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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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0章（第1页）

我反驳道：“虽然只有两百元，但他们每月工资都拿不到一千呢。他们几乎都来自贫穷地区，每月两百元可以派很大的用处。”

他不以为意地摇摇头：“他们只不过一时接受不了，扣着扣着也就习惯了。”

他可真不愧为“中国通”，连我们打工者私下里常说的那句“扣着扣着就习惯了”都知道，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一直以来，厂方小型的罢工此起彼伏，但因为组织者最多是班组长，缺乏号召力，并且文化程度所限，对罢工没有提出明确的诉求，所以每次罢工最后都会不了了之。除了罢工后开除或处分一些人，并没有给厂方造成太大的损失。

所以我也想，这次就算罢工，也不过和以往一样的结果罢了。谁知第二天早晨刚一上班，便感觉到异样！生活区那边满地狼藉，象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但田中依然象往常一样，早早站在门口，不住地向上班的人流鞠躬致谢。

直到开完早会我才听同事私下说，因为每月多扣了２００元，工人们真的闹起来了。昨夜十一点半，生活区便传来了巨大的喧哗声。开始的时候，只是杂乱无章的叫喊声和口哨声。但很快，这些声音汇集在一起，变成了很多人的异口同声，象喊口号一样：“提高工资，改善伙食！”

除了这句口号，也有人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甚至还有人喊：“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这些口号一经喊出，便迅速引起共呜，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喊口号的行列。樱之厂大多数是女工，再加上女孩子的叫声又尖又细，特别突出，喊口号之余，她们对男工宿舍高声叫骂：“你们枉为男人，没种，只能眼睁睁受日本人欺负！”

很多男工本就满心怒火，女工一骂，更把他们的怒火点燃了。他们开始把脸盆、水杯、鞋子等物从楼上如雨点般地扔下去。他们原本想冲进厂区，但当值保安很是机灵，早早关闭了通往厂区的大铁门。否则，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呢。

进了不厂区，再加上工人这次闹事没有任何组织纪律，如一般散沙，很快就不了了之了。甚至于在闹事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往楼下扔自己的脸盆、水杯、鞋子等物，并没有破坏厂方的一草一木。

在清洁工的工作下，生活区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干净与整洁，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原以为，厂方会因这事开除几个人。但因为没有给厂方造成一丝一毫的损失，且又是天黑，田中这次格外宽容：“由他们去吧，发泄一下也好。中国人嘛，虽然会整人，却只会自己人整自己人，很难成就大事。”

我很气恼他说这话时的态度，嘴角上挑，眉毛微扬，说不出的傲慢与蔑视，简直和早晨那个站在厂门口向工人们点头致谢的谦谦君子判若两人！

我感觉非常羞愧，曾经，我还以为他真的热爱和平、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呢。没想到一遇到实质性的东西，他就会露出原形！

但无论如何，我以为他说得对。以我的个人体会，逆来顺受，缺乏血性，己是中华民族集体性格中的一大人格缺陷，这种缺陷几乎渗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中。外出打工这几年，每每遇到不平，我稍有反抗，稍有不屈服的举止，便会招来看客们的冷眼与嘲讽。所以我认为这次，工人们在发泄完不满后，厂方也没有追究，这事应该象以往的历次罢工一样，最终不了了之吧。

果然，接下来的几天，工人们再也没有闹事，甚至连罢工的人都没有。看来扣住宿费这件事也和以往任何一项新的苛刻的规章制度一样，最初的愤怒过后，一切都会恢复平静。

就在我以为万事大吉时，有一天晚上，我和王磊刚喝完汤，王磊却接到张声翔的电话。张声翔说他有很重要的事要和我们谈，王磊很爽快地答应了。

张声翔虽然仍是组长，但自从事务组组长史学宏被解雇后，他就被贬到事务组了，原招聘组组长由韩路兼任。张声翔身为事务组长，在处理去年的几起罢工事件时，明显偏袒工人，令厂方非常不满，田中对他更是没有好感。一个让田中没有好感的人，我实在不想跟他走得太近。

但我知道王磊的性格，若让他知道我心里的真实想法，他一定很生气。所以，我故意挑拔道：“张声翔为人处事不太合群，在人事部和金自立他们都处不好。这样的人，最好还是离他远点吧。”

王磊奇怪地看着我：“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和金自立处不好，就是因为他太有正义感了。他做招聘组长时，不但自己坚持不收介绍费，还不许普工招聘点的李玉莹收。可自从韩路做招聘组长后，哪一个进厂的不收介绍费？金自立和韩路狼狈为奸，不知赚了多少昧心钱。”

我叹了一口气，知道无论说什么，也不能阻止王磊和张声翔的这次见面，只好起身泡了一壶茶，洗了一些水果，等候张声翔的到来。

一切准备就绪，敲门声也适时地响起来，当我打开房门时，不仅看到了张声翔，在他身后，还站着一个叫梁洪权的人。这个梁洪权是表底工场的一名科长，虽然只有三十五、六岁，在樱之厂己经做了九年，算是老员工了。但因为性格太过耿直，一直升不上去。

张声翔打趣道：“大家都是老相识，不用我介绍了吧？”

王磊热情地说：“都是稀客，快请进。”

我赶紧给他们沏茶，梁洪权品了一口，称赞道：“真是名师出高徒，早听说田中颇懂茶道，杨海燕肯定跟他学了不少。”

我客气道：“喜欢以后就常来喝。”

梁洪权苦笑着摇了摇头：“再过几个月年，我来樱之厂就满九年了，满九年之日，正是我被解雇之时。所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了。”

一般来说，樱之厂的普通员工做到五年便会以各种理由被厂方解雇。比如苗先婷。而科长级以上虽然可以做的时间长一些，但九年己是极限。因为十年以后，按规定，厂里每年要发一笔长期服务奖给他们。但据说，领过这笔钱的人，屈指可数。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领到这笔钱之前被解雇了。

虽然我现在还没到九年，但只要在这里做下去，总归要到哪一天呢。一想到付出了九年青春和汗水的地方，在九年后，就不得不含恨离去，实在令人唏嘘。这就是打工者的宿命，对现在的迷茫和对前途的恐惧，沉重在压在每一打工者的心上。不论这个打工者是蓝领、白领还是金领。

比如梁洪权，他１９９２年大学毕业，１９９３年来深圳打工，对打工生活，有一肚子的故事和感慨，但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发生在十二年前的一件事，是他亲眼所见。那时候，他刚来深圳，在一家皮革厂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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