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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时节读旧笺（第2页）

少壮光阴迫，慨然走边陲。

楚地多俊杰，星石强争辉。

把酒论时势，举翼尽南飞。

冲开凛寒阵，何日再重归？

建构新文化，从此不低回。

椰林缘案牍，荔枝红书扉。

烈日灸眉宇，惊涛洗鬓灰。

嗟哉零落雁，敛羽难与随。

京华久滞留，世事每相违。

推窗风打雪，遥祝酒一杯。

聂鑫森一张长黑脸，最重朋友情义，以至湖南文学界流传一句话：谁要说聂哥坏话，那这家伙一定是坏人，轰出门去就是。

我与他分居两个城市，几乎每次相聚都是朋友们长谈竟夜。有一次我找不到清代张潮的《幽梦三影》，他听说后竟毛笔正楷抄来全本，厚厚一大沓，让我大吃一惊。“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我差一点觉得这些句子的抄录者就是原作者本人。

我手上最多他的来信。这里挑出的一封，是写在我和一些朋友“南飞”之后。当时海南建省办特区，欢迎各地梦想者参与，力图在一个雨林浩瀚天高地远的边陲海岛，一张白纸随便画，迅速升起一片现代化奇观。他因就读“京华”且家事缠身，“敛羽难与随”，无法与我们疯疯地南窜。听说我们选在大年初一举家登车，顶风冒雪，绝尘而去，他一腔愁绪自是难免。

幸好他没来上车，否则也就没这些诗了。

五

李亚伟，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来信称：

信收到。我刚哼哼呜呜准备出发呢，夏天的山山水水让人站立不稳。

这里还未开除我，高考还叫我监了考，之前上了几节音乐课，我使劲摇荡着身子教学生们唱流行歌曲来着。但显然我头顶的天空不够用，这些日子我不停地写着海，我的句子成群结队要往岛上爬。

我强烈要求招聘！

但如果你那儿不太顺利，我就使劲等些日子。我走来走去地等，抽烟，吹口哨。我不在乎招聘或是调动，只要能来，我极不喜欢这儿的环境。几年了，这儿的很多东西都在围歼我，想干掉我。我曾几次离职，都因没找到工作，饿，最后高举双手回单位投了降。

海南建省初期的条件十分艰苦。我租住的平房外，野火鸡不时出没，野香蕉随手可摘，完全是一片荒野景象。因停电和煤气断供，三家人只能合伙用树枝或煤油做饭。有一天，我姐想好好犒劳一下家人，好容易做出一个大菜：葱爆猪肚。没料到突然冒出几位不速之客，见一盘大菜上桌，手也不洗，也不要筷子，甚至未经主人同意，便乐滋滋争相下手，三下五除二吃了个盆底朝天，吓得几个孩子躲得远远的。

我姐气不打一处来，偷偷问：“哪来的这些王八蛋？”后来才知道来者都是诗人——呵，诗人。她好一阵恍惚，把来客留下的两册油印诗读到半夜，才渐渐消了气，第二天早上说：“确实写得好。”

算是认可了一桌饭菜的被迫捐赠。

这一诗界闹事团伙中就有来信的李亚伟，一个四川小伙。他曾以“莽汉主义诗派”闻名，其语言的粗野、狂放、草根性、嬉皮风，可视为后来小说贫嘴化和网络恶搞化之先声。“夏天的山山水水让人站立不稳”，“我头顶的天空不够用”，“我的句子成群结队要往岛上爬”……这一类野生词语在他笔下信手拈来，蛮横无理，爆破力强大，足以搅得文学礼崩乐坏。

我最终没有能力招聘他入职。这一群爷在海南打过架，名声远播后，其他机构想必也只能敬而远之。

他后来招聘了自己，据说不久便成了一大富商。

六

陈映真，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来信称：

海南是一个处女地，在“现代化”的政策下，她即将付出惨烈的人的代价、大自然的代价和文化的代价。依台湾的经验，少数民族的沦落和社会的解体，女性的娼妓化，男性沦入底层劳动者。民族文化的解体，民族主体性的解体……如果中国共产党和大陆知识分子容忍甚至鼓励这种发展，对我是痛彻心扉的失望与绝望。

请steven带去《人间》杂志十册，表示我的友情与敬意。《人间》是站在“弱者”——民众的立场去看人、生命、生活、自然和社会，特别要追究“发展”“现代化”所付出的不必付出的代价。大陆知识分子对西方讴歌太浅薄，太轻佻，对西方资本主义太无知，对中国开放改革的世界背景，即体系化的世界资本主义所加以的限制太无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评价太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太轻率。我们理解这是“文革”的反动，但反动与感情用事不是对待真理的态度。

他一九九四年八月四日又有一信称：

接获来信及影印页，何其高兴。那封信能刊在书上，说明大陆上言论也自由。这样说，也觉得有一股辛酸的讽刺味。在共产党支配的社会，左派意见反而难出头，不一定官方要压，反倒是一般知识分子会嘲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这样提问题？此所以那封信多年后刊出，竟使我惶惑惊讶不已！

少功兄，这个时代还需要作家写出时代巨大变化下的人和生活，接续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民众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大传统，兄其勉哉！

对于“现代化”名义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陈映真也许是两岸知识界中最早的质疑者和批评者，相对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内地迟到的相关讨论，差不多早了十多年。这当然得益于市场和资本在台湾先行一步，也离不开一个左翼作家的思想定力，还有某种基督教背景下的济世情怀（台湾学者赵刚语）。他提到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文学大传统，放到百年乃至千年历史大框架里看，还真是一件事：“空前”已无疑，是否还要“绝后”？

可惜他的《人间》杂志未能坚持多久，其他努力也屡遭挫折，号召力在台湾日渐微弱，似乎被他所殷殷关切的“弱者”和“民众”所无情叛离。取而代之的，却是后来奶油散文、八卦故事、狗血写作的呼风唤雨横行天下。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当然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尖锐逼问：说好的民众呢，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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