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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握手（第1页）

最后的握手注释标题最初发表于2007年《海南日报》与《湖南日报》。

海南省前作协主席叶蔚林病重的时候，我和邢孔见去他家看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久久地没有说话。他的手很大，很柔软和细嫩，给我突如其来的陌生之感。我后来才想起，与他交往三十多年，我还几乎没与他握过手。

他当时眼花耳闭，不方便说话了，只能用握手来表达心语。时间已经无法挽留，三十多年倏忽一闪，我们不可能像当年那样彻夜长谈，像当年那样结伴长旅，像当年那样激烈争议或忘情大笑。我相信他像我一样，此时有很多话想说，但一时找不到语言和话题，更不知道是否有说的必要。

他属于八十年代纯净、明亮、放阔以及热烈的文坛。尽管那时候他在同事中最晚结束下放的身份，尽管他曾经只有一间逼仄的住房和一份低微的职位，但只要读过散文《过山谣》、《九嶷神话》以及小说《蓝蓝的木兰溪》的人，都会在他茂盛的才情面前目瞪口呆，然后毫不怀疑他在湖南文学界真正的核心地位。他家里成了青年们出入最多的地方，聚会的灯光总是亮得最晚。连当红的古华、莫应丰、王蒙、蒋子龙、谌容等作家也尊崇有加，口口声声称他“叶帅”。他后来也获过奖，但很多未获奖的作品也许更好，比如，小说《黑谷白狐》，比如，我在知青岁月里唱得最多的歌曲《遥望南方》与《故乡呵巴勒斯坦》，还有《挑担茶叶上北京》——我后来才知道这些歌词都来自他的笔下。

他活得有些放任无羁，对很多事情不认真，但唯有一件事他特别认真：艺术。文字不精美的决不出手，形象不鲜活的决不出手，意趣不高远的决不出手……这使他的发表近乎低产，阅读他人作品近乎挑剔。当时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制作余风仍盛，他的执拗不合潮流，甚至受到时髦正统和时髦叛逆的双重冷落。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他代表了艺术的良心。有一次，我与他接受政治任务去采写一个重大事件。一个多月的实地采访中，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走过一排排牺牲者的坟墓时红了眼眶，抓住一件小事就没头没脑大发脾气。凭他的写作能力，他完全可以写，可以轻松赚来一笔政治红利。但他的感情与艺术阻止他下笔。“那么多人呵，都是年轻人呵……”他事后想到满山坟碑时还声音异样，“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儿女？这件事我怎么写得下去？”

他终于一个字也没写，在别人刷刷下笔时只是独自散步。

他顶住压力，任性地放弃了一次猎名和获奖的机会——虽然那些获奖之作不多久就永远被历史删除和遗忘，只赢得一时的显赫。

那时，他是一个具有青铜气质和风笛情调的感情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王子。当然，他也许没有想到，八十年代以后的形势剧变使人道主义不再够用。他眼中那活泼灵动的艺术闪光也许可以透视暴力和冤狱，却不一定能破解后来的现实迷局。拜金是人道，还是反拜金更人道？道德是人道，还是反道德更人道？……事情正在变得复杂，人的敌人成了人自己。于是文学一度成了无舵和无帆的大船，很多乘船者不免茫然、浮躁、消沉，乃至进退失据。九十年代的利益风浪就这样迎面扑来。

我们也在这样的风浪里各自东西。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他要来找我，或在电话里说我要去看他，但我们终究见面很少。

“你也老啦。”他眼下紧紧握住我的手，仔细打量我，有些怜惜和伤感，在他一段停笔多年的沉默之后，在一个不无错失和遗憾的晚年之后。

“我们都会老，都会有这么一天的。”我几乎要说出的话是：你不过是先走一步，你在前面等等我们。

我想起他意气风发和生龙活虎的当年，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南方和更南方，不觉鼻子有些发酸。我知道，以他严重失聪的耳朵，他肯定没有听清我的话。大限将近，我们只能点点头，笑一笑，似说非说，听一个呼啦啦急速远去的年代从我们手中消失——与其说这是最后的握手互别，不如说是我们告别生命中共同的过去。

时值海岛深秋，我送别手中的青铜和风笛。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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