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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的概述（第3页）

濒危鱼类

环境和保护

1982年，美国鱼和野生动物局将蓝梭子鱼和阿尔佩白鲑从美国“濒危及受威胁野生动物名录”上移除，这绝不是因为这2个物种的数量已经回复到应有的正常水平，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它们已经彻底灭绝了。蓝梭子鱼原本栖息在尼亚加拉河、伊利湖和安大略湖，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再也没有了它们的踪迹；阿尔佩白鲑原本栖息在密歇根湖、休伦湖和伊利湖，它们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67年。它们在存活了数千年后为何又会灭绝？究其原因，原来这2个物种都直接或通过食物链间接受害于被污染的环境。此外，自连接安大略湖和伊利湖的韦兰运河修建以后，使当地的寄生性海生七鳃鳗的数量剧增，对阿尔佩白鲑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1938年，南非发现了一种小型鲤科鱼山鲤，然而仅仅过了几年，它们就在其产生地纳塔尔灭绝了。纳塔尔当地没有开凿任何运河，污染也并不严重，但为供当地英国移民取乐而引进的外来物种棕鳟却严重威胁到了山鲤的生命：小棕鳟与山鲤竞争同类食物，而大棕鳟则以山鲤为食。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莱索托德拉肯斯堡山脉苏里卡纳河上的瀑布上游，人们又幸运地发现了少数幸存的山鲤物种。瀑布虽然能阻止棕鳟的物种扩散，但近年来棕鳟已经逐渐迁徙至瀑布上游了。尽管人们已经采取措施尽力使山鲤远离被捕食的危险，但随着毗连陆地的不断扩张使河流日渐淤堵，并改变着河流的水质，山鲤的生存依旧受到严重的威胁。

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马拉维湖的部分地区，一些色泽绚丽的淡水鱼类的踪迹越来越罕见。过去，人们常捕捉这些鱼类用于水族宠物交易，从而使它们的数量有所下降。如今人们采用大规模的商业养殖，其产量几乎能满足全球对这些美丽水族的需求。人工养殖虽然能一定程度上缓解野生物种数量渐少的问题，但其他威胁鱼类生存的问题仍然严峻，譬如对鱼类自然栖息地的直接和间接危害等。

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伏尔加河捕获的鲟鱼

鲟鱼卵能制成鱼子酱，随着当地大坝的修建，以及不断增长的非法捕鱼，鲟鱼的数量急剧下降。

从前，美国国土的西北部曾有大量湖泊，在后更新世时期，随着湖水的干涸（例如约10万年前），其中的鱼类也逐渐减少，如今部分鳉鱼及相关物种只在极少数地区存活。例如，魔鳉仅栖息在内华达州南部的一个荒凉湖面下18米处的小池中，大小仅为3米x17米，这必定是世界上自然分布范围最小的脊椎动物。那里近水面处有一处3米x5.5米的岩石架，一些特有的无脊椎动物就栖息在岩石架的藻类上，魔鳉就是以这些无脊椎动物为食的。尽管它们的栖息地处于死亡谷纪念碑的保护区域中，但远处的地下水抽取使当地的水位降低，岩石架随之逐渐暴露在空气中，从而威胁到魔鳉仅有的食物来源。人们曾尝试着将部分魔鳉迁徙至其他地方，但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专家们只能在该地区的水下低处匆忙安装了一个人造岩石架。在最高法院颁布禁令前，他们还在3个特制的水池内储备了一些魔鳉。随着事态的日趋严重，最高法院下令禁止抽取当地的地下水，确保了其水位的稳定，保护了魔鳉。

上面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事情发展的全过程以及人类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上文提到的鱼类都是淡水物种，其栖息地较小，便于对濒危物种的个体数量变化进行控制。海生物种的这类相关详细信息却十分缺乏，这是因为它们的栖息地广阔，使得这类信息的收集十分困难。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相当数量的鱼类物种都面临灭绝危险。为此，人们采取了好几种措施以保证鱼类的生存。许多国家都签署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其成员国将各国的受危动植物列成名册，并一致同意不会进行这些物种的非法交易。在最新版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皮书中，哺乳动物和鸟类占了绝大多数，还有约750个鱼类物种被列入3个最高的受危等级：极危、濒危和易危。然而，实施这些条例绝非易事，特别是主要负责实施条例的海关官员必须要确保特定船只中装载的鱼类就是船主所声称的物种。这些海关官员没有足够的技术支持来准确分辨可能遇到的5000个物种——由于许多判断特征都在鱼类的体内，因此这种辨别即便对鱼类专家来说也是极其困难的。而且，一旦非法交易的鱼类被发现并扣押下来，如何处置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算能将鱼类运回其原产地，也无法保证它们会被放回最初的栖息地中。公共水族馆和动物研究机构只能接纳一小部分非法交易的鱼类，对于其他部分专家们只有2种处置方法：其一是将鱼类销毁，其二是允许非法船只进港，但在他们出示合法的文件前，禁止其销售。

意大利撒丁岛渔网中捕获的一条剑鱼

这一物种肉质厚实，倍受追捧，有时也是捕捞其他鱼时的附带捕捞物种，这些都使剑鱼种群处于受危的状况。

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遵从这些保护法律的精神，譬如，美国科罗拉多河上的大坝修筑使许多当地物种无法繁殖，导致这些物种的数量急剧下降，面临灭绝的威胁。经过科学家们的努力，一座德克斯特国家鱼类培育所在新墨西哥州建成，这些濒危物种就在那里进行繁殖养育。这项繁殖项目获得了巨大成功，每年都将许多繁殖出的新生个体送返至合适的栖息地。在这些人工养殖项目中，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譬如，阿米斯塔食蚊鱼原栖息在德克斯特被芦苇所围绕的湖中，已于1996年灭绝。由于它们原来栖息的绝佳泉的底部源头已经永久性干涸，因此人工繁殖养育的物种也无法放回其原产地。包括弗朗西斯鳉在内的另一些物种则只能通过人工围养存活，它们的原栖息地挤满了其他外来物种或受到严重污染，因此也无法被放回。

有些持悲观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问，人们极力挽救这些濒临灭绝的小鱼，究竟意义何在？于公，这些鱼类的生命与人类一样平等；于私，人类最终总会从这些鱼类身上获益。栖息在阿曼洞穴中的一种小型无眼鱼（墨头鱼物种）个体数量仅为约1000条，但它们却能再生出约13个大脑（视叶），在人们所知的脊椎动物中，这种能力是独一无二的，这对人类的神经外科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人类何其幸运，能找到并研究这种鱼类，而那些已经灭绝的鱼类身上又该蕴藏着多少极具价值的秘密呢？

濒危物种中的一部分面临的情形比其他物种要严峻得多，但总体说来，这些受危物种的命运都掌握在人类手中。若想保存这些濒危物种，就必须采取正确的措施，而且越早越好。

鱼类的未来

生态

1882年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东部近海展开了大范围的马头鱼捕捞，尤其集中在楠塔基特岛至特拉华湾一段。马头鱼营养丰富、味美可口，体长约90厘米，平均重达18千克，主要栖息在温暖水域中90～275米深处的大陆架边缘上。1882年3～4月，数以百万计的死马头鱼漂浮在海面上，当时，一艘渔船在海面上航行了整整两天，所见全是这些马头鱼的尸体。此后的20年间，马头鱼再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直到1915年，它们的数量才有所回升，可供人们进行小范围的捕捞。

虽然关于马头鱼的记录时间间隔较长，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一定有足够多的物种存活下来，才能在20年后十分有限地重建这一物种群。1882年的马头鱼大灭亡产生的原因尚不清楚，专家们确信，洋流的改变使马头鱼原本栖息的温暖水域被迅速上涌的深海冷水所充斥，致使鱼类死亡。尽管许多鱼类物种都能承受自然气候的变化，但出于某些原因，一次重大的自然灾难也足以使它们遭受灭顶之灾，如果当时该物种的个体数量不足，就很有可能导致物种的灭绝。幸运的是，当年洋流变化时，马头鱼的数量还非常多。

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河流自然就清澈，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至少对苏格兰的部分地区就是如此，其经济生存能力主要依靠大西洋鲑鱼的产卵洄游。1个多世纪以来，当地的主要经济支柱都是旅游业和酒店业，重点面向希冀钓到鲑鱼的垂钓者。用网捕鱼者守候在更靠近海岸的地方，将刚开始逆流迁徙的鲑鱼捕获并作为奢侈品销售到南方市场。这些产业一直保持稳定繁荣，到了20世纪50年代晚期，一个偶然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切。

在那之前，没人了解鲑鱼在海洋中生长时究竟会经过何方，这时，一艘美国核潜艇在戴维斯海峡（位于格陵兰岛和巴芬岛之间）的冰层下发现了大量鲑鱼群。当这一消息传播开来后，大量商业渔船便趋之若鹜，导致鲑鱼的数量急剧下降，回到原来栖息的河流产卵的鲑鱼越来越少。由于可供网渔者捕获的鱼日渐减少，他们的生计因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垂钓者能钓上来的鲑鱼就更为稀少，鲑鱼也几乎无法通过排卵来增加物种的个体数量。

在塔伊河上2个著名的池塘中，垂钓者过去在5月前一般能钓上约500条鲑鱼，1983年，却仅仅能钓到36条。这样，垂钓者渐渐不再涉足此地，那些原本在新年后还要开放一段时间的酒店也受到冷遇，直到复活节才开始有生意，这也导致这个原本就已经压力重重、没有其他就业机会的地区面临更快的经济滑坡，就业压力也逐渐上升。

此外，还有2个深远因素使当地难以捕获鲑鱼的尴尬情形加剧。首先，气候变化趋缓，使春季洄游产卵的鲑鱼数量下降；其次，鲑鱼的人工养殖非常发达，足以满足大部分市场需求，因此也没有必要继续在海洋中捕捞野生鲑鱼。从生物学角度而言，保存健康强壮的野生物种作为基因储备，也能有效避免人工养殖物种的基因被削弱。这种观点绝非仅仅只是假设，例如，具有较短颌的鲑鱼不易摄食，生长率也较低，而在人工养殖的新生鲑鱼中，短颌个体所占的比例（至少在部分养殖群体中）远比野生群体中的比例要高。

上述例子向我们展示了鱼群的价值所在。鱼类不应是少数人用以谋求利益的短期资源，而是一种能不断自我更新的资源，如果能合理使用这些鱼类资源，它们就能保持长盛不衰。“二战”以前，人们用流刺网捕获鲱鱼，那时每晚都要在北海上架设起超过1600千米的网墙。由于鱼类能在水中上下游动，而网墙却只能覆盖水面以下6米的范围，因此许多鲱鱼都能躲过流刺网，进行洄游产卵并维持稳定的个体数量。若改变捕鱼策略，如采用回音测深器并调整流刺网的深度，自然能提高投入产出比，但同时也会造成鱼群数量的急剧下降。仅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为了保护鱼群数量就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措施（如禁渔令），而如今人们为了保护另一种日渐减少的物种大西洋鳕鱼，在欧洲水域采取了十分严格但并非完全禁绝的禁渔令。鲱鱼危机的教训促使人们更早地采取保护鱼类的措施，因此大西洋鳕鱼的数量回升速度较快。

受到威胁的不仅仅只有主要的食用鱼物种，部分栖息在深海的鱼类物种也不断被捕捉，如鼠尾鳕和水珍鱼，人们可将它们的肉制成鱼丝，裹上面包后压模做成“炸鱼条”。如果人们无法从这些捕获的鱼类身上获得利益，那又会是怎样的局面呢？事实上，在所有鱼类面临的威胁中，还有一项非自然形成的因素，即人为的自然灾害，如工业废料的倾倒和原油的泄漏。这不光会毒害当地的鱼类物种，更重要的是，有毒物质会沿食物链聚集起来，最后集中到人类所食用的位于食物链顶端的鱼类身上，对人类本身造成危害。原油泄漏还有许多其他显而易见的危害，例如，会阻止水面附近的卵孵化成新的成体。然而，为了生活的舒适，人类不可避免地需要弃置废物，通过海洋运输原油，人们还用带有较小网眼的渔网捕获大型物种中尚未排卵的成体，用于繁殖。此外，拖网也会破坏鱼类的产卵场。

包括尚未被人类所意识到的所有这些因素是否必然会造成鱼类的灾难呢？在经过定期讨论达成的国际协议获得广泛遵守和拥护前，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再是不置可否，而是“是”。如果人类能小心谨慎、着眼长远地开发海洋，那么海洋也会相应为人类提供大量的资源。鱼类的未来是人类的责任，它们与人类生活的质量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切实保护鱼类资源，避免最糟的一幕真正降临在它们身上。

鲱鱼与历史

经济鱼类鲱鱼是北欧许多国家的主要食用鱼种，在这些地区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世纪时期，波罗的海南部沿岸的商业同业公会城市不仅在本埠鲱鱼供应充足，当地人还善于运用经济头脑，将这些鲱鱼制成罐头出口到整个欧洲，因此促成了这些城市的繁荣。

很快鲱鱼逐渐远离波罗的海，并在北海中栖息生存下来。随着商业同业公会联盟政治及经济上的崩溃，荷兰紧接着掌握了鲱鱼的控制权。强大的荷兰舰队常在英国海域捕获大量鲱鱼，英王查理一世意识到，向荷兰收取鲱鱼捕捞特权的税金正是补充英国国库资金的大好方法。为强制执行这种不受欢迎的税金征收，也为了保护英国海域内的鲱鱼，查理一世开始着手重建衰败的皇家海军。不久以后，荷兰为了保护自己的舰队，不惜与英国兵刃相见，展开血战。

更早的“鲱鱼之战”发生在1429年，当时，英国的萨福克公爵正率军围困奥尔良，约翰·法斯托夫爵士则押运鲱鱼送往前线的英国军士，并与法军狭路相逢，由此展开战役。

尽管这些小摩擦最终都被一一化解，但关于以鱼类为代表的“移动”资源的最终归属的争论仍然延续着。例如，关于北大西洋开发深海鱼类资源至今都没有形成公认的国际条约。20世纪80年代关于欧盟成员国间的鲱鱼配额分配的大争论，只不过是现代各国之间礼貌的政治炮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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