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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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癖（第3页）

她叫我去洗个脸，或者把被子踢散一些。

我去公共卫生间里洗了个澡，不经意地把半盆剩水朝墙上泼去。突然，在回首的那一刻，似乎是我惊叫了一声，叫得颤抖而尖锐，把我体内的一切都抽空而去。

因为墙上有一片暗色水渍，形状完全是父亲正面的剪影，只是头发长了些。

他来了。终于来了。

他默不作声，似乎在等待我的呼唤。

我却完全呆了，几个月来“爸爸”这个词已完全生疏，僵硬的口舌已经不习惯把它弹送出去或挤压出去。我只是下意识地搂裤子。

水渍被灰墙慢慢地吸干，然后蒸发了，消退了，竟没有一点声音。

墙上重新现出“此处禁止小便”的告示。

四

父亲的剪影失望而去，以至我还来不及跟他说一句话，来不及把他完全看清。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处禁止小便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此处禁止小便我曾经害怕他活着我现在害怕他死去我只能空张着嘴。此处禁止小便这条告示消灭了我十三岁那年的一切动心的言语。

后来我下乡，读大学，从湖南到海南，见到了很多很多人，但不知他在哪里。积攒多年但无法说出的话，现在已开始在我心中腐灭。我很惭愧地承认，我已经没有信心寻找了，对他的记忆已开始模糊和空洞。我没法再在墙上的水渍里找到他，没法再在墙上的灯影里找到他，没法再在墙上的裂纹或霉痕里找到他。除了他留下来两张发黄的照片，两张小胶片未能打捞起来的一切正在流失无踪。我努努力，也只能记起他战争年代参加过国民党，也追随过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军队里立过战功，后来一直在教室里和讲台上度过余生。我再努努力，能记得他被儿女偷偷扎过一次小辫，在路上被划破过一次脚，等等，如此而已。对一个人来说，这种被忘却不就是真正的死亡么？这当然没什么。我们不是已经忘却了几十代几百代但仍然在抽烟喝酒或谈情说爱么？

或许他的身体还努力在人世间留下痕迹，比方说力图把眼睛传给儿子，下巴传给女儿，某条鼻子或某对难看的短腿传给外孙女。但遗传过程把他的身体特征分解，不过两三代，便会使它们完全消融，融进茫茫人海，不会让它们比记忆活得更长久。比方说，随着我侄女突然被巧克力喂胖，她那条我父亲下巴所特有的曲线，顷刻便不知去向。世界上有这么多巧克力工厂，它们每天都埋葬着多少亡人体态的残迹。

但我们家的某些异象总是尾随着我们。从父亲那只蓝花瓷碗开始，我家总是有瓷碗无端炸裂，就像橱柜里一次又一次偷偷摸摸地鲜花绽开，坠下纷纷的花瓣，庆祝母亲的生日，或祝贺我的远行归来。这实在有些奇怪。我迁居海南之后，爆炸力又从橱柜向整个房子辐射，灯泡、镜子、窗户玻璃、热水瓶等都曾无端炸裂，炸出奇妙的裂纹或灿烂的碎片。尤其是灯泡，有时买上十个回来不到两个月就炸完了。有人说是灯泡质量不好，或者是电压不稳定。但这完全不对：为什么邻居家几乎就不买灯泡？而且镜子的菊花状裂纹与电压有什么关系？

日子一长，我们对这场防不胜防和绵延不绝的炸裂，也慢慢适应了、麻木了。有时妈妈扫地时未发现什么碎片，还会很奇怪：

“咦？这个月怎么没什么动静？”

妈妈老了，已经扎不动鞋底了，而且儿女都有了稳定职业和收入，无须母亲动手做鞋了。因为父亲的冤案平反，政府每月还发来抚恤金。但她似乎总不能明白钱是怎么回事。

她穿着软塌塌的破布鞋出门。

我告诉她，柜子里有新的，换哪一双都好。穿成这样像个叫花子，人家还以为我们当晚辈的虐待老人。

她认真地听着，微笑着，深明大义地使劲点头，但乘我们一转身，又十分机灵迅速地把旧鞋穿上，一举获胜地走出门去。

有时，她也公开反抗，撅起嘴尖：“我就是喜欢这一双，你们买的那些鞋，打脚，痛死人。你们不晓得。”其实，那些鞋都是她自己要买的，也都试过的和夸过的。现在她可以全不认账。

她对我们买米买盐之外的任何开销，对我们购置任何新的用具，几乎都怀有不满和挑剔，总是谴责媳妇大手大脚——虽然有时明知是儿子干的。尤其是对一些有很多键钮或外文字母的家用电器，她总是有种偷偷对着干的劲头。买来彩色电视机后，她好几年还经常鄙弃地收缩着鼻子，说它根本不如黑白电视好看，比如屏幕里的鲜血红得太可怕，或者屏幕里的某位女郎实在太难看——她总是把任何女演员、尤其是漂亮女演员的年龄无端夸大二三十岁，对她的“老”来俏的做派“哼哼”一番。

她开过冰箱后总是不掩门，用过燃化气灶具后常常不关气阀，让危险的气体弥漫到客厅里来。她说她只顾上吹熄灶火，忘了关气阀这道程序，或者含含糊糊说那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的。她当然更不愿意坐车，去我哥哥所在的学校走走，或去大菜场买菜。她出门时就用眼角余光暗暗提防你，一旦发现你想为她叫上三轮车，她知道大势不好，立刻迅速反应，拔腿起跑，似乎儿女叫来的不是司机而是杀手。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跑起来的步子碎密、紧张、踉踉跄跄，居然有青年人的快捷。

“司机总是骗钱，鬼名堂多！”她为走路而辩护。

其实，有一次我发现本该付一元钱车资，她横蛮地只给司机八角，理由是当天的白菜涨了价。司机对这样的老太婆哭笑不得。

但唯有一样东西，她总是催我们去买——她的鞋。她时而惦记胶鞋，时而想念棉鞋，时而打听一种鞋面是深色平绒布的布鞋。套鞋有两双，她好像忘了，皱着眉头问：“这下雨天穿什么？”我提醒她，让她参观床下或衣柜里那些根本还没穿过的鞋。她哦了一声，斥责自己记忆力的衰退。临到我出差，她又吞吞吐吐地要给我钱：“你到广州，我什么也不要，你只去看看那种面子是平绒，不要系带子的布鞋有没有。人家说只有广州才有这种鞋，也不贵，两块多钱一双。”

她不知道，那种鞋的价格已涨过好几轮了，最重要的是，那种鞋大部分的商店都有，她的箱子里也有。

夏日的一天，她想做点腌酸菜。腌罈照例无端地炸裂，腌大蒜腌萝卜什么的倾翻在地，带着白色浮膜的腌水流了一线，往楼梯下滴。她失足坐倒在地，挫伤了盆骨，不便出门了。我找来一些书刊来给她解闷，其中有一本关于她老家的《澧州史录》。但她只爱读《水浒》，合上书便惊喜赞叹武松或鲁智深的勇武。至于其他的书，她有时也一捧半天，但你若细看，便发现她根本不翻页，或者眼睛已经闭上。

我倒是翻过这本野史，发现卷四中记载了一件奇事：清朝乾嘉年间，澧州洪山嘴发生过一次民变，土民一齐发疯，披头散发，狂奔乱跑，男女裸舞三日，皆自称皇上或皇亲，被称之为“乡癫”。后朝廷令湖广总督率军剿办，统领额勒登保带兵攻占洪山嘴，斩刘四狗等十四人，断癫匪六百余人之双足以示惩戒……我吃了一惊。六百多双脚，血糊糊堆起来也是一座山吧？我在地图上寻找洪山嘴，发现它与我老家相距不过百里。我十分想知道，断足的男人中，是否有一个或几个就是我的祖先？而母亲奇特的鞋癖，是否循着某种遗传，就来自几百年前那些大刀砍下来的人脚？

人足变得稀罕，鞋子是否就成了珍贵与尊荣之物？

我问妈妈听到过这些事没有。她摇摇头：“没有。诳讲。没有的事。”

她回忆起老家，讲得最多的只是发水灾。她说一破了垸子，人都逃到了堤上。堤上到处是被水淹昏了头的蛇，也不咬人，大多盘成一饼动也不动。人与蛇差不多就紧挨着睡觉……

那么，母亲的鞋癖到底从何而来？它与六百多人的断足之刑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抑或它只是贫困岁月残留下来的一种主妇习惯？我为此请教过一位心理学家，他当时兴致勃勃正盯着我妻最先端上桌的团鱼汤，只是嗯嗯呵呵了一阵。

人真是最说不清楚的。

五

那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搬出了机关宿舍，家里的瓷碗就不会炸裂了。妈妈急着想搬走，还想让我进工厂当学徒，总是去求一位老邻居帮忙。但那时很多工厂停工，而我的年龄也太小……老邻居没有带来多少好消息。

妈妈横下心来，决意带我去一个最贫贱的角落，去农村那遥远的地方。我小姨就在贵州一个国营农场，前几年还说那里很欢迎移民。这使我很高兴。我也想远远地离开同学和学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一切。

在长沙的家终于要结束了。哥哥请假回来帮忙。他学业成绩极好，但当时只能进一所半农半读的杂牌大学，一脸晒得黑黑的，手掌磨得粗粗的。他帮着母亲卖掉了几乎所有的家具，包括父亲的藤椅。空空的藤椅破旧了，色泽晦暗，骨架变形，扶手处还缠了些旧布条，样子显得有些衰老。它依然顽强地咯嘎响了一声，使旧货行的老板有点吃惊，问是怎么回事。哥哥说大概是藤条受压后的复位所致。老板这才迟迟疑疑地收下了它，把它搬到店堂里边，与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旧衣柜旧梳妆台旧书桌旧麻将桌旧挑箱旧马桶旧炭盆架放在一起，把它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旧货家族。它形单影只，孤苦无助，而且很快被一座气焰骄横的太师椅骑压着。它咯嘎咯嘎的声音，再也不会有谁倾听了。我最后一次回头把它遥望时心里这样想。

哥哥挑起又笨又大的一口箱子和一个被包，送我们上火车。是夜里，是最廉价的闷罐子车，车上挤满了农民的吵闹和臭烘烘的猪羊。所谓厕所只是车厢角里的一只尿桶。哥哥怕我们挤不过人家，临时又决定送我们去怀化，靠近省界的那个中转站。我们在那里半夜下车，吃了面条，妈妈叫哥哥回去。哥哥看了看漆黑的天空，说再送你们到黔东吧。于是我们又默默坐上火车，听窗外车轮咣当咣当的夜。我与哥哥紧挨着，互相搂抱着，感到离别的时刻正一步步逼近，心里都不太好受。以前我们兄弟俩总是同睡一床。我常常躲在被子里偷吃东西，常常躲在被子里听他说故事，或者我咯咯咯地大笑着被他逗弄小鸡鸡。但那天夜里我们都说着成年人的话。还不算成年的他，嘱咐我高中的数理化是至少也要自学完的，交代我下山干活一定要戴上草帽防晒，下河游泳要防止脚抽筋。

哥，我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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