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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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第4页）

何满撞翻一只粪桶，在地坪里跑了一圈，没干什么，又血淋淋跑到原地来了。“姓金的你这个杂种哇，老子今天不撕了你就不姓何！”

金哥操着一把锄头冲上去，二话不说就挖。

幸好有几个人猛扑上前，拦住了金哥，七手八脚夺了他的锄头，缠住他的手脚，把他拉到桐树林那边去了。看到形势已经缓解，暂时打不起来，何满就两脚跳得更高，“你来呵，你来呵，你不怕死的就来！老子今天非废了你不可！你这个臭王八蛋，翻脸不认人的杂种，你不想活了你……”他骂着骂着就哭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小三子从灶里抓来一把草木灰，急急地给他涂抹伤口。

围观者也有邢立。她满脸的不屑，捡来一块砖拍在何满面前，“怎么就歇手了？去追呵，一砖拍死他。”

“你怕我不敢？”何满喷出一个鼻涕泡。

“就凭你这一身好肉，至少也要打个平手吧？”

何满没去操砖，一口恶气撒给邢立。“你少来烧阴火，我晓得你同他是一头的，合伙欺侮我。”

“我怎么欺侮你了？你想打架，我帮你呵。”

“告诉你，他是个流氓！”

“你不是流氓，但你哭鼻子，是个鼻涕虫。”

“你呢，女流氓！白骨精！美国女特务！”

旁观者发出一阵大笑，笑得邢立沉下脸，终于撒了野，手里一盆涮饭盆的浑水，带着几星菜屑，哗啦一声泼了个何满的满脸。

何满越哭越伤心。我把他扶到房间里，帮他洗了脸，包扎了伤口，还见他鼻涕泪水横流。他哇哇哇地痛恨邢立变心，哇哇哇地诅咒女人水性杨花，还哇哇哇盘点自己各种损失，包括餐票、猪油、香皂、当归——据说他不乏妇科知识，偷偷买下当归什么的，算准日子送过去，让邢立补一补身子。他只差没有给对方送上卫生巾。

我听到这里差一点要呕，“你无聊不无聊？同她的关系没深到那一步吧？”

“你鸡屎粒子懂什么？”他抹了一把泪，“我同她什么没干过？都老夫老妻啦，餐票都是合用的。没想到她还胆敢背叛我！”他说到邢立的手是什么手，脚是什么脚，腰是什么腰，胸是什么胸，右耳下的一颗痣是什么痣，发出的呻吟是什么呻吟……好像他是个生理课老师正讲解着标本。

我听得笑了，几乎不敢不笑，好像不笑就默认自己是什么也不懂的毛头小子。“你吹吧，好好吹吧。”

“你以为我上不了她？实话告诉你，母的就是母的。老子揉上几把，她就全身都软成一摊水……”

“还真事似的。”

“呸，别说一个她，就是蔡小婧……”他又点出几个名字，“我什么鱼没有钓过？哪个咸菜坛子没掏过？”

我听得心里怦怦跳。帮他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朝他饭盆里吐了两口唾沫，用筷子一搅，就搅到饭菜里去了。如果不是看在他一脸血迹的分上，我还会捡块狗屎搅到饭菜里去，让他好好尝一次鲜。

六

何满的伤口不久就好了，而且脸上长出更多粉刺，痣疮更多地发作，更显得堂堂男子汉。他后来招工回城，又参军去了前线，在一次边境战斗中阵亡。据说他一个人敲掉了敌人两个火力点，自己一条腿打断了，还爬行十几米，把手雷扔进了敌方的工事。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发现他全身已被乱枪打成蜂窝眼。

每当听到《血染的风采》一类的战争歌曲，我就会想起他，心里有些难受。我搜索自己的记忆，不知为什么只记住了他那些可笑往事。这小子怎么可能成为英雄？他不是白长了一身肉只会没出息地哭吗？不是抠门得让人痛恨吗？也许，某种成见遮住我的眼睛，使我对另一个何满熟视无睹，很多见过的、听过的、嗅过的、尝过的、触摸过的东西在记忆中流失无痕。成见甚至可以无中生有，比如何满害得蔡小婧打胎的事，事后被证明是出于金哥的捏造。说何满参军前夕还搅着大舌头，硬把罗太太拉着去油菜地动粗——这一情况也只是由罗太太提供，一面之词并不可靠。

我再一次对记忆深感困惑。

像人一样，社会也有记忆，记录在前人留下来的纪念碑、小说、电影、回忆录、历史著作乃至成语和积习那里。社会的记忆，其实差不多就是胜利者的记忆，比方有胜利种族的记忆（如征服了美洲的白种人），也有胜利阶级的记忆（如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在群众集会上，耸耸肩，摊开手，宣布要准备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使很多红卫兵热泪盈眶。去井冈山干什么？这个问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一口号燃起了诗情，使大家想起了篝火、马背、传单、紧紧的握手、新女性的短发、白色恐怖下的飞行演说，等等。大家不是被蒯大富蛊惑，更重要的是被革命的记忆所感染。这些从小说或电影里得来的闪闪烁烁印象，早就在培训着一代新人的美感，引导着他们的向往。

他们早就想找个机会来练一把。

毛主席并没有重上井冈山，只是用工宣队和军宣队教训了蒯大富，在那一年横扫了清华园。但青年们对革命美学的崇拜后来还是一次次表现出来，在一九七六年，在一九七八年，在一九八一年，在一九八六年，在一九八九年，他们情不自禁地一次次在大街上和广场上重演前人留下的记忆。这些运动的性质各各不一，但有大致相同的形象（旗帜、演说、高歌、捐款、争论、喊口号、抗议当局的血书，等等），而这些形象在记忆中总是最能经久。想想看，幼儿教师都知道看图识字，这是因为图像比文字更容易记住，就像一个我这样的人，历史知识十分贫乏，对很多历史英雄的浪漫风度却决不陌生，动不动就把自己想象成刑场上的李大钊，街垒上的丹东，演说台上的列宁，流放途中的十二月党人。

有一个几乎参与了上述所有事件的人，叫孟海。我发现他至今还对游行有特殊爱好，不管是维权请愿还是抗议官倒，不管是反对洋人（他们不给签证或者倾销劣质汽车）还是拥护洋人（他们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他都一律投入，都觉得与自己有关，眼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如同一只打了吗啡的山羊。他的游行史始于中学时代，每次都是带上水壶和草帽，头上勒一布条，斜挎书包里塞着折叠小马扎，装备齐全走在队伍最前头。他走起路来一肩高一肩低，指挥高唱《国际歌》时把一头长发扬过来抛过去——让我一次次觉得似曾相识。那时候有一位少女曾慕名求爱，不料一见面竟大失所望，说他的脸怎么这么白净？一条疤都没有！

少女弃之而去。她一定觉得英雄的脸上不能没有伤疤，不能没有痛苦感和沧桑感。我总算想起来了，她肯定读过曾经风靡一时的英国小说《牛虻》。

孟海在中学里比我高几届。当我还在着迷抗日斗争小故事，他已经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了，经常召集几个弟子，讲解什么是生产关系，讲解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有何不同。有一天深夜我们打扑克，肚子饿了，上街找辣豆腐干。他突然指着街灯下的空寂广场对我们宣告：“这是属于人民的，一定会回到人民手中！”我当时立刻肃然起敬，境界阔大，好像突然明白了很多人生真谛，只是得意妄言，一时说不清楚。

他下放在长坡公社，离我们农场有几十里路。我去玩过一次，冒着大雪跌跌滑滑走了一整天，才摸入他的茅草屋。我们吃了些烤红薯。他指着门外的汪汪水库说，你看那像不像贝加尔湖？

我知道贝加尔湖，知道很多俄国革命者曾在那一方流放。我也听孟海背诵过很多俄国革命诗歌，大海呵大海什么的。

他坐在火塘边哆哆嗦嗦笼着袖子，破棉袄好几处开了花，肩上和头上都盖着很多轻轻欲飘的柴灰。他咳嗽，很同志式地让我大吃烤红薯。

我永远记得屋外面那俄式的风雪。

我被借到县里绘制水利规划图的时候，住在县招待所。孟海来找过我，问我能不能借些钱给他。他有一位朋友最近打算出国，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差不多就是革命的先头部队，急需得到大家的资助。我有点为难，说自己没有钱，只有一些粮票。他收下粮票以后就倒头睡了。

半夜里，服务员敲门查房，问我为什么擅留客人，为什么不去服务台登记？说着把孟海盯了一眼。

我立刻感到这一眼盯得不同寻常，史无前例的深夜查房也特别可疑。第二天一大早，我让孟海赶快走人，见他的跑鞋湿透了，让他匆匆穿走了我的皮鞋。

我去服务台补缴罚钱，注意服务员的神色。还好，那女子倒也没说什么，一边嗑瓜子一边与旁人笑闹，根本不看我一眼。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也许纯属自己神经过敏庸人自扰？

大概两个多月以后，一位电工来我的房间检修线路，大概是嘴闲得有点慌，便东拉西扯，包括说到服务员对我的意见：鞋袜臭烘烘的，烟灰到处乱弹，前不久还害得她们一夜未眠，陪着公安局的人监视这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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