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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 高拱 一位争议中的社稷名臣（第2页）

阮文中到达贵州后，发现实际情况正如高拱所言。他颁布五项处理措施，旨在解决争端，但安国亨因对安智的疑惧，拒绝服从。面对压力，阮文中考虑用兵，但高拱深知武力非上策，不仅可能损害国家威严，还会耗费巨大。于是，高拱秘密指示兵部，派遣吏部给事中贾三前往审理此案，以示公正。

安国亨得知是来审理而非征伐，放下戒心，亲自出面听审，最终同意了五项处理方案，并愿意缴纳罚款以赎罪。安智在阮文中的调解下，也接受了处理结果，最终双方和解，避免了一场潜在的边疆战争。

冯梦龙在评述此事时，高度赞扬了高拱的智慧与公正，认为若非高拱的主持，事态很可能升级，即使取胜也将付出巨大代价。他感叹，回顾历史，前车之鉴应成为后事之师，高拱的智慧与远见，至今仍值得世人深思。

六、专横招议

高拱在隆庆年间政绩斐然，以其才略与魄力推动了一系列内政与边防改革，但与此同时，他专横跋扈的个性也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一大阴影。高拱性格急躁，难以容忍异见，一旦有人触怒他，便会立即爆发，其严厉的态度与言语常常使人畏惧，这种性格特质导致了他与同僚间的紧张关系，最终酿成了一系列政治风波。

在内阁内部，高拱与多位同僚产生了严重冲突。隆庆四年（1570年），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的小摩擦，加之目睹高拱在内阁中的强势地位，自感难以为继，选择了主动离职。不久后，掌都察院的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在考核科道官员时夹带私情，上疏请求停止，高拱对此不满，唆使门生韩楫弹劾赵贞吉，最终迫使赵贞吉离职。随后，李春芳亦因感受到高拱的威胁，多次请求辞职，最终在隆庆五年（1571年）选择归乡。

高拱在李春芳离职后接任首辅，其专横作风更加明显。殷士儋入阁辅政，但因其在裕府时未依附高拱，迟迟未获提拔，后通过太监陈洪的支持入阁，高拱对此不满。一系列误会与矛盾升级后，殷士儋与高拱在内阁中公开冲突，最终殷士儋也被迫离开内阁。至此，除了张居正，旧辅几乎都被高拱排挤出去。

高拱不仅对阁僚施压，还对曾经的政敌徐阶及其党羽进行了清算。他先是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任南京，不久后又逼迫海瑞告病归家。高拱还撤销了徐阶任期内的多项政策，包括对先朝受冤官员的平反与抚恤。在刑部、大理寺的例审中，高拱试图干预王金一案，最终以减轻刑罚结束。此外，他对徐阶的下属也采取了报复措施，如故意拖延他们的晋升，甚至将其贬至偏远地区。

对于徐阶本人，高拱更是展开了持久的攻击。他上疏揭露徐阶在家乡的不当行为，指责其纵容子弟横行乡里，大肆敛财。高拱还唆使言官不断追论徐阶，最终导致徐阶的三个儿子被捕，财产被没收。面对徐阶的求饶，高拱起初态度强硬，但在张居正、李春芳等人的劝说下，最终决定给予徐阶宽大处理，释放其子并归还部分土地。这一举动表面上是为了安抚苏松乡绅，实际上也反映出高拱在权力斗争中对形势的灵活应对。

七、逐归乡间

隆庆六年（1572年），高拱的地位达到了顶峰，被晋封为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的专横跋扈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高拱的门生韩楫、程文等人日夜在其门下奔走，滥用职权，人们对此普遍反感。高拱本人的清廉形象也开始受损，他开始抱怨生活拮据，暗示门生下属进献财物，这种行为逐渐引起了朝野的非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讽刺时政，高拱怒而召见，将其贬往宁夏；尚宝卿刘奋庸和给事中曹大野也先后上疏弹劾高拱，指控他擅权报复、排斥异己、超拔亲信等罪状，但均未得到穆宗的采纳，两人最终被贬黜。

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从最初的相互欣赏与合作，逐渐转变为竞争与对立。世宗去世当日，徐阶仅召张居正共同起草遗诏，未通知高拱，这一举动埋下了高、张二人矛盾的种子。随着高拱在内阁中的地位日益巩固，张居正开始采取自我保护策略，避免直接卷入高拱与其他阁僚的冲突。张居正心中对于长期屈居高拱之下显然感到不甘，他暗中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结盟，意图借助内廷力量扳倒高拱。

穆宗病危之际，高拱、张居正及高仪等受召入内接受顾命，穆宗临终前紧握高拱之手，托付国事。然而，遗诏的分配引起了高拱的猜疑，他认为其中关于与冯保商议国事的部分是张居正与冯保联手伪造的。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信任裂痕进一步扩大。

穆宗驾崩后，神宗即位，年幼的皇帝使得冯保依靠李太后的宠信掌握了实权。高拱试图削弱冯保的权力，上疏请求限制司礼监的职权，但这一行动未能得到张居正的支持。相反，张居正将高拱的计划透露给了冯保，冯保借此机会向太后与神宗散布谣言，声称高拱欲废黜年幼的神宗，迎立周王，自己则封国公。这些谣言在后宫引起了恐慌，最终太后与神宗决定驱逐高拱。

六月十六日的早朝，高拱被召至会极门，面对突如其来的指责与罢黜，高拱震惊至极，脸色苍白，汗如雨下，几乎无法站立。张居正从旁将他扶起，但无力改变其被逐的命运。次日清晨，高拱乘坐简陋的柴车离开京城，结束了他在朝廷的辉煌生涯，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归乡之路。

八、黯然辞世

高拱被逐出朝廷后，回到了他的家乡新郑，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脱下官服，换上平民的服装，沉默寡言，不再过问国事，将自己封闭在家中，专心致志地着书立说，完成了八十余卷的着作。然而，冯保并未就此放过高拱，制造了所谓的“王大臣事件”，意图彻底摧毁高拱。幸好，有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人的力挺，加之张居正私下写信安慰，高拱才得以幸免于难。但这一连串的打击，让高拱身心俱疲，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因回故乡江陵葬父，特意绕道探访了高拱。两位曾经的政治对手在高拱的家中重逢，彼此泪流满面，共同回忆往昔，表达了对过往恩怨的感慨与释怀。

万历六年（1578年），高拱在新郑的家中辞世，享年六十七岁。他的妻子张氏向朝廷请求给予抚恤。尽管神宗在万历七年（1579年）追赠高拱恢复了原官，但只给予了半葬的礼遇，且未派遣官员祭奠，显示出朝廷对高拱的评价仍有保留。

高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一份名为《病榻遗言》的文献，详细记录了张居正与冯保合谋夺取首辅之位的过程，对张居正的品格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份遗言在张居正去世后被刊刻出版，在北京广泛流传，加剧了神宗对张居正的清算情绪。

万历三十年（1602年），鉴于高拱在俺答封贡一事上的贡献，神宗下诏追赠高拱为太师，并赐谥号“文襄”，同时荫封其子高务观为尚宝司司丞。到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六月，朝廷进一步追赠高拱为特进光禄大夫，彰显了对其政治功绩的认可。

结语

高拱的一生，是明朝中期政治变革的缩影，也是个性与政绩相互交织的复杂案例。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无论是作为政治改革的先驱，还是作为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高拱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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