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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十四 汉纪六公元前177年一公元前170年共8年（第4页）

“如今天下之势，就像患了肿胀之症，腿肿得比腰粗，手指肿得像大腿，平常日子，已经不能正常屈伸，要是有一两个指头突然抽筋，全身都感到痛苦。如果今天还不下手医治，一定会成为顽疾，那时候就算是扁鹊再世，也无能为力了。况且，这脚上的病，不仅是肿胀，还有脚掌外翻之症。楚元王之子刘郢客，是陛下的堂弟。现任楚王刘戊，是刘郢客的儿子。齐惠王刘肥之子刘襄，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现任齐王刘则，是刘襄的儿子。陛下子孙可能没有想到分割土地以安天下，诸侯王却可能掌握大权而胁迫天子。所以我说这不仅是肿胀，而且还脚掌外翻，可痛苦者，就是指这个天下之大病。”

【华杉讲透】

贾谊远见卓识。我们学习历史，首先不是要学习怎么解决问题，如何力挽狂澜，而是要在历史中学习那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避免那些问题发生。中医说：“上医治未病。”就是这个道理。《孙子兵法》说：“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提前预备，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但是，人性的弱点，就是在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都不懂得去有所作为，避免问题扩大。常常把那些力挽狂澜的人树为英雄，而那些提前避免问题发生的人，却没有奖赏激励。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人人都懂。但是，如果河堤溃坝了，跳下去堵缺口的人，一定是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是全国人民的英雄；反之，如果有一个护堤的人，是蚂蚁窝专家，他就能提前把蚂蚁窝都堵了，他负责的河段从来没有出过问题，那根本不会有人知道他。

我们到底更需要哪种人呢？

现在我们知道“海因里希安全法则”，是美国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herbertwilliamheinrich）提出的300∶29∶1法则。这个法则意为：当一个企业有300起隐患或违章，非常可能要发生29起轻伤或故障，另外还有一起重伤、死亡事故。

在汉文帝的治下，违章天天都有，而且是他纵容的。轻伤、故障、重伤、死亡也都已经出现了，再发展下去，就是倾覆天下，这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还是没能接受贾谊的建议，终于在景帝的时候，酿成七王之乱。作乱的头儿，就是贾谊已经指出的吴王刘濞。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终于全面采纳贾谊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

我们要从中学到的教训，一是要养成把问题当问题看的眼光，能看到问题。不要“出事儿了”才是问题，没出事儿就不是问题。等到出事儿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第二，当出了问题的时候，不要光想着怎么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对问题出现之前的流程制度进行复盘，如何改善，避免这问题再次出现。

第三，要激励那些避免问题出现的人，而不是只激励解决问题的人。如果你只是能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流程上避免问题，你不仅得不到奖励，而且不是合格的领导者。

刘邦是懂这个道理的。之前娄敬为什么封侯？因为刘邦派了十几拨人去探匈奴的虚实，回来的人都说匈奴很虚，可以打。只有娄敬说匈奴是装虚，不能打。刘邦没有听娄敬的，吃了亏回来之后，给娄敬封侯。娄敬并没有“功劳”啊，但刘邦却给了他封侯、赐姓刘这么大的奖赏。

从“推恩令”开始，中国逐渐不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所有儿子平分父亲传下的土地。1776年，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他说中国的继承制度比欧洲好。因为欧洲的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了全部土地，他就没有尽地力的动力，大片土地用于游猎，养一大堆食客寄生虫，都不事生产，只是享乐。中国平分给儿子们呢，土地越分越小，每个人都要全力开垦耕种，所以中国富裕。

“如今啊，天下的事都搞颠倒了。天子，是天下之首，因为他居于上位；蛮夷，是天下之脚，因为他居于下位。但是，如今匈奴对汉朝侮慢侵掠，至为不敬，而汉朝呢，每年用金银财宝、布匹绸缎去供奉他。脚跑到头的上面去了，颠倒到如此地步，却没人能拿出办法来，这国家还有人才吗？这是我所说的让人流涕的事！

“如今不去攻击强敌，却去田猎野猪；不去搏杀敌寇，却去追逐野兔。醉心于细小的娱乐，却不为国家的大患早作准备；恩德可以施于远方，可是皇上的政令，几百里之外就不能执行。这是第二件流涕的事。

“如今，平民家里墙上能挂着皇帝的服饰，倡优下贱者能戴着皇后的首饰。皇上自己只穿着黑色的丝袍，而富人家里的墙壁都挂满锦绣。天子的皇后只不过在衣领上缝一条花边，而富人的小妾鞋上都绣着花，这就是我所说的荒谬。如果一百个人的纺织，都不够一个人穿衣，要想让天下人不受寒，怎么可能？如果只有一个人耕种，却有十个人要吃饭，要让天下人不挨饿，又怎么可能？人民饥寒交迫，要让他们不作奸犯科，又怎么可能？这是我所说的让人长叹的事。

“商君放弃礼仪，抛弃仁德，只鼓励人们进取，推行了两年，秦国风俗开始败坏，所以秦国富家子弟，成年之后就分家出去，自立门户。贫穷人家呢，就卖身到富家为奴。把锄头、犁耙等农具借给自己父亲，还面有得色，自以为有恩于父亲；如果母亲没打招呼就拿了他家一个扫帚撮箕，马上就要站出来唠叨诘问。媳妇抱着孩子喂奶，竟然跟公公并排而坐；媳妇和姑姑相互不高兴，就反唇相讥。一般人不知孝义，只知道爱自己的儿女，贪利图财，和禽兽没什么两样。

“如今秦朝的遗风余俗，还有很多没有改正过来，不顾礼义廉耻之风，一天比一天更严重，可以说是每月每年都不同，每况愈下。人们只知道逐利，自己的行为是善是恶，根本就不考虑。如今更有甚者，就是要杀其父兄了。而大臣们只关注公文报告有没有交上来，开会有没有准时，以为那些是国家大事。对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则见怪不怪，全然不作任何考虑，连看都懒得看，听都懒得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要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转意，而向往道德，这不是一般俗吏能做的事。俗吏能做的，就是削削竹简，写写公文，整理整理装公文的筐子、箱子而已，而不知治国之大体。陛下自己也不以为忧，所以我私底下为陛下感到痛惜啊！为什么不现在就制定礼制，让君君、臣臣，上下有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这才是立国的经制。这个经制奠定了，世世代代都有遵守的标准，能够长治久安，如果经制不定，就像要渡河却没有船桨，走到中流，遇到风波，船就一定会倾覆。这是我所说的让人长叹的第二件事。”

【华杉讲透】

贾谊对秦国风俗的指责，不完全准确。商鞅对秦国移风易俗，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比如之前秦国人是全家睡在一条炕上，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孙子孙女，都并排睡，商鞅下令必须分开在不同的房间睡。如果像贾谊说的，商鞅治下，媳妇和公公并排坐的话，那也已经比之前并排睡进步很多了。

但是，商鞅将秦国人全部导向功利，是秦国成功的原因，也是其败亡的根本。国家是一个理想的精神集团，用礼仪凝聚，并以这种理想、这种精神、这种礼仪，凝聚为一个文明。如果只有功利，则上下相争，同归于尽。

我们经营企业也是一样，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是理想主义的，而不是实用主义的。经营是一项感情的事业，有对社会的使命和大爱，才能凝聚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如果都是为利而来，就会走向像地下传销公司那样，你看那些内部培训会，不是讲礼仪，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魔鬼训练”，不断地突破人的廉耻底线，让每个人都走向不要脸，不要命，消灭羞耻心，消灭罪恶感，消灭同情心，消灭恻隐之心，消灭是非之心，不管别人的死活，甚至也不在乎自己能活到哪天，只有一个目的：赚钱！赚钱！赚钱！这就和禽兽没区别了。

对照现在的企业，公司有理想主义的公司和实用主义的公司。理想主义的公司能基业长青，实用主义的公司会发展成为禽兽公司。就像秦国是“虎狼之国”，那就是一家禽兽公司。还有一种，声称融合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公司，其发展趋势必然会走向实用主义，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的、实用的。只有立志坚定，走向理想，才能不成为禽兽。如果声称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了，那是已经没有理想了，理想只是遮羞布了。

“夏、商、周三朝，都传了好几十代，秦朝则二世而亡。人性都相差不远，为什么三代之君仁道长久，而秦国之君暴虐短促呢？这原因，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王者，太子一生下来，就准备太牢为祭礼，有司斋戒冠冕，在南郊祭祀天地。嫡长子虽在襁褓之中，经过宫门，一定下车以示尊敬；经过太庙，一定快速通过以示敬畏；所以从婴儿时，就已经开始接受教育了。到了孩提时代，稍有知识，就派三公、三少（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地位介于皇帝和宰相之间，是国家最尊贵的元老。少师、少傅、少保，地位相当于宰相或比宰相略低一级），向他讲明孝仁礼义之道。驱逐邪恶小人，不让他看见恶人恶行。于是选拔天下端正、孝悌、博闻、有道、有术之士，作为他的辅卫羽翼，让他们在太子宫中居住出入。所以太子一生下来，所见、所闻、所行，都是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君子。从小习染于正人，一起起居，长大就不能不正，这就像在齐国长大，就不得不说齐国话一样。从小习染于不正之人，一起起居，长大就必然不正，就像在楚国长大，就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少年时代的成长，就是天性啊！习惯与智慧一起成长，常常为正人正事所切磋，就不会有可羞耻之事。教化与心智一起成熟，所以坦然中道，不偏不倚，中正就成了他的天性。所以三代的天下能够长久，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辅翼培养太子的制度。到了秦朝则不然，让赵高教导胡亥，教他狱政，教什么呢？教的都是斩首、割鼻子、夷灭三族之类。所以胡亥今天即位，明天他就要杀人。对他忠心进谏的，他说人家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他说人家妖言。在他的眼里，杀人就跟割草一样。难道胡亥天性是恶人吗？非也！是因为他们教导他的，就不合天理。谚语说：‘前车倾覆，后车警戒！’秦朝为什么那么快灭亡，它的覆辙还清晰可见。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躲避，那汉朝这辆后车，也要倾覆了。天下之命运，悬于太子；而太子之善，在于早教谕，选配左右良臣。在他的心还没有泛滥的时候，就先施以教谕，则教化易成。引导他上正道，让他能够通达道术，开启智慧，认识义理的旨趣，那都是靠教育的力量。那胡、粤两地的人，刚生下来时声音相同，嗜欲也一样，等到他们长大，各自成了不同的习俗，找几个人转译，也不能沟通；让他们去做对方做的事，他们就算是死也不愿意做，做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教化习染不一样。所以我说，为太子选左右，早教育，是当今的第一急务。如果教育得法，左右得人，则太子得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尚书》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意思是说，天子有善，得兆民赖以得利。这就是当下的时务啊！”

【华杉讲透】

建立万世基业，需要有两代创始人，一代是高祖，一代是太宗。高祖是以武功打天下，完成建国大业；太宗是以文治，建立礼制，平治天下。

刘邦庙号是高祖，文帝庙号为太宗，高，是功高；太，是创基立业。祖宗呢，胡三省注解说：“祖有功而宗有德，功莫盛于高帝刘邦，德莫盛于文帝刘恒。到了唐朝以后，皇帝的庙号全都是‘宗’，玄宗、肃宗等，原来那个标准的含义就没了。”事实上，唐代的唐高祖和唐太宗，才真正符合这个定庙号的标准。

建功立业是两件事，往往需要两代人。为什么呢？第一代是白手起家，他的关注点只在建功，在进取，不择手段地进取，慌不择路地进取，放手一搏地进取。第二代呢，他的功勋不可能超过老爸了，他的使命是守成，是传承，传承就要立业，这和建功是两件工作。

建功立业，一代人的时间往往不够，建造一个伟大的建筑，比如天鹅堡，比如巴塞罗那五指教堂，一代人都不能完成，更何况是建立一个国家呢？

秦始皇到处建他的功德碑，自以为功高盖世，他确实功高盖世，而且不是盖一世，确实是盖了万世，因为之后两千多年，中国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到郡县体制，基本还是建立在秦制的基础上的。但是，秦始皇和李斯都不知道，建功立业，他们只完成了一半，只是建功，根本还没立业！所以秦朝之亡，不能简单地说亡于暴政，而是亡于没有立业，具体来讲，是贾谊说的亡于“子女教育”。假如二世是一位像汉文帝那样的仁厚慈爱之君，谁能说秦朝就不能像汉朝一样传四百年呢？

建功和立业是两件事，要时刻对照我们自己的工作，哪些是建功？哪些是立业？要建功，才能立业。但如果建功之后，还沉醉于建功，荒废了立业，就是不知取舍，舍本逐末，不能基业长青。

“凡人的智慧，能看见已经发生的已然，看不见将要发生的将然。礼，是防患于将然之前；法，是禁止于已然之后。所以，法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价值难知。奖赏可以鼓励善行，刑罚可以惩治恶行，古代君王以此治理国家，坚如磐石。法令的执行，就像春夏秋冬一样确定，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那有法治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老说‘礼云、礼云’呢？那是重视在恶念未萌时，在细微的事情上就教导他，让人民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走向善，远离恶。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要听讼断案，孔子的本事也不比别人强，但是，他志在兴教化而使天下和谐向善，没有恶行，没有纠纷，无须诉讼。作为天子，为天下考虑，要先定取舍，取舍定于内，则安危萌于外。秦王也想尊宗庙而安子孙，这个想法和商汤、武王是一样的。但是，商汤、武王广大其德行，天下传了六七百年。秦王治天下仅仅十几年，就遭致全败。不是别的原因，正是汤、武的取舍得当，而秦王取舍不当。天下，是超级大器，看人主把它安放在哪儿。如今人们安放一件器具，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它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它就要倾覆。天下大器，也和一般器物一样，在于天子把它安放在哪儿。汤、武将天下安放于仁、义、礼、乐，子孙传承数十代，这是全天下人都亲耳听闻的。秦王把天下放置于法令、刑罚，祸及己身，子孙诛绝，这是全天下人都亲眼所见的。这是非因果，不是都验证得太明显了吗？人们常说：‘听人进言，一定要用事实验证，这样言者才不敢妄言。’如今有人说礼仪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人主为什么不引用商、周、秦三朝的事情来验证呢！人主的尊贵，就像殿堂，大臣们呢，就像上堂的台阶，百姓则是地面。如果台阶有九级，高堂远离地面，则尊贵。如果台阶根本没有层级，接近地面，那地位就卑下。高者难以攀越，而低者容易欺凌，这是理所当然，形势如此。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序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爵、伯爵、子爵、男爵，然后有官师、小吏、平民，等级分明，而天子高高在上，所以天子之尊贵，无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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