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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曾经的承诺（第1页）

为着“曾经”的承诺1

1994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曾召开主题为“理想主义”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我所提交的论文是《为诗而受难的意义——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分析》。

九年过去了，当我重新面对这一问题时，深感时间的无情，它无可挽回地带走了它要带走的人和事，不管这些人和事对我多么重要。但无论如何，时间的流逝或沉积，既是丢失也是获得，尤其是思想背景的置换，它所造成的眼界的推移是当时无法预测的。

在《为诗而受难的意义》中，我曾试图回答我认为在“胡风事件”的研究中不能回避的三个问题：

（一）“七月派”是怎样形成的？

（二）“七月派”为什么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

（三）“七月派”受难的意义是什么？

我当时的一个结论是：七月派诗人的命运，其实是象征着中国的有独立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长时期没有摆脱的厄运。将“七月派”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中国开了这样一个先例：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论一概被当作政治问题严厉禁止。此后，“反右”、“文革”，愈演愈烈，“文字狱”成为悬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胡风反革命集团”堪称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件最大的文字狱案。在这个意义上，“七月派”诗人的受难，不仅是为诗而受难，也是为中国知识分子而受难；不仅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为中国知识分子受难，也是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区别于意识形态理想主义的追求自由尊严的理想而受难。

现在的问题是，这追求自由尊严的理想，在什么意义上，以什么形式的具体环节推进，甚至置换，才可能成为今天的思想财富？作为后一代人，我们究竟是以承接的，还是断裂的姿态面对这一思想财富？

我在《被问题审视的记忆》（《花城》，2000年第1期）中，曾记录过两件事情。

——1990年早春，一位朋友用带有责备的惊讶问我：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冲口而出的回答是：

“那我受的苦呢？”

我的心理准备是，如果不弄清我受的苦的意义，我就只能像父辈中的绝大多数人那样毫无责任能力地诉说他们承受的苦难。不幸就在这里，受苦的人，包括受苦的知识人，其实并没有像遭受苦难那样也自然遭受“解——苦”的能力，如理解和表达的能力。

——在那之前，八十年代中，当我们这一代人刚刚走出生活的动荡时，我曾不得不直面（几乎不是以年龄而是以经历划分的）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责难与追问：

“你们这一代人是否过于看重自己所承受的苦难和痛苦，因而（自以为有权利）对下一代人取苛求的态度？”

我曾极力为我们这一代人辩解。但至少现在，我或许更应该沉默。我向谁去“责难与追问”？为什么我或我们这一代人几乎责无旁贷地要背负并承诺父辈的苦难，而我们的下一代人却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承诺当作无端的苛求？——他们要做无负担的一代。因而他们可以责问我们，我们却不能同样地责问上一辈人——苦难的阴影还更深地覆盖着他们。

这两件事情或许正是从一个角度真实地提示着每一代人的固守和固守的责任感，问题是，固守如果没有超出因而能反身的眼界，是一定会固置为狭隘和怨恨的。甚至更严重地说，这种固置是关闭自己的时间维度，成为一种拒绝的姿态。

这一次（2002年的春天我的历经苦难的父亲永远地离我而去了；几乎是紧接着的秋天，参加胡风诞辰百年纪念会暨研究会！），当我因为不能推卸的责任必须重新面对我的父辈，面对过往岁月的问题与文字时，我很自然地将这些问题纳入我近年阅读和思考的问题的范围中，重新审视。

2

我想提出的第一个审视角度是本雅明的“曾经”以及对“复仇”的批判。本雅明在《论历史的概念》（又译为《历史哲学论纲》）的第二节，专门谈到每一代人都携带着或承继着过去世代人完成或未完成的“索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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