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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近习相远（第1页）

性相近，习相远注释标题最初发表于2016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作家、翻译家、批评家高端论坛’。

时间：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地点：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几十年前，我是一个初中生，遇上“文革”中全国学校的停课，所有的图书馆也一关了之。但学生们的阅读兴趣仍难以遏止。有一天，在空荡荡的校园里，我和几个同学爬墙上梁，摸到校图书馆的上方，破开天花板，当了一回偷书贼。一大包偷走的图书中，有一本叫《红与黑》。

红与黑？是红道与黑道的血拼吗？是一个关于革命与反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故事吗？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本法国小说，与革命和路线八竿子打不着，却居然有令孩子们惊心动魄的爱情与性。从那时起，在我所在的城市，不少图书馆窃案频发，大批印刷物被学生们偷出，进入了民间“黑书”市场，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莫泊桑、大仲马、小仲马、梅里美、莫里哀、罗曼·罗兰、卢梭、左拉、福楼拜、波德莱尔、兰波、伏尔泰、乔治·桑乃至拉伯雷的作品……这个长长的名单足以证明，法国文学即便在“文革”前的红色中国也蔚为大观。傅雷、王道乾、李健吾、郑克鲁等翻译家的手笔脍炙人口，给读者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异域，以致当时任何一位文青——哪怕是红卫兵，若说不出《九三年》或《卡尔曼》，都不大好意思在圈子里混。

遥远的法国与中国似有不解之缘。早在一八九八年，由林纾主译的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就是第一本进入国门的西方小说。林纾一生并不懂外文，靠助手口译才得以完成一百多部译作。可以想象，那一代人的破冰之举艰苦卓绝。中文是一种表意文字。包括法文在内的西文是一种表音文字。双方基质大异，长期绝缘，凝聚其中的生活经验被一万多公里的距离所分隔，被数千年的不同历史所分别塑造，要实现一种全口径对接实在太难。林纾的一些译句就曾引起争议：“拂袖而去”，欧洲人没有长衫大袖，如何“拂”？“挑灯夜读”，欧洲人不怎么用油灯，如何“挑”？“抓住我的手使劲摇摆”，这一类让后人摸不着头脑的硬译，与其说是出于对原文的误解，更像是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寻常事故——中国人从无握手这种礼仪，看不懂两手相接“使劲摇摆”大概也情有可原。

在更抽象、更精微的词意层面，中文里的“道”怎么译？英文里的being（是，在，存在，生命等）怎么译？哪位译者对这一类词语不是望而生畏，直到把自己折腾得抓狂？后来，《马赛曲》《国际歌》在中国山地红军那里得到广泛教唱，正像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在更后来的法国“红五月”学生运动中引人注目——二十世纪全球化进程中的这激情一幕令人惊异。中法两个民族之间，文化性格的近似值明显偏高，堪称一奇。然而后人不难看出，全球化不等于全球同质化。激情一幕终究没有持续太久。究其原因，双方革命者的相互认同，自有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的深刻原因；而他们之间的相互误解，同样受限于双方在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的深刻差异。

《三字经》是中国民间妇孺皆知的启蒙读物。其开篇第二句就是“性相近，习相远”，源于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论语》。有一次我访问印度某大学，应主人的要求解释这一句，曾将其英译为peoplearesimilarinnature，butdiverseinculture。即“人们在自然本性上相似，在文化上却多样”。当时我深深震撼和折服于文化先贤这一对人性最重要、最深刻、最精辟的描写，相信即便在全球化时代，这一简洁表达也仍然颠扑不破。就像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所理解的：“人都只有一条命，都只有一个脑袋一个生殖器以及手足四肢，而这一切无论中西并无二致。由此而产生的文化断不会差异到哪里去的。”比如，“勇敢一类美德而不是懦弱一类丑态，在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里都受到肯定和敬重，没有什么差异可言”。但“在另一方面，人当然也有种族和性别的生理所属，还离不开阶级、行业、社区、国家、地理、历史的种种生存环境，而这一切从古至今都殊分有异，由此产生的文化却实在共同不到哪里去的”。

在这里，“同”和“异”的交织，或说“相近”和“相远”的两重性，决定了文学上可译和不可译的并行不悖，对于文化交流既构成了永恒的动力，也构成了永恒的障碍。眼下，从动漫到立交桥，从快餐到流行音乐，很多文化现象都呈现出更多的全球化风格，相似甚至雷同的面目屡见不鲜，包括有人争相把肤色做白和把头发染黄。即便如此，全球化仍然只是一种全球的“杂种”化，若往细里看，往深里看，这一种“杂”和那一种“杂”，经常杂得不一样，并非那么整齐划一。

比如堕胎、同性恋等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差不多是基督教的伴生物，作为特殊的西方文化品种，让中国人不大看得懂。只有当中国读者了解到基督教对同性恋的严厉压制，包括历史上公开动用死刑的迫害，才可能少一些大惊小怪。美国某机构一九九九年评选出《全球同志小说一百强》里无一中国作品，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同性恋，或缺少相应的文学表现，而是中国对这种行为虽不乏偏见，却缺少基督教的背景，缺少足够的全方位高压强度，相关的逆反也就很难积蓄出巨大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历史上揪心的病亡率和低生育率，与中国“人满为患”的国情迥异，则可能构成了这一文化差异后面更为隐秘的物质条件。

同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一方文学。现代西方人多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对中国式的“官本位”生活经验较为陌生，因此对中国长盛不衰的“官场小说”也不易找到感觉。不论是着眼正面的“改革小说”，还是着眼负面的“反腐小说”，这些读物大多以神秘的官场内幕、紧张的权斗情节、个人的传奇色彩、强烈的世俗关切，汇聚大众的注意力，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有效拉升相关的发行量，甚至持续占据各种书店的畅销书架——在西方的同类书架，这些读物的替代品通常不过是一些警匪、侦探的故事。

由此可见，不同文明之间可通又不得尽通，“习相远”仍是一种持续的制约。无论全球化潮流如何覆盖，歌德所提倡的“世界文学”仍会短斤少两，表里有别，亦有亦无。受制于传统和现实的各自引力，全球文化产出并不能一一对齐，包括各种衰减或放大机制、诱发或屏蔽机制、幻化或扭曲机制，总是会隐伏在文明的纵深，造成不同文化之间某些兴奋点和理解力的错位，造成各种对外文化误读，使人类一次次再度面临精神裂痕。

当然，人们大概不必过于沮丧。事实上，若无统一的标尺，世人就无法测出谁高谁低。若无相同的视觉神经，世人也没法区分你黑我白。这话的意思是，人类对真善美的基本价值认同，作为区分差异的“标尺”和“神经”，一开始就是四海同理天下共约的，一开始就是天生天然“全球化”的——哪怕世界上从无道路、海船、互联网一类交流工具。换句话说，“性相近”构成了辨识“习相远”的前提。林纾甚至认为：“欧洲小说与中国古文义法完全相通。”这种惊人判断至少也说对了一半，否则我们就没法解释翻译的强大动力为何源源不断，没法解释每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从来并不缺乏兼容性。作为这种说法的新近证明之一，是出版商业化及其相关质疑正成为当下遍及全球的议题，也几乎是天然“全球化”的——那种商业化，以疯狂逐利为普遍特征，正在支持一种低俗、弱智、势利、虚情假意的比赛，拉出了一道明显的文明下行线，于是独立变成冷漠，怀疑变成虚无，自由变成轻狂，狗血再狗血成了不少文化奸商的吸金利器，几乎印证了半个多世纪前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警告：“在现代生活中……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见《惶然录》，一九九一年英译版）当下宗教之间、族群之间、政派之间、发展模式之间常见的偏执敌意，总是离不开这一类垃圾文化的兴风作浪，比如国人纷纷唾弃却层出不穷的抗日“神剧”，其最大的危害，只能是增加中国受众对日本的厌恶，同时增加日本受众对中国的厌恶。这肯定是军国主义亡灵最为高兴的结果。

不同程度和五花八门的“神剧”化，无论是夸张自我还是社会，无论是折腾恋情还是科幻，作为文化工业的必然产物，正在侵蚀文明根基。这是一个全球性困境。我的很多同行对此都表现出忧虑、困惑、自省以及顽强抗争。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既有中国人，也有法国人、德国人、韩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在这一刻，他们以不约而同的表情和劳作，实现了全球化时代不约而同的精神聚集。

在这一刻，肤色、语种、习俗等都不太重要了，他们也许可以说：

今夜我们都是人。

这个世界有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中国人和法国人，如此等等。但还有一种重要的区分标准：有心肝的人和没心肝的人。这种区别可能比地缘性的文化区别更为重要，也更加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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