在我的床下或墙角悄悄囤积。

我认识了一个复员军人，住在一个叫棉花畲的村寨。他邀我去他家下象棋，让我少些寂寞。我去了，玩得太晚也就宿在他家。他家境不错，厚大被子有新棉的气息。但我光光的眼睛怎么也睡不着。主人以为我忌生床，我说不是。主人掌着灯要为我拍蚊子，我说不用。我后来总算想到，这里的月夜缺少我耳熟的声音，也就缺少了我必不可少的催眠曲。我已经不习惯窗外的山影一声不响。

我后来被招入县文化馆，最初一段也出现过这样的失眠。我不得不在睡觉前猛喝一大口白酒，把自己灌得天旋地转，才可勉强入睡。

我重返这个山寨，是十多年之后。熟人们一见，都哎呀呀大为惊喜，都说我“过得旧”，意思是没忘掉穷地方和穷朋友。他们知道我是作家，却不知道我写的小说。说实话，我以前写的小说很多都取材于此地，如果被他们读到，不知某些原型人物有何看法——他们不会责怪我过于刻薄和丑化吧？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小说里写到他们。他们只是一口咬定我在《人民日报》上的征联十分了得，三年之内居然无人可以对出下联。我大吃一惊，问这是听谁说的。他们说是中学的胡老师说的。我问那上联是什么。一个后生想了片刻，才想出来：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

我差点笑翻。

“你真是个化学脑壳，怎么读得进那么多书呢？出的上联怎么那样难对呢？听说科学院开了三天会，也没人对得出下联。”有个后生还是瞪大惊羡的双眼。

“哪有这样的事？胡老师怎么能造出这种谣言？”

我的大笑并不能纠正他们的误传。相反。我越是否认，他们越是觉得我谦虚，不过是低调做人，免得树大招风和引人攀附。我这才明白，传说比真实的力量要大得多。

我没有见到哈佬。听说他儿子去城里打爆米花，他插完早禾就给儿子帮忙去了。我去找另外一个熟人，顺便到岭上走一走。我想到了当年山上的声音，想起当年关于飘魂的奇怪故事。我看见岭上已有了几户新的瓦房。其中一户的门前，一位后生正在修理手扶拖拉机，两手油污污的。他给我让了座，筛上茶，说这岭上从没有什么奇怪声音呵。我仔细描述了那种声音。他想了想，哦了一声，说是懂鸡婆吧。他说懂鸡婆叫起来就像是砍树，要不就是岩蛙——岩蛙叫起来也是惊天动地，几里路以外都可以听到。

我下了山，走在一条泥路上，不时跨过深深的车辙。我想起那时候哈佬带着我们来修路迁坟，其中就有二老倌的一座——是哈佬指认的。我们砍去茅草和杂树，刨去草根错结的土层，撬开拱砖中的一块，一股热气立刻从缺口里冒出，吓得我们纷纷闪避。女知青更是捂住口鼻逃得老远。我从逐渐扩大的缺口里，看见了黑暗洞穴里面已有很多落土，还有依稀可见的朽木和白骨。我们已经挖过很多坟，发现所有白骨都一样，无法辨别贵贱，甚至无法辨别老少，二老倌的当然也没什么特别。他只是有一颗金牙，已经蒙上泥垢和污水，被哈佬擦一擦，才有微弱的一道闪光。

我最为惊异的是，我在这座老坟里，看见了比较新鲜的板栗壳和包谷粒。据哈佬说，这就是他飘魂出土的证明，是他吃剩的东西。在坟前的一棵歪脖子桐树旁，我还发现了一根红橘牌香烟，虽沾有雨渍和泥沙，但基本上完整无损，商标隐约可辨。

我捡起来看了看。

可能是出自我的烟盒，也可能是陌生过路人无意间的遗落。

那支烟，永远留在山里面了，也许我眼下还能找得到。

19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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