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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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公元167年171年共5年（第5页）

所谓无怨无悔，是价值观，跟结果没关系。我一直是按我的价值观做的，也实现了我的价值观，当然无怨无悔。

范滂给儿子的遗言：“我要教你做坏事呢，坏事不能做。我要教你做好事呢，那我自己就不要做坏事。”他所指的不做坏事，一是总结自己过去一生的行为，二是指不负罪逃亡，不管自己是否冤屈，尊重国家的法律，尊重法律的判决，要申冤，也留给后人吧！这和苏格拉底拒绝逃亡，饮下毒酒，是同一种精神。

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儿女都被流放边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义行者，都被宦官指为党人，有矛盾的人，就相互陷害，连瞪了一眼的小忿小怨，也乘机报复，指为钩党。州郡承旨抓人，有的人没在名单里，和这事根本没关系，也被祸毒，如此被处死、流放、废黜或不能再出仕做官的，又有六七百人。

郭泰听说党人之死，私下里为之恸哭说：“《诗经》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贤人死亡，国家破碎，汉室将要灭亡了！只是不知道将亡于谁人之手，正如《诗经》说‘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看那乌鸦停在谁家屋顶而已！”

郭泰虽然好发议论，臧否人伦，但是从来不做危言覆论，不危言耸听，也不探讨深层次问题，所以能处于浊世而不遭怨祸。

【华杉讲透】

这又是一个潜规则，只要兴起大狱，朝廷根本不在意有没有冤枉的，而只关心“除恶务尽”，所以为具体执行的官吏乘机报私仇，铲除异己，大开方便之门。为什么“不得罪人”成为历史上那么重要的生存之道，就是不要结怨，不要留下把柄，因为一旦遇到这种清洗运动，就容易被报私仇，被举报告密而卷进大祸。

像郭泰那样，名满天下，还什么祸事也不遭的，历史上是异数，一来他没有任职做官，没有触动过谁的利益；二来是因为他的为人，没什么人讨厌他；三来也是他的运气，因为名气本身就招人嫉妒，招人嫉妒就是最大的罪，他凭什么免祸呢？《资治通鉴》说他从来不做危言覆论，但是记载下来的这段他私下恸哭的话，已经是最大的危言覆论了。

张俭逃亡，困迫不堪，漫无目标，“望门投止”，看见有人家户，就上门请求收容，而主人在知道来者是张俭后，无不敬重他的名声和德行，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也要窝藏他。后来，张俭辗转到了东莱郡，躲在李笃家。外黄县县令毛钦带着兵丁来到门口。李笃请毛钦入座，说：“张俭负罪亡命，我怎么会窝藏他呢！如果他真在这里，此人是名士，您难道非要捉拿他不可吗？”毛钦起身，拍着李笃肩膀说：“蘧伯玉耻于独自为君子，足下为何要垄断仁义呢？”李笃说：“今天就是要分给你，你已经分得一半了。”（意思是说，你如果不抓张俭，就分得一半仁义了。）毛钦叹息而去。

李笃引导张俭逃到北海郡戏子然家，然后从渔阳出塞，亡命天涯。凡是张俭所经过的地方，因为窝藏他而被诛杀的有十几人，其他被牵连而逮捕拷打的遍布天下，这些人的宗族亲戚也被殄灭，以至于郡县为之残破。

张俭与鲁国孔褒有老交情，逃亡投奔孔褒，孔褒不在家。他的弟弟孔融（就是著名的故事《孔融让梨》中的孔融），只有十六岁，把张俭藏匿起来。后来事情泄露，张俭逃走，鲁国国相将孔褒、孔融逮捕入狱，不知道该判谁的罪。孔融说：“窝藏张俭的是我，应该判我的罪。”孔褒说：“他是来投奔我的，跟我弟弟没关系。”官吏问他们的母亲，母亲说：“家里的事是长辈说了算，应该由我承担。”一家人争着赴死（这就是“一门争死”的典故）。郡县决定不了，向上级汇报，朝廷下诏，诛杀孔褒。

到了党禁解除，张俭才回到乡里，后来任卫尉，活到八十四岁。

当初，夏馥听说张俭亡命，叹息说：“自己造的孽，却要去连累那么多良善之人。一人逃死，祸及万家，还活着干什么呢？”于是自己剪去胡须，改变面容，进入林虑山中，隐姓埋名，在一家铁匠铺做奴仆，身受烟熏火烤，待了两三年，形貌毁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夏馥的弟弟夏静载着绸缎找到他，要给他钱花。夏馥说：“弟弟，你拉着一车祸水来资助我吗？”

夏馥没有活到党禁解除，先死了。

【华杉讲透】

张俭真是害人不浅！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他却把自己这祸水冲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害死了多少人！史书说被诛杀的有十几人，这些人以及被牵连的人，宗族被“殄灭”，不知道一共死了多少人，但结果是“郡县为之残破”，像经历过战争一样，郡县都没人了。可见其残酷程度。张俭一个人的懦弱，让无数人为他家破人亡。

不给他人添麻烦，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要么像范滂一样从容赴死，要么像夏馥一样隐姓埋名。还有之前和帝时代的杜根，躲在山里做酒保。平反之后，有人问杜根：“你当时遭遇灾祸，天下人也都和您一样坚持道义，而且您的知己故交也不少，怎么至于活得那么艰辛啊？”杜根说：“在民间躲藏，也不是与世隔绝。万一身份暴露的话，会祸及自己的至亲好友，所以不能这么做啊。”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慷慨赴死，写诗明志，比较了张俭和杜根二人：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当初，中常侍张让的父亲去世，归葬颍川，虽然一郡之人都来送葬，但是名士一个也没来，张让觉得十分耻辱。而只有陈寔一个人前往吊丧。等到诛杀党人，张让因为陈寔的缘故，出面保护了很多人。南阳人何颙，一向与陈蕃、李膺友善，也被追捕，于是改变姓名，藏匿在汝南。他曾经为袁绍奔走办事，有交情，所以时常偷偷进入洛阳城，和袁绍商议，为被党禁牵连的名士想办法，让他们逃跑隐藏，如此救了很多人。

当初，太尉袁汤有三个儿子：袁成、袁逢、袁隗。袁成生袁绍，袁逢生袁术。袁逢、袁隗都有名气，年轻时就担任显要的官职。当时中常侍袁赦，因为袁逢、袁隗是宰相世家，又与他同姓，推崇以为自己的外援，所以袁氏贵宠于世，富裕豪奢，与其他公族不同。袁绍壮健有威仪，爱结交天下名士，很注意培养自己的美名，宾客都像车辐归向车轴一样归附于他，豪车、破车塞满他家门前的街巷。

袁术也以侠气闻名。袁逢的堂侄袁闳，少年时有节操，以读书耕田为业，袁逢、袁隗数次资助，他都不接受。袁闳见世事险乱，而自己家门富盛，常常对兄弟叹息说：“我们先祖的福祚，后代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如今的三袁，就是当年的三郤啊！”（三郤，指春秋时晋国郤氏家族，郤氏三兄弟把持晋国政权，后来被诛杀。）等到党禁祸起，袁闳想要隐藏于山林，因为母亲年老，不宜远遁，于是在院子里筑了一个土坯房，只有窗，没有门，家人从窗户递东西进去给他吃。母亲想念袁闳时，就到窗前探视。母亲离开，他就关上窗户，兄弟妻子都见不到他。袁闳在土室里隐居十八年，后死在土室中。

当初，范滂等人非议朝政，自公卿以下，都对他们恭敬备至，太学生争相仰慕学习他们的风格，以为文学将兴，处士（没有做过官的，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将要得到任用。唯独申屠蟠叹息说：“当初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君王争相延聘，甚至亲自在他们前面打扫引导，卑身以师礼相待，到后来，就有了焚书坑儒之祸。今天的事情，也和当年类似吧！”于是隐迹于梁、砀之间，靠着大树搭一个屋子，亲自操持佣工贱役之事。两年后，范滂等人果然遭到党锢之祸，唯有申屠蟠超然免于评论。

【司马光说】

天下有道之时，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小人不敢不服。天下无道之时，君子闭口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还是躲不过。党人生于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天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毒蛇之头，虎狼之尾，祸及朋友，士类殄灭，而国家随之而灭亡，不亦悲夫！只有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这二人之超凡卓越，实在是赶不上啊！

【华杉讲透】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司马光说，党人们不在官位上，却形成一种舆论，想用口舌来救天下，又臧否人物，说这个，说那个，刺激当权者的自尊，就是撩毒蛇之头、虎狼之尾，最后同归于尽。

郭泰和申屠蟠的选择，属于《中庸》所论君子处世的四条原则。哪四条呢？就是居上位之道，居下位之道，处治世之道，处乱世之道：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经》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居上位之道，是居上不骄。居上位，便兢兢业业，尽那为上的道理，不可恃其富贵，而至于骄矜。

居下位之道，是居下不倍。倍，是违背。居于下位，便要安分守己，尽那为下的道理，不要自干法纪，违背上级。

居上不骄和居下不倍是配套的。在下级面前不骄肆的人，在他的上级面前也必然本分。相反，对下级骄肆的人，对上级也必然违背，因为他的理念就是上一定欺压下，下一定期瞒上。

处治世之道。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家有道之时，他说的话，便都是经世济国的事业，足以感动于人，让他兴起而在位。

处乱世之道。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国家无道，能隐然自守，不做危激的议论，足以远避灾祸而容其身。

申屠蟠还多了一条：“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几，是事情变化的开始，看到“事情正在起变化”，马上就行动，不会患得患失，等到最后，那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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